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生育率低 生活困難才是癥結

文章日期:2023年10月29日

【明報專訊】俗語有云:「錢不是萬能,但沒錢是萬萬不能」,對於兩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及其他優惠措施能否刺激生育,眾說紛紜。「生育率低不是問題,只是一個現象,真正的問題是怎樣的社會才讓人不想生孩子。」這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及公共政策教授貝斯圖(Stuart Gietel-Basten)研究亞洲人口及政策、出生率及人口老化多年後的結論。要知道,不生育的原因很多,不單是「鼓勵」就能輕易解決。

除了新生嬰兒獎勵金,政府更提高與居所有關的稅項減免限額、推出優先選樓和配屋計劃、增加幼兒中心名額和津貼等。貝斯圖說這些政策為新家庭提供更多幫助,「算是不錯,不是不好的政策,但不足以彌補撫養孩子所付出的」。事實上,從推行類似政策的各國例子可見,這些並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

「多少錢都不足以讓人生小孩」

跟貝斯圖的訪問以Zoom meetings進行,會議開始前,他透過WhatsApp告訴記者他要遲到10分鐘;一進聊天室,他連忙道歉說:「孩子今日不用上學,我剛才在照顧他們,所以晚了。」照顧孩子花費的不僅是金錢,還有時間和心機。問他兩萬元能否吸引女性生育,他說這僅足以改變生育率,但綜觀而言,他笑稱「幾乎任何數量的錢都不足以讓你想要更多的孩子」。

本港生育率為何如此低?他開宗明義地說:「它是香港生活困難、工作跟生活不平衡的寫照。」他說鼓勵生育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讓市民的生活過得輕鬆一點,讓年輕人發揮所長,在社會尋得合適的位置,並傾聽他們(貝斯圖的定義為15至40歲群體)的聲音,了解他們想要的是什麼,告訴他們當前的挑戰及解決方案,讓他們有安心育兒的環境,而不是「引入一些政策告訴年輕人『這是我們想你做的事』」。

內地撫養子女成本 全球前列

2022年內地的總和生育率(指1000名婦女,若她們在生育齡期,即15至49歲,按某一年的年齡組別生育率,平均生育子女數目)為1.07,僅高於韓國和香港。內地多個省市為鼓勵生育各出奇招,如浙江省杭州市於今年9月10日起發放「孕產補助」和「育兒補助」,補助額隨生育孩子的數目增加,生二孩可獲人民幣5000元,生三孩則獲發兩萬元。不過這些金錢支援,澳洲維多利亞大學研究員彭秀健認為「有一定效果,但不明顯」,因為育兒成本遠遠高於那些補貼金額。根據內地智庫「育媧人口研究」發表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中國家庭0至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人民幣48.5萬元,而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若將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跟其他國家比較,澳洲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美國是4.11倍,內地則是6.9倍,幾乎是全球最高。

以前坊間流傳在香港養一個孩子要花400萬港元,但按香港恆生銀行上年公布的育兒及退休規劃調查推算,養育子女成長至22歲經濟獨立約須花600萬港元。貝斯圖說生孩子有分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租屋費用、學費和課外活動費用,還有其他生活雜費如尿布、奶粉、保母;至於間接成本則是「發生在你(照顧者)身上的事情」。

譬如說,女性在現今社會中依然是家庭的主要照顧者,但對於在職女性來說,孩子是她工作的變數,甚至「職業生涯的終點」。就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爾丁教授的研究指出的「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在職母親面對的不止是較低收入,還有被指派次要工作和裁員對象等。

要幫助女性平衡事業發展和照顧家庭,往往想到為她們提供兒童照顧服務,貝斯圖說:「兒童照顧固然是很重要的一塊拼圖,但(只提供兒童照顧有關支援)並不足夠」。最明顯的例子屬近日宣布生育率持續下跌、預計至2040年14歲以下兒童人口減半的韓國。韓國在兒童照護上花費數兆韓圜,當局亦承認在過去16年斥資280萬億韓圜鼓勵生育但於事無補,其總和生育率不升反跌,2022年每名韓國女性平均誕下0.78名孩子。貝斯圖說,僅靠兒童照顧服務和提供金錢支援是無法解決所有「生育率下降背後的潛藏問題」。

「要知道,香港工時仍是非常長,你很難擺脫工作。」他直言,兒童照顧服務時間有限,假如母親要工作到晚上8時,但幼兒中心,例如社會福利署的幼兒中心平日的服務時間是上午8時至下午6時、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1時,星期日不開放,若丈夫不打算幫忙做家務的話,母親不得不四處奔走同時兼顧工作,把孩子送到託兒所、從託兒所接孩子回家、回家洗衣做飯打掃等。彭秀健問:「這樣還會生孩子嗎?」要做到事業家庭兩不誤,確實不易。那麼靈活彈性的工作安排能改善問題嗎?

