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政府推廣夜繽紛吸遊客，但其支持機構中除卻廟街商販商會，再無像「女人街」這種具有代表性的夜市街道；無獨有偶，對岸的深圳毫不示弱地推出21招與香港打對台，而距「天下第一關」羅湖口岸最近的羅湖商業城亦掉出隊伍。女人街和羅湖商業城名聲在外，是由一群草根階層打拼出來的結果，可如今為何有種被遺忘的感覺，它們又為何被遺忘？
兩地同病相憐 熟客消失了
1994年開業的羅湖商業城被譽為「港人北上第一站」，1998年店舖出租率達100%，在上世紀末極受港人歡迎，至今儘管店主來自內地不同省份，但每張名片都用繁體字書寫，令人彷彿似仍未走出香港。疫情封關3年，商販描述「這裏像死城」，直到今年2月重新開業，內地媒體曾形容羅湖商業城希望滿滿，但實地走訪後，「希望」一詞未聽任何受訪商販提及，更多的是「失望」和「無望」，還有一些商販直接以「我都沒生意，怎麼和你聊生意」拒絕受訪。
這座商城營業時間顯示至晚上11時，但有商販說傍晚6時就差不多沒有店舖營業了。當日正值午飯時間，許多商販一邊坐在店舖門口，吃着擺在塑膠櫈上的盒飯，一邊試圖勸說路過行人進店看看。一家開在2樓的美甲店，周邊都是留一張寫有「旺舖招租」的吉舖，美甲店老闆譚先生在這裏開店20多年，直言「商業城老了，追不上時代」。他說，以前網絡還沒那麼發達，深圳商場也沒那麼多，「香港人過了關只知道來商業城，我家店門口總是排人龍，但現在超過80%人流都被深圳其他商場吸走了，商業城設施都很老，連一家奶茶店都沒有，怎麼會有人來」。
店東一直虧損白交租
譚先生這家美甲店如今主要依靠來自香港的熟客，「一天有10個客人已經很不錯」，而疫情之前生意都算好，「不至於這樣糟糕」。他又指着隔壁吉舖說：「他們只開2個月就倒閉了，當時看見商業城對商販免租搬進來，但現今不免租了，每月還有一大筆管理費要交，（他們）頂不住。」譚先生靠在店舖玻璃門上說，商業城的租金折扣正在慢慢減少，「最初是免租，後來從一折二折變成三折四折」，如果哪天租金不再提供折扣，他可能也會步這些吉舖後塵。
走去5樓，仍有許多坐在舖頭門口的商販叫喊招攬客人，珍珍的訂製女裝店面積只有約20平方呎，掛滿各式各樣的女士旗袍和長裙，身形瘦小的珍珍像是被擠出門外般，坐在一旁的紙箱上喝着熱茶。快年屆60歲的珍珍也在這裏做了20多年生意，最初是幫老闆打工，近幾年才自立門戶，她坦言現今熟客只有兩名，對生意已經不抱希望，「我一直都虧損，舖頭租金都算白交。疫情之後生意更加差」。她一手捧着茶杯，另一隻手比劃着圈說：「幾乎每家都沒客人，我們早上10點半開始營業，基本晚上6點就都關門了，沒有夜經濟的。」
珍珍來自廣東湛江，有不少親戚在香港，「我都知香港情况，因為我流失了很多移民的熟客，何况疫情期間又令很多人轉去網購，誰還會特意來訂製衣服？」珍珍還說：「如果香港經濟好起來，我們這邊都會好。但（香港人）來回過關快一百塊錢，經濟蕭條，搵錢都艱難，怎會還想來深圳消費呢？」
女人街檔販「認命」
回到香港同女人街商販聊夜繽紛和廟街，他們的心境和譚先生及珍珍類近。也許是同根相惜，在女人街做了20多年生意的阿偉對「落榜」表示理解，說廟街有一片空地可以搞美食街，「遊客都鐘意街頭小食，不像女人街路兩邊都是規規矩矩的小餐廳，而且這條街的商販主要做攤檔生意，沒有空間去搞『夜繽紛』」。但阿偉接着說道，「就算搞『夜繽紛』也不會有大起色，遊客量遠遠比不上以前，香港經濟太差了，也只會越來越向下」。
阿偉的攤檔不算小，訪問時無一名顧客，他獨自坐在塑膠櫈上，透露當天生意額只有1800元。記者掃視了一下掛在阿偉後面的一件標價200元的毛衣，以此計算，他這一天賣出9件。 阿偉稱，「不是說笑，3年疫情令所有人生活習慣改變，再想恢復以前的樣子，不是那麼容易」。疫情期間，女人街只有一成舖頭開業，阿偉是其中之一，「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是我有史以來生意最差的，但仍然開業，因為年紀大了，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他回憶起2003年SARS期間，內地及香港尚未實行「自由行」計劃，女人街的內地客較少，外國遊客佔絕大部分。「購物稱得上瘋狂，而那時香港經濟的底子也很好，完全能捱過持續不到半年的SARS。過了1年之後，我的生意就徹底恢復，最好的時候每日生意額幾千元。」
從疫情爆發至今，阿偉說至少想過3次結業，「有人建議我去做保安，但我不喜歡，就這樣熬着吧」。問阿偉若想令生意恢復，需要政府提供哪些支持，但對方似乎覺得這個問題很白癡，笑着說：「提供支持意味着政府要出錢，他們想的都是如何搵錢，怎會出錢支持你？」
由下至上 才有效振興經濟
