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沒有人會否認，女性整體的社會地位提升了不少，工作機會多了，教育程度高了，從商界領袖到政府首長，女性的比例愈來愈高。以美國商業世界為例，前facebook（現稱為meta）營運總監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大概是近10年女性主導跨國科技公司的著名面孔。除此之外，不論是美國通用汽車（GM）、房利美、花旗集團，還是科技公司甲骨文（Oracle），其CEO 都是由女性擔任。因此，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在過去數十年大幅改善，大抵是不爭的事實。
身分政治的觸覺
但性別平等是否已超額完成呢？女性是否終於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呢？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爾丁（Claudia Goldin），主要從事的研究便是性別經濟平等（gender equality）。她的研究發現，當下提倡的性別友善與非歧視待遇，對於擁有家庭的女性而言其實遠未足夠，家庭與事業之間的抉擇仍然存在。那麼戈爾丁如何通過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揭示當代職業女性所面對的挑戰和壓迫，從而更貼近性別平權運動所追求的平等公義？
在今年諾貝爾獎評審的聲明上寫道，戈爾丁的獲獎是基於她對勞工市場上性別分野跟薪酬差異的研究成果，從而理解更深層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因此，一眾英語媒體如《紐約時報》、路透社、CNN 或者《華爾街日報》等，都是大字標題「研究職場女性的收入差異」來理解戈爾丁的主要研究工作。
的確，戈爾丁不僅以出色的研究成果，開拓出經濟學思考社會差異和不平等的空間和進路，她自身也是突破女性職場天花板的特殊例子。在經濟史的學術領域上，她是早期為數不多投身其中的女性學者。她不僅是哈佛經濟學系首位獲得終身經濟學教授職位的女性（只因她沒有接受賓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首位終身經濟學教授職位），也是史上第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女得主，且又是在三位之中，唯一一位沒有跟其他男性學者共同獲獎的女經濟學家，難怪桑德伯格曾稱戈爾丁是她們這一代職場女性的典範。
童年夢想做人類學偵探
但戈爾丁可不是自小立定心志要成為經濟學家的。根據她在1998年所寫的自傳文章〈經濟學家作為偵探〉（The Economist as Detective），在她記憶中，最早的童年理想其實是想當人類學的偵探，破解自然博物館的木乃伊之迷。只是出生在紐約布朗克斯區一個猶太家庭的她，在上世紀60年代進入康乃爾大學升學時，卻一心打算攻讀微生物學。這是因為在高中時，她讀過20年代美國微生物學家Paul de Kruif的暢銷書籍Microbe Hunters。後來在大學二年級，因着教授經濟學的老師卡恩（Alfred Kahn）的啟蒙而毅然改變志向，畢業後跑到芝加哥大學深造經濟學博士。
芝大當年的經濟學系傲視群雄，那些年可是芝加哥學派最春風得意之時。除了有放任資本主義祖師爺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坐鎮，其他聞名天下的經濟學家如佐治．史德拉（George Stigler）、蓋瑞．貝克（Gary Becker）、羅拔．科高（Robert Fogel）等等，後來也陸續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爾丁來到芝大後，研究主題一改再改，最後在經濟學家蓋瑞．貝克和經濟史家羅拔．科高的指導下，以美國內戰前南方工業的奴隸角色作為她的博士論文主題。這段博士研究生涯不僅使她愛上經濟學的研究方式，更使她深諳歷史面向對於經濟研究的重要性，從而一步步成為今天極為出色的經濟史家。
經濟史學小陽春
隨着她博士畢業，戈爾丁順理成章地成為一位經濟史家，並持續對美國南方不同時期的經濟問題進行研究，特別是關注黑奴和黑人女性在當中扮演的角色。只是在自傳之中，她提到自己並不認為當上經濟史家只是源自她的個人興趣，或者單純受芝大的指導老師影響，她自覺有着更大的歷史脈絡與洪流，在背後推動種種的個人選擇。那便是新一波經濟學的計量經濟史新思潮。那麼，經濟史家是如何從歷史維度理解自身呢？
受論文導師著作啟發
她在1995年出版的文章〈計量經濟史與諾貝爾獎〉（Cliometrics and the Nobel）仔細梳理了這段歷史。所謂計量經濟史，是指利用經濟學理論和計量調查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來研究歷史，從而使歷史研究得以輔助經濟學知識的生產。戈爾丁認為借助歷史來研究有幾個好處，一是避免過分倚重於短暫的現象來捕捉現實，採納有較多數據支持的歷史個案往往更具參考價值；二是已發展地區的歷史經驗可以為發展中地區提供寶貴參考資料；三是審視歷史的發展，能夠了解到當前的現實可能條件，畢竟今天的可能性都不是憑空而來，而是承襲着舊有的慣例、政策、身分、結構之類，認識這些元素才能確實地了解當前的條件和局限。