澳洲推彈性工作安排

隨女性教育水平愈來愈高,女性傾向投入職場。彭秀健說澳洲也面對出生率下降,但跌幅相對亞洲地區而言較平穩,過去兩年總和生育率約在1.6至1.7之間,她分析認為這與澳洲的彈性工作安排有關。澳洲自2009年公布《公平工作法案》(Fair Work Act),於同一公司工作逾1年的在職父母、學齡兒童或學齡以下的照顧者,可申請彈性工作安排,如更改工時、工作模式和工作地點。然而,她坦言申請彈性工作安排的多數是母親。根據澳洲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20年的數據,在2019至2020年期間,78%年屆30至39歲的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近六成在職母親從事兼職工作,反映靈活工作對母親的重要。對此,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家樂認為,要先鼓勵男性參與家務和育兒,大家對兩性育兒有平等的期望,彈性工作安排才有其效,不然家務分工的性別定型仍存在,無助減輕母親的壓力,影響生育意願。

內地、韓國和新加坡等地推出多項鼓勵生育措施,卻未見效?貝斯圖和彭秀健均不約而同地說,這跟整體社會環境有關,例如教育制度和社會事件等。為人父母,望子成龍,父母愛為孩子報讀各式各樣的補習班和課外活動,無形造成孩子間的激烈競爭,亦對考試成績優劣劃定一條界線來決定選讀的大學,因為能否讀一間好大學將影響孩子餘生。這個情况在亞洲國家尤其明顯,不論是中國、日本還是韓國。彭秀健問記者,有否聽說過近年內地網絡流行語「內捲」(即白熱化的競爭),那是內地人「對教育過度投入」的最好證明。的確,為了投考頂尖大學,寒窗苦讀的莘莘學子和其緊張兮兮的父母皆面對巨大心理壓力,這種壓力無疑也會嚇怕人生育,或是多生一胎。這時猛然想起南非哲學家大衛.貝納塔爾的反出生主義著作《生兒為人是何苦:出生在世的傷害》,有關人免受折磨的方法就是不出生的主張。從這個意義上,貝斯圖毫不諱言:「必須改變整個制度,如果一切維持現况,沒大規模變化,我不認為生育率會明顯上升。」這個想法,張家樂則說:「很難做,政府之所以派錢,就是因為最簡單、最易做。」

全球勞動人口將逐步下降

在發達國家,要維持人口水平,每名女性平均須生育2.1名子女,但上年本港的出生率從2020年開始便跌穿1.0,正是新冠疫情爆發的時候,而上一次出現這個情况則是2001至2004年,那時出生率跌至0.9,其間經歷SARS疫情。3年太短,無法斷言生育政策的成效,但貝斯圖認為未來3年本港的生育率會因為疫情結束而回升,「新冠疫情是一個非常不適合生孩子的情况」,當孩子的成長環境充滿不確定因素時,人們不想生兒育女,或者延遲生育。

生育是個人選擇,以上種種只是百萬不生育理由之中幾個,貝斯圖說:「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優先事項。」鼓勵生育以外,還能做什麼?

全球面對生育率低和人口老化問題,意味全球勞動人口或將下降,影響經濟,各地積極推出措施力挽狂瀾,但仔細一想,生更多孩子在20年內並不能解決勞動力問題,貝斯圖笑言:「因為孩子不幹活。」因此在推行生育政策的同時,往往會引入外來移民,雙管齊下。輸入勞動人口短期內或可紓緩問題,但彭秀健提醒,值得關注的是各國人口都在老化,出生率都在下降,那麼,外來移民還能填補人口嗎?還是要跟日本學習,研發可作為勞動力使用的機械人及相關科技?

文˙姚超雯

編輯•朱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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