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群中國大陸留學生把倫敦塗鴉街紅磚巷（Brick Lane）的一道牆壁塗上白色，蓋掉一般人覺得很好看很有創意活力的街頭藝術作品，噴上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24個紅彤彤的大字，我們該如何理解策劃者王漢錚說：「我沒有政治立場」？
在某個訪問中，王說自己是「批判者、諷刺者及虛無主義者」，又說自己讀過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因此，我們可以猜想，他所說的「沒有政治立場」，意指他們不是要宣傳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而是一種美學實驗，要人反思西方國家的自由的虛假性。
但是，他們選錯了實驗的地方，因為它是塗鴉文化的地標。在過去幾十年，塗鴉文化在西方國家變成表達自由最率性、最具彈性的場域，因此也是混和個人自由與市場自由的空間。塗鴉雖不至於完全合法，但因為代表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創意，民眾既發展出欣賞塗鴉的美學觀感，各個西方城市及國家又努力展現自己創意非凡，在創意成為城市成功指標之時，多數政府不敢以嚴刑峻法對待之，尤其是一些成了旅遊景點的塗鴉勝地，執法者很可能會默許，或以小額罰款了事。反過來，塗鴉者創造出來的美感，也成為他們存在及實踐的正當性。
反證西方自由的優越性
任何塗鴉也是一種對話，不可能不想像塗鴉文化是什麼，以及可能的反應。事實上，這群學生早該想到，倫敦的執法者只會發幾張告票，同時，反對或反感者也只會在他們的標語上繼續塗鴉，並沒有嚴重的後果，他們的所謂批判不是白費了嗎？他們真沒有想到會有挑戰他們，質問他們為何不到北京天安門塗鴉？對比倫敦的包容，這不就反而幫忙證明了西方自由的優越性嗎？再以藝術策略來看，用中國的官方口號來蓋過這種「時髦的西方自由」，恰恰複製了既有的二元對立。
許多人說，這群學生前後矛盾，逃避責任，他們既然說很「愛我的國家」，又說作品是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文化殖民，更以中國官方的理論及口號來「反」，為何還可以宣稱自己沒有政治立場？也許，這種邏輯混亂與矛盾本身，就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面向。簡言之，就是中國沒有問題，或有問題也跟其他國家一樣平常，毋須「你們西方人」小題大做，真正有問題的是「你們西方人」，特別是「你們」看待中國的眼光。所以，我愛中國就像你英國人愛英國，美國人愛美國，當然不是政治立場。
這種姿態與文革時期的革命外交路線有一個有趣對比。當年有所謂「民間參與外交」的紅衛兵，例如，20多位紅衛兵曾去內蒙海拉爾，攔截由北京駛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他們闖進車廂，到處貼毛澤東像的畫像，以及漆上革命標語，大戰蘇修，結果與車內的蘇聯人扭打起來，引起外交風波。事後，他們還獲得周恩來甚至毛澤東接見，好不威風。同時，也有留蘇學生堅持要去紅場為斯大林獻花及高聲念誦毛語錄，被蘇聯軍警打傷，在中國也成了英雄。類似事件也發生在身處法國及尼泊爾的中國歌舞團，在表演中反覆念毛澤東語錄，指摘在場的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者。當年類似事件弄致與30多個國家發生外交風波，趕走中國留學生、外交人員等。
今天的王漢錚等同樣輸出中國官方口號到外國，除了跟文革時一樣，得不到外國人的認同，甚至導致反感，其他一切卻截然不同了。首先，王不是紅衛兵，紅衛兵可是很有政治立場的，也認為自己是鐵人一般打不死的革命小英雄，今天這些留學生卻快速地示弱，塗鴉後看到網上一片罵聲便說自己受到死亡威脅，懇求幫助，充分體現了後革命時代官方經常搬出來的「容易受到傷害的中國人民」。
當然，大環境也變了，海外紅衛兵之舉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稱許，是輸出革命的壯舉；可是，今天中共很不同，至今我沒有看到中央有人讚許這種塗鴉，就連網上也不太見到愛國小粉紅正面和應，反而有人認為是「低級紅高級黑」，也有說是不尊重及破壞原來的街頭藝術作品，更有人恥笑他們身在外國享受表達自由，卻忘記去年疫情期間在北京四通橋掛橫幅抗議的彭立發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很明顯，今天不是文革，更多中國人所渴望的是一個「正常國家」，不是毛時代領導革命的先鋒，甚至在倫敦塗鴉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也是如此，說不定他們念完洋書後也想拿一本外國護照，因此，他們才會說自己「沒有政治立場」。撇開他們談的「羅格斯中心主義」（這會否太理論了？），具體一點來說，他們就是不滿西方媒體、政治人物及不少民眾經常對中國有偏見，把她視為怪模怪樣的不正常國家，所以才會祭出「文化殖民」一說，大意是指「東方主義」吧。但諷刺的是，本來是要反對西方人把中國變成怪異或邪惡的他者，但他們卻用了官方口號來呈現「中國」，結果，反而令人有一種極不正常的中國印象，而在塗鴉牆上惹來更多批判中共的塗鴉。
紅字塗鴉體現「後極權主義」狀態
更反諷的是，孤立地看這24個字，本來真的很正常，用嘴巴說出來，全世界也會接受，誰不接受民主、自由與平等？這也是中國官方發言人的慣技，可是，經留學生一番美學操作後，卻變得很不平常，沒有呈現西方的虛假自由，卻是中國平常中的怪異。原因很簡單，試問除了中國，還有多少國家的政府需要把這些普世價值在農村裏塗在牆上，或在城市各類型政府廣告板上展示給民眾？作家余華說過，中國到處都是「人民政府」、「人民廣場」，但人們對「人民」二字卻是最無感的，更沒有認同，正如人民每天要對這24個大字（還有更多）視若無睹，更不能像彭立發那樣使用這些詞彙及價值質問政府，所以，去年底，人們只有用一張A4白紙來作無聲抗議。有人說，在倫敦街頭塗了一面白底紅字的牆代表了中國極權主義，我並不同意這種解讀，我覺得更準確地說，是讓人想像及體會中國民眾是如何活在這種哈維爾所說的「後極權主義」狀態，那些口號其實已沒有什麼洗腦作用，只是讓人虛應故事，無奈地與它們朝夕共存，而這大概也是一種「沒有政治立場」的政治罷。
在過去幾年，既訴諸西方批判理論反西方，又呼喚「正常中國」，在一些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國年輕知識精英（由「八十後」到「零零後」）間甚為普遍。2019年時，美國名校畢業的「兔主席」（任意，任仲夷的孫子），在香港是個金融精英，洋洋灑灑寫了幾萬字，以後殖民理論批判反修例運動的反中情緒，以及深受殖民文化荼毒而自我憎恨的香港華人。有趣的是，與這種表面極為理論化姿態異形同構的，是當時在海外抗議甚至搗亂香港聲援集會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不少西方記者上前訪問他們，他們卻只是不斷重複「中國好」、「中國政府好」、「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等。有人說是政府派來的，有人說是腦殘，這些描述也未必準確，但他們很明顯只想說，這是一個正常國家的立場，並不是什麼政治立場，有（不正常）政治立場的是「你們」！
也許，王漢錚等不過是以並不太高明的藝術手法，再演練一次這種邏輯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