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戈爾丁（Claudia Goldin）憑藉性別薪酬差距的研究，獲得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現在文明社會追求男女平等，薪酬差異還以什麼形式繼續存在？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戴海靜曾經進行本地研究，發現香港勞資雙方對於家庭照顧者的職場待遇，與西方國家有着不同的詮釋。勞動人口支撐經濟發展，香港面對着請人難、生育率低的局面，鼓勵一眾母親重投職場會否是出路？
「母職懲罰」合理化
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講師阮穎嫻坦言，有關勞工市場上性別差異的研究在其他學術範疇如社會科學有很多，但「經濟學者很少專門做女性勞工（的研究）」，這就是戈爾丁教授的研究重要之處。戈爾丁翻閱美國約200年的數據檔案，仔細觀察兩性收入和就業率的性別差異如何及為何隨時間推移而改變，發現從1790年起近兩個世紀女性的勞動市場參與率呈U形曲線，而非直線上升。數據量之大，「她大概專注做這件事一輩子。」阮穎嫻嘆道。而戈爾丁的研究厲害在於，她將美國的女性分為五代，再細看她們分別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中取捨，更分析背後原因。
「其實性別（對薪酬差距）的影響已經遠遠小於家裏有沒有人要照顧，尤其是你有沒有成為一個媽媽。」戴海靜點出，現時單身男女的薪酬水平相差無幾，反倒是在職媽媽與其他女性的收入存在很大落差。這個差距被稱為「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眾多研究發現就業市場懲罰職業母親，她們不光是收入較低，還會被派往次要的工作、更容易被裁員等等。
戴海靜的團隊2018年受平機會委託，研究香港工作間的家庭崗位歧視情况。香港於1997年通過《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規定若任何人基於另一人的家庭崗位而歧視該人，即屬違法，然而相關投訴的百分比一直較低，促成這次研究。團隊分別蒐集僱主與僱員的數據，了解他們對家庭崗位歧視的經歷與觀察，發現雙方都會把差別待遇合理化。「那些女性覺得這是正常的事情。」戴海靜引述受訪的職業母親：「我有了孩子之後，比如說不能加班了，出差也不能去了，然後每年做這個appraisal（評核）的時候不獲好評，我覺得很自然的。」
「父親惠利」仍然存在
在平機會的研究完結後，戴海靜從更學術的角度深入探討，邀請102名僱主就6份經過設計的履歷評分。虛構的求職者有些是父母親，有些則要照顧父母，還有因愛好而需請假參賽的人。到底香港僱主心儀哪一個？「跟西方最不同的是，他們一點都不喜歡沒有家庭照顧責任的男女。」美國許多文獻發現，僱員若有個人興趣而且有競爭心，是為履歷加分的；反觀戴海靜引述一個香港僱主直言：「這麼大年紀只知道玩，怎麼可以好好上班呢？」
4個肩負照顧責任的申請人反而得到僱主歡心，不過更關鍵的問題是會不會聘用呢？戴海靜說，最大機會受聘的是爸爸，以及需要照顧父母的兒子，可是職業母親仍然處於較低順位。戴海靜問過一些僱主，「他們會說妳（在職媽媽）家裏有這麼重的照顧負擔，其實我是不忍心讓妳再做很多的工作」。僱主以此解釋提供較少工作機會的理由，甚至明言是為了她們着想，擔心晉升影響她們照顧子女。
同樣論述能否放在身兼父職的男僱員身上？相對於「母職懲罰」，「父親惠利」（fatherhood premium）意指父親身分在職場上會享有優勢，因為僱主認為成家立業的男人需要養家，不會總想着跳槽。這情况曾在早期文獻得到印證，不過21世紀起隨着家庭結構改變，父親負起更多照顧責任，「尤其是他常常說我家裏有小孩、需要請假的時候，其實在職場上也遭受了很多的懲罰，也追不上那些不是父親的男性了」。於是文獻逐漸從「母職懲罰」，改為「照顧者懲罰」（caregiver penalty）的論述。
然而，香港有別於全球趨勢，戴海靜的研究證明「父親惠利」仍然存在，僱主看重男女傳統上的家庭分工，默認女性是家中大小事的主要承擔者。
避孕藥令女性專注事業