而關於計量經濟史作為新經濟知識革命的起源，戈爾丁追溯至60年代初，經濟史家和後來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跟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在1960年一同掌管學術期刊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且大力推廣計量經濟史。而1963年再度出版的期刊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也成了這股新經濟史派的堅實陣地。至於早期的經典研究之一，應算上戈爾丁的論文導師羅拔．科高。他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鐵路與美國經濟增長》（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便是通過計量經濟史計算1890年美國建設鐵路所產生的「社會節省價值」（social saving），這數值意指鐵路工程到底為美國不同地區的人節省多少交通開支，而這些節省出來的便成為社會剩餘價值（social surplus），可以投放在其他領域上。科高這本書甫出版已迅即成為當代經典，戈爾丁的經濟史研究也深受影響。
只許男性貪婪？
雖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專欄文章中提到，單純把戈爾丁的經濟史研究等同於性別政治差異，其實是嚴重地簡化她的經濟史研究成果，尤其會對她的美國南方經濟史研究或者黑人經濟研究視而不見。但話雖如此，戈爾丁對學院外的社會影響，無疑都是跟她的性別職場研究有巨大關係。
陷入彈性職位困境
只是有別於一般人的想像，她並不是受個人的遭遇啟發，因而開展性別經濟學研究的。她在〈經濟學家作為偵探〉一文中提到，對於女性勞工處境的關注，其實是基於她在80年代研究南方經濟和家庭因素時，慢慢意識到經濟數據有意識地把家庭內的女性滅聲，令女性的勞動人口故事成為經濟知識的空白。因此，理解美國女性在不同社會與技術條件下，如何在家庭和事業之間抉擇，成為她往後幾十年的重點研究主題。由1990年的《理解性別的差異》（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到2021年出版的《事業與家庭》（Career & Family），戈爾丁拚命還原女性投身職場所面對的不同挑戰，以知識為職業女性發聲。
例如在《事業與家庭》中，戈爾丁從貪婪職位（greedy position）和彈性職位（flexible position）這些概念區分，開始着手分析當代女性陷入的新困境。試想像在一個家庭之中（戈爾丁分析預設的家庭單位必須有小孩子，所以無結婚的職業女性或者二人小家庭不在此列），即使父母二人有專上學歷，也找到全職工作且收入不俗，但當學校突然需要見家長，或者保母親友突然有事未能在家照顧小孩，在家庭分工中往往是母親需要在工作中保持彈性，隨時可以離開工作崗位照顧家庭，而父親則能全時間專注工作，以至在假日也能隨時on call，家庭責任相對較小和較為次要。更重要的是，在專業崗位如大學教授或律師會計師之類，這些行業要求勞工付出高度的精力、時間或心力，應對超高壓和超大工作量的工作模式，那麼不被家庭責任約束的男性往往較為佔優，也會得到更多晉升加薪機會。還未計算在許多行業上，男性的薪酬有着明顯的差距，不然奧斯卡頒獎禮也不會多番出現女演員抗議的聲音。因此，能投放最多時間資源到貪婪職位的，往往都是家庭分工內的男性，所以在收入升幅上自然比一般只能擔當彈性職位的女性為高。
研職場比例百年變遷
但上述的女性已經算是相對經濟水平高，也不用直接在家庭和事業中二擇其一。而這不是自古以來都是如此的，這也是為何女性投入職場的比例，在上世紀的百年之間大幅提升。戈爾丁進一步在經濟史分析上，仔細檢視從19世紀末的女性一代，一直到60、年代出生的一代，她們所面對的條件和挑戰差異。在這百年的長時段（從1878至1978年），戈爾丁細緻區分開5個不同時期，即「家庭或事業」、「工作先家庭後」、「家庭先工作後」、「事業先家庭後」和「事業與家庭並存」，並各自選擇了不同職業女性的個案加以分析。讀者可能會問，那麼戈爾丁本人應算入第四代「事業先家庭後」的70年代大學生典型代表嗎？其實她在書中開首時自述過，因為她只有老公和愛犬，但沒有子女，所以並不合乎分析的對象範圍。
在2002年，她還有一篇十分具創見的論文，題為〈避孕丸的威力〉（The Power of the Pill）。這篇她跟其丈夫Lawrence F. Katz合寫的文章，試圖探討50年代口服避孕丸發明出來之後，有否改變美國年輕女性的生涯規劃，以至於結婚的平均年齡。根據她們的研究顯示，避孕丸的社會影響確實是十分明顯。因為當女性能準確把握生育的時機，不再擔心要為性行為可能帶來突然懷孕，以至生育和照顧兒童的責任和成本所累時，投入長遠事業的成本便會下降，女性進入婚姻階段的經濟水平也會大為提升，對伴侶的選擇權自然增加了，這都是對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有着實質的改善。但當然，這些並不是避孕丸當初作為技術物發明出來的目的，但其出現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卻是無法預料的。戈爾丁從經濟史角度切入醫學技術的發展，正好顯示出這門學科的活力和跨領域力量，以至能改變我們對歷史維度的認識。
只是克魯曼的評論也提醒我們，諾貝爾獎認可戈爾丁對性別經濟史的研究，某意義下也是對於時局右傾保守的還擊。當美國的墮胎權也逐漸消失，當女性又一次失去身體自主時，這個諾貝爾獎或者試圖提醒我們，到底學術工作如何化成進步政治、成為解放社會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