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我有兩本譯詩集出版：《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詩選》和《煙與鋼：桑德堡詩選》，分別由雅眾文化和譯林出版，均屬內地的出版社。
其實桑德堡那本早於4年前已譯好，但因種種原因，延至今年才出。威廉斯那本後來先上岸，由動手翻譯到付梓，不足一年，可算頗有效率。
我譯外國詩歌，不自這兩本起。打從十多年前起，我已把翻譯「當成一回事」來做。最早是受葉輝所囑譯出翁達傑的一輯詩，發表在《詩潮》上；之後陸續翻譯了斯特蘭德、斯塔福德、波帕、希米克（又譯西米克或西密克）、辛波絲卡、希尼、畢曉普、加斯堤斯、格拉斯、默溫、奧哈拉、李立揚、麗澤．穆勒等我極其欣賞的詩人，還有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巴勒斯坦詩人阿爾卡興，以至昂山素姬等的詩作。其中，有些只略翻幾首，有些則愈翻愈合意，往往就廢寢忘餐一首接一首譯出來，然後投稿發表或放在自己的網誌「生長的房子」裏。
見賢思齊 譯介外國詩
動手翻譯外國詩，乃因曾經深深受惠於前人的優秀譯作，如趙蘿蕤譯艾略特，查良錚譯奧登，尤其是查譯奧登的〈在戰爭時期〉十四行組詩，其中第十八首「也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煙」之句，讓我當年一讀難忘，隨後不禁把它略改少許，一直置於自己的網誌首頁上——「生長的房子。叫有山有水的地方也能有人煙。叫有人煙的地方也能有山有水。」至於其他優秀的前行譯者，如卞之琳、戴望舒等，亦讓我獲益良多。及後因自己喜愛希尼，讀原文外亦讀譯本，一讀袁可嘉譯的版本，即大為折服，尤其是〈期中休假〉最後一句：「一隻四尺長的木箱，每年一尺長」，譯來精簡到位，無愧原作。
兩岸三地這幾十年來譯介外國詩，都有不少出色之作。若單論譯介美國現代詩，不得不提趙毅衡早於1985年編譯的《美國現代詩選》上下冊，不少我所認識的詩人，都不約而同以這兩冊書為進入美國現代詩的啟蒙；而我認為，單以選篇和翻譯水平而言，這兩冊至今仍比後來許多譯詩集優勝，因為趙毅衡善於選擇每一位詩人的代表作，譯來精準到位，文字乾淨，保持詩質，而且於我來說還有一份額外的「親切感」——至少他譯斯奈德的詩時，不會把「斧柄」譯成「斧子把」。
見賢思齊，從此讀到外國出色的詩（當然只限於英文詩或英文轉譯詩），想為文評介，見未有華文翻譯，或已有譯本未如己意時，便自己動手了。初時只限於零散篇章，《煙與鋼：桑德堡詩選》是我第一本能夠成書的譯作。
出版社譯林把它歸入「俄耳甫斯詩歌譯叢」第二輯（第一輯出版過布萊希特、勒內．夏爾、翁加雷蒂等詩選）。桑德堡並非我主動提出的選擇，因邀我譯詩的策劃主編凌越只提出龐德、桑德堡兩個選擇，我唯有選擇後者。那時我對桑德堡認識不深，比較熟悉的詩離不開〈霧〉、〈芝加哥〉和〈摩天大樓〉，尤其是〈霧〉，「霧來了，／以貓的細步」，這種簡單的意象詩無疑是極討好的，也是詩作坊常用的教材。我自接了這項任務後，才對桑德堡有較深入的認識。
桑德堡詩風 直白粗獷而深沉
