【明報專訊】「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1975年起一直在法國居住。」
昆德拉很長一段時間對外界保持低調，拒絕一切正式授權的傳記。他簽的出版合同基本上都禁止譯本自行添加前言或後記，並認為作者簡介部分用上以上那句話便夠了。而現在，我們可以增加一小句了：「於2023年7月11日在巴黎逝世。」
回顧昆德拉的創作生涯，我們最熟悉的應該是他的小說，如《玩笑》（La Plaisanterie）、《可笑的愛情》（Risibles Amours）、《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ailleurs）、《告別圓舞曲》（La Valse aux adieux）、《笑忘錄》（Le Livre du rire et de l'oubli）、《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不朽》（L'Immortalité）、《慢》（La Lenteur）、《認》（L'Identité）、《無知》（L'Ignorance）和《無意義的盛宴》（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e，此部作品先用意大利文寫成）等。如果以寫作語言來區分，《不朽》之前的作品是以捷克文寫成再翻譯成法文的，《不朽》之後的四部作品就直接以法文寫成，所以我們有時會以創作語言而將昆德拉的小說分為捷克時期（包括在捷克創作的小說和在法國時用捷克文創作的小說）和法國時期（指用法文創作的小說），中間的分界線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
捷克時期的昆德拉：詩歌與音樂
昆德拉其實也有寫詩歌、戲劇和文藝隨筆，而他的文學生涯是以詩歌開始的。在他30歲發表〈可笑的愛〉（Laughable Loves）這篇短篇小說，正式進入小說創作的領域之前，他發表了三部詩集，分別是《人，一座廣闊的花園》（Man : A Broad Garden）、《最後五月》（The Last May）和《獨腳戲》（Monologues）。而根據《叩問存在：米蘭昆德拉的世界》的簡介，《人，一座廣闊的花園》雖然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來創作，但昆德拉在這部抒情詩集裏似乎以一種批評的態度看待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文學潮流──自1948年2月捷克共產黨執政以來，捷克文學以社會現實主義為主要潮流。但第二本詩集《最後五月》卻從官方角度描述共產主義歷史，將二戰期間納粹德軍佔領捷克時期的新聞記者伏契克（Julius Fucik）塑造成神話似的英雄人物。後來一些評論推測那是捷克共產黨委派昆德拉所作，並非他本人的原意。
關於早期的昆德拉，另一個我們可能不太熟悉的面向是他的音樂。昆德拉的父親是一位鋼琴家，也是捷克民族樂派主要倡導人之一，曾擔任音樂學校院長。昆德拉自4歲開始學習鋼琴，10歲又跟隨捷克音樂家哈斯（Paul Haas）和卡普拉（Vaclav Kapral）學習音樂創作和音樂史理論。事實上，我們不難從昆德拉的作品中看到眾多的音樂元素，例如最經典的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貝多芬的四重奏Es muss sein. Es muss sein讓男主角托馬斯（Tomas）確定了對女主角特麗莎（Tereza）的愛是非如此不可。托馬斯在俄羅斯人入侵捷克後離開國家到瑞士避難，不過不久特麗莎就自行返回捷克。特麗莎離開五天後，托馬斯向收容他的那位瑞士醫院的院長說要回去捷克，小說寫道：「貝多芬最後四重奏的最後一個樂章就是以這兩個動機為基礎譜寫成的……為了讓這幾個字的意義絕對清晰，貝多芬在最後一個樂章的開頭標註了這麼幾個字：『Der schwer gefasste Entschluss』──莊嚴而沉重的決定。通過這段借自貝多芬的話，托馬斯已經在特麗莎身邊了」。除了這個例子外，還有很多其他例子展現出音樂與昆德拉小說的敘事結構、情節發展有強烈關係，如《玩笑》中雅洛斯拉夫（Jaroslav）與捷克民族音樂，《不朽》中阿涅絲（Agnès）與馬勒第十交響樂等。
不願作品因政治原因而被接受
