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港產恐怖片《七月返歸》9月出爐，媒體焦點往往落在MIRROR成員Anson Kong再登大銀幕，其實也是編導謝家祺首部長片，他在第一部電影想跟觀衆說些什麼？近月香港恐怖片彷彿回勇，但不得不承認香港恐怖片近年有所減產，為什麼在這情勢下，偏偏謝家祺立志要成為一名恐怖片導演？
謝家祺，又名中環塔倫天奴，別號離奇家遮，後兩者皆是筆名，用於書寫城中的故事，尤其民間傳說。筆耕多年，他一直想着要拍攝自己的恐怖片。電影的核心既是劇本和故事，等待機會之際，他不斷寫作，又接下不少拍攝短片工作，「全部都是我的練習」。
直至2017年，他在mm2新晉導演計劃中得獎，得獎者得到拍攝首部長片的機會，可是他拍攝恐怖片的想法總被行內人勸退。怪力亂神的故事不能在內地上映，最終只餘「疑神疑鬼」一途，斷了內地水路的劇本很難吸引投資者，「劇本就只會是劇本，它不會成為電影」，這也是為什麼，投資者更樂意投資拍攝網絡大電影的劇本。
行內人勸退 幸老闆賞識
不過他還是寫了一個恐怖片劇本，寫起第一稿時，「老闆就問我『有鬼？』，我說『是有鬼，真的有鬼』。然後他就想了一想跟我說『那你拍好一點，你拍得好的話，只係（賣）東南亞市場都可以』。」老闆豁達，他也堅持，他跟塔倫天奴一樣，既是導演又是影迷。他對恐怖片深深着迷，從希治閣、波蘭斯基數到日本J-horror、泰式jump scare，再到今日荷李活恐怖片那些不止靠嚇，往往意有所指的片單，也是他的心頭好。
恐怖片挑起觀衆恐懼情緒，雖然手法吸引，但他慢慢發現要嚇倒觀衆並不困難，「難處是故事，我覺得需要故事去支持這些鬼故，再去看一些鬼古、恐怖片的時候，我發現其實對我來說恐怖片是很有教育意義的」，恐怖片或鬼故事背後其實蘊含着普世價值。「飲着香港恐怖片奶水長大」的他就留意到港式恐怖片往往指涉因果論，但鄭保瑞的《熱血青年》是個特例，「那班人（主角）是救人捐血，但救了那個人，鬼卻要攞他們的命，這種蠻不講理顛覆了我的概念」。
恐怖片曾經也是香港電影一門拿手好戲，《猛鬼大廈》、《回魂夜》、《異度空間》不勝枚舉，對於近年多產出着重人文關懷的港產片，他說：「其實要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工業才是健康的」。他並不只要復興舊有的港式恐怖片，「而是我們要嘗試在恐怖片帶出新的東西給往後的人」。
盼借鑑美恐怖片 拍纏繞港人恐懼
他發現世界各地的恐怖片導演都在嘗試新事物，「而近年的荷李活恐怖片傾向恐怖只是包裝」，譬如《逃出絕命鎮》和《虛無》的導演Jordan Peele以恐怖包裝纏繞非裔美國人數世紀的種族問題，「這個也是我想在香港電影裏面能夠貢獻自己的東西」。然而纏繞着香港人的恐懼又是什麼？
在《七月返歸》，本來已移居加拿大、自幼有陰陽眼的向榮（Anson Kong飾）收到母親（白靈飾）自殺未遂的消息，迫於無奈返回香港，暫住公屋舊居，「本身這個地方是他的家，但他見到周圍的人情味、見到周圍街坊的友善，他反而有一種陌生感，他不熟悉這個地方」。
重返舊居的向榮竟再次看到鬼，同時街坊行為怪異，離奇怪事接連發生。鬼的形象有時以母親形象出現，對應母親施予他的童年陰影。謝家祺解釋道：「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往往很愛一個人，但當你用錯方法，你就會變成傷他最深的一個人，就等於向榮媽媽，其實全部都是出於愛他（向榮）。」