桑德堡的成名作是《芝加哥詩鈔》，裏面的詩傾向直白，文句往往一瀉無遺，且大量採用美國俚語，因此當年出版，不少人譏之為粗糙野蠻，不夠精煉。但誠如著名評論家路易士．恩特梅爾指出，「桑德堡只有在面對野蠻暴行時才會顯得野蠻」，「而在其堅韌個性底下，他其實是最溫柔的在世詩人之一；當他運用口語以及極富隱喻性的俚語時，他是希望能在『輕快、耐嚼、兇猛的字句』中尋找一種全新的詩學價值」。這種詩風取向，無疑令桑德堡走上了繼承惠特曼的道路。其後出版的《剝玉米皮的人》和《煙與鋼》，桑德堡更進一步，在保持氣勢之餘，更加強了應有的詩力和節制力。我譯〈煙與鋼〉這首被稱為美國工業時代的史詩時，在龐沛而出的連綿排比句中，不時讀出細緻而深沉的段落，如「只有煙，煙，和一個人的血。／一個奔火者跑進去，跑出來，跑到別處去，／然後剩下——煙和一個人的血，／以及成品鋼，冰冷，呈藍。／……／以人的血和煙囱的墨，／煙之夜寫下它們的誓言：／煙化為鋼，血化為鋼……」。此外，收在《剝玉米皮的人》裏的〈草〉，更以沉痛而內斂之筆，把它寫進了美國詩歌的經典：
把屍體高高堆疊在奥斯德立兹和滑鐵盧。
把他們剷進泥土下讓我工作——
我是草；我掩蓋一切。
再把他們高高堆疊在蓋茨堡，
再把他們高高堆疊在伊普爾和凡爾登。
把他們剷進泥土下讓我工作。
兩年，十年，旅客們問起乘務長：
這是什麼地方？
我們到了哪裏？
我是草。
讓我工作。
《煙與鋼：桑德堡詩選》譯出後，等了4年仍未能出版，其間中美關係轉差，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去年，我又接獲另一家出版社雅眾文化的翻譯邀約，這次是威廉斯。無獨有偶，我為內地出版社翻譯的詩人，都是站在惠特曼的偉大傳統下；而這兩位，也或多或少與我的詩風有若干影響關連，難道以他們作為我譯事出版的開始，也是冥冥中的安排？
讀威廉斯詩作 思考詩為何物
威廉斯的詩，最為人熟悉的是〈紅色手推車〉和〈便條〉。我十多年前擔任公共圖書館新詩創作坊的導師時，便常用這兩首詩，作為刺激學員思考詩為何物的工具。〈紅色手推車〉好像意象主義一脈的作品，但詩中除了展示雨中（或雨後）偶見事物的色彩對照外，你要尋問它究竟隱喻什麼時，往往不得要領。〈便條〉一詩，你若把「我吃了／李子／那些在／冰箱裏的／／那可能／是你／留作／早點的／／原諒我／它們是那麼可口／那麼甜／那麼冰涼」連在一起，不作斷句分行，那麼它究竟是不是詩呢？那時大部分學員都認為它不是詩，甚至連一段好的散文也稱不上。可見詩在威廉斯手裏，是如何讓大家回過頭來，重新思索詩的本質和定義。
譯威廉斯之初，本以為會比桑德堡容易，畢竟桑德堡的詩有太多不易尋根索源的俚俗口語和地方風物。然而，一譯之下，發覺並不容易。即以〈紅色手推車〉為例，原文開首的so much depends/upon已經難譯，因為so much並無確實指稱的事物，譯成「那麼多事物／取決於」只是權宜。雖然，前人已有很多譯法可供參考，但它們都有不同的缺點，並沒有一個堪稱理想的譯法。因此，翻譯這詩只能找一個比較貼近原文的譯法，在盡量追求精準之餘，還要充分照顧威廉斯的文字風格，不要把詩譯得過於典雅，或隨意添油加醋。
〈紅色手推車〉難譯，正因為它是《春天及一切》裏的其中一首。這本出版於1923年的詩集，堪稱威廉斯最具原創精神，而且實驗性極強的詩集。其中詩與散文並置，互不相屬，亦無特別呼應，甚至連詩題也取消，所以要譯出全本，不啻一項艱巨挑戰。以前出版的威廉斯譯本，不但無視其中散文，即使詩作部分，也只選取若干相對容易的來譯，實不足以呈現威廉斯的全部好處，所以這次出版這本選集，便要作出突破：不僅精選威廉斯50年來的最好作品，還要把《春天及一切》全部譯出，加上以前不大有人譯過的散文詩集《地獄裏的科拉：即興創作》裏的篇章，便令這次的翻譯任務別具意義。
我花了4個月時間，全職完成這本威廉斯的翻譯。有人說快，但我覺得過程是異常的慢，尤其是翻譯《春天及一切》這部分，不時「痛苦」得如墮深淵。不過完成了卻極有得着，也自覺多了解了威廉斯，更加喜歡他的作品了（我得承認，以前並非太喜歡他）。現在威廉斯對我來說，不是只懂寫「便條」詩的詩人；他對艾略特一路學院派詩風的逆反，他在追求本土化、生活化、口語化之餘，亦不忘創新的精神，在在啟迪我在詩路上的進境。