昆德拉曾不止一次說過，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接受，他希望讀者能超越政治批判的層面去閱讀他的作品。不過，現實上，他的作品一開始在歐洲獲得成功，其中一個原因的確是因為他的作品被視為異見文學，即與捷克共產黨持不同政見的文學。而《玩笑》和《笑忘錄》這兩部作品，不論是作品內容，還是作家的創作素材與靈感，或後來作家自己的人生轉折等，都與政治有莫大的關係。《玩笑》是昆德拉第一部長篇小說，其靈感來源是作者於1950年，即21歲時，因「個人主義傾向」和「從事反黨活動」而被開除捷克共產黨黨籍一事。作品的內容一開始是盧德維克（Ludvik）給女大學生瑪格塔寄了一張明信片，為了使後者震驚，他故意在明信片上寫了這樣的話：「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健康氣氛有股愚昧的臭氣！托洛斯基萬歲！」他寫這些話純粹是開玩笑，然而他的玩笑就被舉報了，從此，命運跟他開起殘酷的玩笑。他從一個大學生、學生會幹部、黨員一下子被打入人生的深淵，先被送到邊區兵營，即勞改場，後來更有諸多苦難。《玩笑》1967年在捷克出版，出版後續印了三次，賣出了差不多12萬本，一年後獲得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獎，不過也是在這一年8月，此書在捷克被查禁。
《笑忘錄》也有類似的情况。小說一開篇就將讀者帶到現代捷克的政治史裏：1948年2月，捷共領導人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在一座布拉格的巴洛克式宮殿的陽台上向廣場數十萬民眾發表演說，站在旁邊的克萊芒提斯（Vladimír Clementis）看到風雪之中哥特瓦爾德的光頭，怕他受寒，就脫下自己的毛皮帽子給他戴上。之後，這幅哥特瓦爾德頭戴着皮帽與克萊芒提斯站在一起的照片就廣為流傳。4年後，克萊芒提斯被判叛國罪，被處死，宣傳部將他從這張婦孺皆知的照片上抹去，於是照片就變成了哥特瓦爾德獨自一人在陽台上講話。昆德拉說這是「有組織的遺忘」的一種方法，即抹煞集體記憶。讓一個高官從照片、政治宣傳品、歷史書、新聞報道等承載記憶與歷史的物件上消失，那不過是有組織的遺忘的簡單示例。其他方法還有強佔記憶，如改寫歷史，建造新的紀念碑等。一座承受着有組織的遺忘的城市，連街道也見證着失憶或記憶錯亂。昆德拉說布拉格的一條街道在奧匈帝國統治時期叫「黑教學大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改叫「福熙元帥大街」，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人佔領時被稱為「施維林街」，二戰後改名為「史達林大街」，後來那條街又叫了另一個名字。小說裏有一個角色叫米雷克（Mirek），蘇聯軍隊入侵捷克後，他因拒絕懺悔而被解除職務，並被便衣警察監視，但他自己以記憶的行為來對抗當局有組織的遺忘：他認真地寫日記，保留自己的書信，和朋友討論時局，出席那些探討國家前途的會議並做下詳細紀錄。他堅信：「人們對抗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本關於遺忘及其背後的政治意涵的作品一出版便引起大量注意，不過這本書1978年發表後一年，昆德拉就因此書被褫奪捷克國籍，雖然當時的他已移居法國。
昆德拉最出名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將媚俗（kitsch）一詞變成了流行語。根據字典，kitsch的德文字源有幾個意思：廉價、刻意、做作、誇張、煽情。而kitsch風格的物件會被批評，主要原因在於它們「缺乏真實品味與深度」，「純粹在於迅速滿足廣大群眾的膚淺美學需求或欲望」（Matei Calinescu語），所以kitsch一開始是一種美學的批判。台灣學者沈中衡就認為昆德拉在小說裏將這個字彙應用在三個層面上，分別是哲學與神學、美學和政治，而這三個層面的意涵互為因果。
神學和美學上，昆德拉用斯大林的兒子在俘虜營死去這個故事來討論神學如何處理人類的性愛與大便。歐洲基督宗教在《聖經》上說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而人類是會大便的，不過「大便」難登大雅之堂，是人類排拒厭惡的一個詞彙。昆德拉說：「人類毫不保留地接受存在的本質，人類有一個美學的理想世界，在那個世界中大便是被否定的，大家裝得好像大便這東西完全不存在，而這個美學的理想就叫做kitsch。」他的意思是說，人類基於一種美學典範（un idéal esthétique），將生存本質上一定會有而又無法接受的東西，例如性愛與大便，完全排除在視線以外。這是一種偽裝出來的，假的美學感覺，而這種宣揚一種絕對真理，一種美學典範，一種超越一切的理想境界的態度就是kitsch。
Kitsch只出現在極權社會？