撇除家庭崗位的性別定型，在照顧孩子的問題上，父母能否各自負擔一半責任？阮穎嫻表示，戈爾丁的研究反映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沒有工種的工作密度在中間點，既不用隨傳隨到，又不會過於彈性，父母雙方注定有一人做「chur啲嘅工」賺多點錢，另一人做「hea啲嘅工」有時間照顧家庭。不過這種「不平等」不止限於異性伴侶關係，同性關係也會出現。大多數時候，女性想要同時兼顧家庭和事業便要「chur盡自己」，也就是工作跟照顧孩子上要無縫接軌，不存在性別平等這回事。
戈爾丁其中一個突破的發現，是避孕藥的出現令女性可選擇「推遲生育」，專注事業發展。弔詭的是，即使到後期女性的教育程度超越男性，原本的職業差距理應不存在，結果卻是女性仍比男性掙得更少錢。
比如在香港，更多女性取得大學學士學位，然而統計處公布今年第二季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整體女性（16,000元）比男性（22,200元）低6,200元。阮直言，讓飽讀詩書的高學歷女性放棄事業是很沒有效率的事，戈爾丁的研究正正提出此舉是「浪費一些好的人力資源」。
各行各業面對請人難，引入外勞與否曾引起一番討論，勞工界人士提倡本港勞動力仍有釋放空間，例如婦女及初老人士。本港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從2021年的59.4%（女性：54.2%；男性：65.8%）下降至2022年的58.2%（女性：52.9%；男性：64.7%）。按年齡組別分析，在2022年，除了15至24歲人士外，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在各個年齡組別都較男性為低。阮穎嫻認為女性是重要的勞動人口，尤其是現時人手短缺的服務業，不過一旦女性放棄事業，投入家庭，很少會重返職場。她引述戈爾丁的話，形容事業就如跑馬拉松，是一項長期投資，「一路累積經驗，一路浸得耐，才有晉升機會」。
家庭假期不是人見人愛
實際上如何鼓勵母親重投職場？戴海靜認為，香港社會不太接受制度化的社會福利，僱主不希望政府干預，例如硬性規定需要推行家庭友善措施。曾有僱主對她說，就算政府願意支付家庭假期的開支，公司也找不到替工，不會支持這些政策。特別是佔香港企業98%的中小企，僱主更偏好與員工商討個別的安排。不過，戴海靜直言這種case-by-case的處理手法存在問題，「僱主說會看這個員工有多重要，如果是很出色的員工，那麼甚至願意每個月補幾千蚊，（讓僱員）請個工人姐姐吧」。僱主的取態反映香港「市場至上」的觀念根深柢固，「你有競爭力就對你好一點，你沒有競爭力就不會理你」。
僱員同樣看重自己的競爭力，戴海靜進行平機會委託的研究時，發現在職媽媽並不希望取得額外的假期，尤其是教育水平較高的一群，「她們在職場上其實有目標和抱負，覺得給她們放這麼多假期，其實是耽誤了（事業發展）」。她們更希望有人分擔照顧責任，比如託管服務或是學校扮演更積極角色，讓她們繼續從事帶來成就感的工作。
追溯1970年代，香港家庭陸續引入外籍傭工，原意是讓母親留在勞動市場。不過戴海靜認為，很多人仍然想在養育孩子上親力親為，「可能香港這個教育制度非常非常的demanding（高要求），而且都是針對母親的，各種活動都想找到媽媽（參與）」。有些人不放心讓外傭照顧，香港又欠缺完善的兒童託管服務，令母親難以投入全職工作。
最大難題：誰照顧小孩
家庭福利除了惠及父母親，或許也能改變已婚及適婚男女對生育的想法。現年33歲的Miu任職社工，結婚8年至今未有生育打算。年輕時追求自由而不想養育小孩，如今夫婦二人作出這個共同決定，更多是出於職涯及經濟考量。她認為生育必然會影響工作規劃，「不一定是我，可能丈夫也要犧牲，只是誰是要妥協的那個」。她想起已建立的工作經驗和責任，「因為小朋友的出現，我要放棄，又捨唔捨得呢？尤其我們做社工，不是一些說放棄便可放棄的關係，比如與街坊的關係」。
她也認真考慮過，如果成為雙職母親，小孩由誰照顧？「要不拜託我們的四大長老（雙方父母）？但是四大長老其實都很年長，他們都很想有自己退休生活，所以我們都不想剝削他們了。」向外求援又得唔得？政府資助的幼兒照顧名額僧多粥少。最後只餘下第三個選擇，放棄事業轉投全職媽媽行列，然而丈夫則需要負上經濟重擔，「我覺得就不值得這樣去做」。生不生小朋友固然牽涉許多個人考量，不過她同意若政府可提供金錢支援，以及更完善的託管服務，將能讓女性作決定時更為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