既是「譯」詩，也是「寫」詩
大體來說，這兩次翻譯，都屬於痛苦過後便不思痛的愉快過程。其中，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我能夠以一個香港作家和譯者的身分，在內地出版譯詩集。說「有意思」，主要是兩方面：
一、以我多年觀察，我常覺得內地同行翻譯詩歌時所運用的語言，即所謂遣詞造句，跟我的，或我在此間成長地所習慣的和欣賞的並不一樣。我不能很清楚無誤地解釋為何如此，這是很細微的分別，如對語言敏感，當可察覺出來。我想，我們學習年代所背誦的文言文和古詩詞，以至新文學運動以還的優秀書面語，以及可能有人會認為有點牽強的粵音影響，都與這種分別息息相關。我運用這種語言，可能會讓內地讀者在欣賞外國詩人優秀作品的同時，也能在譯入語方面領略若干「新意」。
二、很多內地譯詩集的主要缺失不是譯得不準確，而是譯得不像詩（因而也常讓讀者懷疑原作的詩質）。我是寫詩的，翻譯我也當寫詩來做；而翻譯是「半創作」，我「譯」威廉斯，也同時是以一個香港詩人的身分和背景在「寫」。
然而，挫折還是有的。就是被編輯告知某些名詞和用語必須按統一規範而更改時，便只能無奈地妥協。當我知道單看文字便有畫面的「洛磯山脈」，要被無情地改為「落基山脈」時，感覺就好像翡冷翠當年要變成佛羅倫斯，甚或佛羅倫薩一樣。
但內地出版社在許多方面還是值得稱讚的，例如不論策劃、編輯、校對、設計、排版、宣傳等等，他們都做得十分專業。我尤其欣賞校對，他們不是要做到一字不錯，而是要做到一個標點不錯；有疑問的地方，還會跟譯者反覆商討，並非常尊重譯者的意見（當然那些規範除外）。
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內地出版社做事還深具魄力。例如雅眾文化，他們不因市場上已有威廉斯譯本而卻步，反而因現行譯本水平未臻理想，或未夠全面，而毅然推出更龐大的計劃：去年他們把威廉斯的5卷長詩《帕特森》重新譯出（之前華文世界僅有翱翱——即張錯——於1978年出版的譯本，名為《柏德遜》），今年更進一步，再推出《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詩選》，一口氣把威廉斯最重要的作品全面呈現在華文世界裏。近年，內地還先後出版了許多有分量的譯詩集，包括龐德、奧登、默溫、希米克、李立揚、阿什貝利、羅思克、佩索亞、策蘭等重要詩人，來臨的還有斯塔福德、詹姆斯．賴特的詩集，相當教人期待。
他們能夠以這種規模和速度出版，甚至譯本多有重複，原因之一，是所譯對象逝世已屆50年，版權已屬公版，出版社不用支付作者版稅（當然還要給譯者）。但話雖如此，譯者若有好提議，很多出版社還是不大計較是否有公版的。
詩屬小眾，詩集的銷量一向不會很大，何况全世界都面臨讀者日益減少的問題，但內地出版譯詩集，相對於其他華文地區卻仍然擁有一大優勢：就是市場夠大，通常一刷5000本，還會經常加印。近年內地最好賣的譯詩集，據說銷量達數十萬本之譜，我聽了也吃了一驚，相信現今華文原創詩集的銷量，已相距甚遠。不過無論如何，現今華文詩壇還是很需要翻譯，而且是更高質素的翻譯，就如本雅明在〈譯作者的任務〉一文所言，「最偉大的譯作注定要成為它所使用的語言發展的一部分，並被吸收進語言的自我更新之中」。華文詩的進步，會與翻譯質素的提高同步。我們有理由期諸更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