母親因其粵劇愛好，穿著粵劇花旦服飾纏繞向榮，原來也透露謝家祺的嗜好。他最初從盂蘭勝會的神功戲接觸到粵劇，先被其艷麗服飾所吸引，但同時也發掘到粵劇的恐怖感。當他走進戲棚，拿着攝影機向上掃，棚上懸掛的衣服一件接一件被風吹着，其中一件衣服就好像有一雙腿在抖動。戲棚內的種種禁忌，例如女生不能坐衣箱，也塑造粵劇神秘的一面。「還有『粵』，它（粵劇）是在講廣東話，而那種廣東話是俚語，即是我們最原始的廣東話。」
鍾情粵劇 化入作品
後來他深挖下去，發現部分粵劇迷相較傳統保守，很難接受新事物，譬如在粵劇加入rap，「只要你的粵劇有一點不是他的口味，他就會覺得這個不是他的粵劇」，甚至感覺褻瀆粵劇。於是他在開拍前請教了幾名粵劇界前輩，他們的看法卻十分有趣、開放——電影與戲棚的載體不同，只是電影裏的角色是這樣，但不代表戲棚裏的人也是這樣。
粵劇裏的新舊衝突也令粵劇傳承舉步維艱，「今年盂蘭盛會的規模都細了，做戲棚的師傅又愈來愈少，你會看着這些那麼漂亮的東西，天天都在消失」，他就想用鏡頭記錄香港這些即將式微的事物，又如兒時聽過的民間傳說。因為有些事沒有人繼續講，就會被人遺忘。
「我怕沒有人知道這些我們小時候經歷過的民間傳說，例如辮子姑娘、九鐵廣告，以前這些（民間傳說）是上報紙，能夠容許有這麼神秘的空間出現。但現在慢慢你見到很少再講這些，大家都很容易合理化一些事情，但我覺得那種想像是好，我想保留下去。」故此他的恐怖片題材也是取材生活、取自民間傳說，「這些就是我的養分，或者我是從這些點子裏面出發」。譬如《七月返歸》部分取材自打生樁——興建建築前，將小朋友丟下樁裏，然後在此之上動工，祈求大廈安穩，住客住得心安理得。
他反思這種行為就覺得自私：「為了這裏的人住得安穩，犧牲了兩個小朋友。你會再問下去，那個家長怎樣？家長是否願意付出這些小朋友去尋求這些安穩？如果真的保證他們未來很安穩，他們是否真的會付出？如果他們不付出，這棟大廈的人會怎樣看他們？這些都是我不斷問的問題。」之所以傳出打生樁這類型鬼故事，全因為生葬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按照這種邏輯，他便覺得現實往往比起鬼故事恐怖。
現實往往比鬼故事更恐怖
現實中的恐怖，也包括香港電影人不能逃避創作自由的問題。謝家祺不諱言必然有創作限制，「但我覺得現在我們的創作人，大家都在摸索，其實大家都很想嘗試如何聰明地講自己想講的故事」。而《七月返歸》經過5年創作，去年完成，「那5年就是抱着劇本過，真的一直卡住在劇本裏面，不斷去找出一些核心。因為我本身想寫港式恐怖，但是在幾年間你都知一些東西會轉變的，譬如5年前大家的價值觀和今天都有點不同，所以恐怖片其實都應該與時並進，所以都是一直去微調，直到這個版本出現」。
他續舉例5年前社會上未必有太多人想將小朋友送到外國讀書，但5年後他們的小朋友可能已經在外國生活、讀書。創作人跟着時代走之餘，他理想中的恐怖片是令觀衆離場之後，「他會覺得被故事困住了，然後他們發現裏面所講的恐懼離你很近，然後你會突然在你的生活上思考到這些東西」。謝家祺便說：「觀眾能夠在電影裏面感受到什麼，那些就是真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