這種對絕對真理，超越一切的理想境界的鼓動，在極權主義裏就最為明顯，所以昆德拉說極權主義（le totalitarisme）是一個典型的 kitsch，他在小說裏寫：「我之所以講極權，那是因為所有危及kitsch的事物都必須加以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主義表現（任何的不同調都好比在博愛的臉上吐的一口痰）、所有的懷疑（一旦有人開始懷疑細節，就會開始懷疑生命整體）、戲謔（在kitsch的王國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認真的），還包括拋棄家庭的母親、不愛女人更愛男人的男人，因為這類人會威脅神聖的天條，也就是『你們得交配繁衍後代』。」極權主義之下，統治者的威信與正當性不容質疑，極權主義社會要求人民遵守領導者所宣示的「主流」政治、道德、社會典範，慶典上人們整齊劃一地、慷慨激昂地叫着政治口號。
Kitsch只出現在極權社會嗎？民主社會如美國難道就沒有kitsch嗎？當然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描述托馬斯其中一個情人薩賓娜（Sabina）去了美國後，一個美國參議員在她面前展現媚俗，那一幕是參議員看着幾個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轉頭對薩賓娜說：「這就是我所謂的幸福。」小說甚至嘲諷說：「只要附近有一台照相機，政治人物立刻抱起身邊發現的第一個小孩並且親吻他的臉頰。Kitsch就是所有政黨、所有政治人物所遵行的美學典範。」所以有「有各式各樣的媚俗：天主教的、基督教的、共產黨的、法西斯的、民主的、女性主義的、歐洲的、美國的、民族的、國際的」，因為「媚俗的源頭，是對存在的全盤認同」，「在媚俗的王國裏，實施的是心靈的獨裁的統治」。
小說的藝術
昆德拉說如果一個社會有諸多思潮並存，而且影響力互相抵消，那我們還可以保持一些個人的獨創性，藝術家也可以創作出讓人意想不到的作品，以離開一點媚俗的專橫。所以昆德拉對小說的看法，以及他本人的創作手法，很多時也是以「可能性」為追求。
昆德拉關於小說藝術的見解主要集中在《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帷幕》和《相遇》四部隨筆中。整體來看，他將20世紀之前的歐洲小說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始於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他認為他們的小說形式自由、充滿想像力和遊戲精神，是他極為欣賞的小說類型：「他們創作上的自由令我夢寐以求：寫作而不製造一個懸念，不構建一個故事，不偽造其真實性，寫作而不描繪一個時代、一個環境、一個城市；拋棄所有的一切而只與本質接觸。」第二個時期是指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如巴爾札克（Balzac）的作品，講求作品內容與現實具有盡量同構的關係。相對來說，昆德拉雖然沒有完全否定現實主義小說，不過他較推崇第一個時期的小說，因為他認為現實主義小說在追求真實性藝術的同時，捨棄了小說的自由、多樣性和遊戲性，某程度縮小了小說藝術的可能性。
在他自身的小說創作中，昆德拉的確也通過不同的敘事手法，如複調、音樂結構、敘事視角的切換等，去探討記憶與遺忘、靈與慾、輕與重等議題。而不論是什麼議題，他都強調小說不是簡單地反映一段歷史或說一個故事而已，小說所審視的存在也並非等同於現實，他說：「小說審視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存在並非已經發生的，存在屬於人類可能性的領域，所有人類可能成為的。」所以昆德拉將小說中的人物和世界都看作是可能性，小說人物是作者想像出來的，並非帶有社會身分的真實人物。如果一定要尋找作者和小說人物之間的聯繫，他也說過：「我小說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實現的可能性。」而即使小說多次出現捷克社會的歷史背景，它也只是作為小說人物行動的舞台而被創造出來的，它只代表了人類歷史的一種可能景况，而並非專屬於某一特定社會或某一具體國家的政治情况。簡單來說，昆德拉將小說作為一個實驗場地，在其中「他虛構一些故事，在故事裏，他詢問世界」（德‧戈德馬爾語）。
閱讀他，挑戰他
用關鍵詞的方式去回顧昆德拉的創作，大概也是媚俗的一種，他一定會質問：「那些在框架，在定義，在典型以外的呢？」昆德拉也曾說過，所有東西都在作品之中，所以悼念他的更好的方式可能就是看他的作品，挑戰他，替他想出更多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