隨後見到從小跟着家人在這條街做生意的十哥（化名），他從上世紀80年代做到今日已有逾40年，「最初做女裝成衣，整條街都有很多賣女裝商販，所以才叫女人街」。如今轉型不再做女裝，他對夜繽紛的評價只有一句：「信者得救，唔信者沒救。」訪問那日雖是工作日，但整條街人流幾乎稱得上絡繹不絕，隨處可見不同膚色、操不同語言的外國人，十哥繼續說道：「有遊客，不代表有生意，（生意額）和疫情期間沒什麼分別。」
入行40多年，十哥亦對不同年代的香港經濟和各屆政府執法力度有很深體會。「我小時候，女人街的營商環境很好，後來一路一路轉，本地客變少，外國遊客成主力。最初是歐美，接着是日本，之後是東南亞，目前菲律賓人佔大部分。」2020年後十哥「明顯」感受到對商販的執法力度愈來愈誇張，「我們被要求夜晚11點前收檔，超過1分鐘沒收，就有人來罰你」。 但之前，「政府表現得沒有這麼明顯」。
又問他如何看只有廟街「上榜」，正在收拾貨品準備放工的十哥停下動作，回頭笑說：「政府只不過想做個樣，你懂嗎？」他認為，香港經濟若想好起來，應該是由下至上，「因為低下層最經常花錢，買一些平價日用品等等，如果商販生意可以先好轉，振興經濟或許不難吧。但夜繽紛的邏輯好似不是這樣囉，反而先照顧大商場」。
和阿偉相同，十哥也想過甩手不幹，但他們這行「洗濕個頭」，如果不做了，「你將這麼多存貨扔到垃圾站捨不捨得？」另一個和阿偉相同的是，十哥已不妄想政府會支持他們。收檔時間已到，告別十哥走在女人街上，聽到其他商販拆棚時發出金屬碰撞的聲音，叮鈴噹啷的，更叫人心緒凌亂。
谷商場易推行 新商圈有噱頭
在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梁堯忠看來，兩者未上榜主要是出於戰略管理的考慮。「由於推廣夜經濟屬短期或臨時措施，從香港政府角度看，最能夠快速推行及最容易引起關注的方法，就是同私人企業及商界合作，在人流較多地方（特別是商場）推行一些優惠措施吸引目標顧客。」廟街之所以成為對象之一，有可能是因為「更容易推行」，因廟街本身排檔數量較少，加上有商販商會幫忙統籌，所以推行改革的速度較快、較容易。
至於羅湖商業城未能成為主要對象，梁堯忠分析有可能因為其他新建的商場都接駁主要鐵路幹線，再加上深圳規劃時已經打算成立一個新商圈，所以以新商場做主打，較易留住來自香港的遊客。另外，大部分香港人對羅湖商業城已經有一定認識，「知道商業城的規模同店舖種類都有限，所以如果再以商業城做主打會給人一種無新意的感覺」。
邀大財團參與 有政治考慮？
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猜測，夜繽紛參與機構多為大財團的原因或許是有政治考慮，「特首選舉受大財團支持，且僱員數量龐大，政府必須考慮」，但預料大財團受惠微不足道。
根據「夜繽紛」活動，旅發局11月起向旅客派發100萬份「香港夜饗樂」消費券是其中一環，傍晚6時後光顧指定酒吧或餐廳即減100元。曾形容續派消費券為「吸毒」的李兆波預料，短期看此舉可以振興夜市經濟，但杯水車薪，「消費券並不是限定在1個月內使用，這1億元遠遠彌補不了疫情前後本地食肆每月收益的差距」。
統計處數據顯示，2018及2019年，香港每月零售消費額平均接近400億元，「疫情3年期間無遊客，每月平均零售消費額差不多270億至280億元，今年每月平均值基本在330億元左右，遊客僅貢獻了幾十億元，說明他們消費力都變弱」。因此，從中長期來看，他認為夜繽紛作用不大，「只會短期刺激一下經濟」。他續稱，夜繽紛派消費券仍能用「吸毒」做比喻，短期刺激似解癮，實則於事無補，「政府更應該思考為何零售業和餐飲業不再強勁」。
與深圳相比，李兆波認為從遊客和商家的角度看，香港都失去競爭力，「雖然內地經濟也在下滑，但餐廳租金不是最大開支，人工和食材才是，但香港則反過來，如果餐廳租金能下調，利潤率便會提高」。
移民潮、北上消費影響大
女人街所在的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朱子洛稱，區議會討論過要不要發展女人街和廟街，「但政府最終和哪一條街的商會去談，不是我們來決定的」。他猜測，可能是廟街較多食肆，而女人街主要賣雜貨，「兩邊特色不同，但好難評價為何只選一邊」。不過，將廟街作為一個試點「聊勝於無」。他又指，夜繽紛恐怕治標不治本，「因為始終存在結構問題，高消費的港人大多移民，而今日又興起北上去深圳或其他內地城市消費，解決好這些問題並不容易」。
油麻地廟街販商商會主席陳錦榮表示，廟街入選是旅發局主動建議的，「他們覺得廟街是一個適合的地方」。他續指，南京街至佐敦道的廟街曾是小巴站，「站頭搬走之後，30年都是空置的，沒有攤檔，而女人街沒有這樣的條件」。對於女人街夜市的代表性，他都表示認同，但亦理解此次只有廟街入選，「廟街享譽國際，如果搞得成功，我想可以帶旺鄰近的女人街或鴨寮街等」。陳錦榮透露，正和政府商量在廟街這片空地搞一條美食街，賣一些包裝食品，比如臘腸、牛肉乾、杏仁餅等遊客喜愛的手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