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俗語有云：「錢不是萬能，但沒錢是萬萬不能」，對於兩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及其他優惠措施能否刺激生育，眾說紛紜。「生育率低不是問題，只是一個現象，真正的問題是怎樣的社會才讓人不想生孩子。」這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及公共政策教授貝斯圖（Stuart Gietel-Basten）研究亞洲人口及政策、出生率及人口老化多年後的結論。要知道，不生育的原因很多，不單是「鼓勵」就能輕易解決。
除了新生嬰兒獎勵金，政府更提高與居所有關的稅項減免限額、推出優先選樓和配屋計劃、增加幼兒中心名額和津貼等。貝斯圖說這些政策為新家庭提供更多幫助，「算是不錯，不是不好的政策，但不足以彌補撫養孩子所付出的」。事實上，從推行類似政策的各國例子可見，這些並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
「多少錢都不足以讓人生小孩」
跟貝斯圖的訪問以Zoom meetings進行，會議開始前，他透過WhatsApp告訴記者他要遲到10分鐘；一進聊天室，他連忙道歉說：「孩子今日不用上學，我剛才在照顧他們，所以晚了。」照顧孩子花費的不僅是金錢，還有時間和心機。問他兩萬元能否吸引女性生育，他說這僅足以改變生育率，但綜觀而言，他笑稱「幾乎任何數量的錢都不足以讓你想要更多的孩子」。
本港生育率為何如此低？他開宗明義地說：「它是香港生活困難、工作跟生活不平衡的寫照。」他說鼓勵生育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讓市民的生活過得輕鬆一點，讓年輕人發揮所長，在社會尋得合適的位置，並傾聽他們（貝斯圖的定義為15至40歲群體）的聲音，了解他們想要的是什麼，告訴他們當前的挑戰及解決方案，讓他們有安心育兒的環境，而不是「引入一些政策告訴年輕人『這是我們想你做的事』」。
內地撫養子女成本 全球前列
2022年內地的總和生育率（指1000名婦女，若她們在生育齡期，即15至49歲，按某一年的年齡組別生育率，平均生育子女數目）為1.07，僅高於韓國和香港。內地多個省市為鼓勵生育各出奇招，如浙江省杭州市於今年9月10日起發放「孕產補助」和「育兒補助」，補助額隨生育孩子的數目增加，生二孩可獲人民幣5000元，生三孩則獲發兩萬元。不過這些金錢支援，澳洲維多利亞大學研究員彭秀健認為「有一定效果，但不明顯」，因為育兒成本遠遠高於那些補貼金額。根據內地智庫「育媧人口研究」發表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中國家庭0至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人民幣48.5萬元，而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若將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跟其他國家比較，澳洲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美國是4.11倍，內地則是6.9倍，幾乎是全球最高。
以前坊間流傳在香港養一個孩子要花400萬港元，但按香港恆生銀行上年公布的育兒及退休規劃調查推算，養育子女成長至22歲經濟獨立約須花600萬港元。貝斯圖說生孩子有分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租屋費用、學費和課外活動費用，還有其他生活雜費如尿布、奶粉、保母；至於間接成本則是「發生在你（照顧者）身上的事情」。
譬如說，女性在現今社會中依然是家庭的主要照顧者，但對於在職女性來說，孩子是她工作的變數，甚至「職業生涯的終點」。就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爾丁教授的研究指出的「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在職母親面對的不止是較低收入，還有被指派次要工作和裁員對象等。
要幫助女性平衡事業發展和照顧家庭，往往想到為她們提供兒童照顧服務，貝斯圖說：「兒童照顧固然是很重要的一塊拼圖，但（只提供兒童照顧有關支援）並不足夠」。最明顯的例子屬近日宣布生育率持續下跌、預計至2040年14歲以下兒童人口減半的韓國。韓國在兒童照護上花費數兆韓圜，當局亦承認在過去16年斥資280萬億韓圜鼓勵生育但於事無補，其總和生育率不升反跌，2022年每名韓國女性平均誕下0.78名孩子。貝斯圖說，僅靠兒童照顧服務和提供金錢支援是無法解決所有「生育率下降背後的潛藏問題」。
「要知道，香港工時仍是非常長，你很難擺脫工作。」他直言，兒童照顧服務時間有限，假如母親要工作到晚上8時，但幼兒中心，例如社會福利署的幼兒中心平日的服務時間是上午8時至下午6時、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1時，星期日不開放，若丈夫不打算幫忙做家務的話，母親不得不四處奔走同時兼顧工作，把孩子送到託兒所、從託兒所接孩子回家、回家洗衣做飯打掃等。彭秀健問：「這樣還會生孩子嗎？」要做到事業家庭兩不誤，確實不易。那麼靈活彈性的工作安排能改善問題嗎？
澳洲推彈性工作安排
隨女性教育水平愈來愈高，女性傾向投入職場。彭秀健說澳洲也面對出生率下降，但跌幅相對亞洲地區而言較平穩，過去兩年總和生育率約在1.6至1.7之間，她分析認為這與澳洲的彈性工作安排有關。澳洲自2009年公布《公平工作法案》（Fair Work Act），於同一公司工作逾1年的在職父母、學齡兒童或學齡以下的照顧者，可申請彈性工作安排，如更改工時、工作模式和工作地點。然而，她坦言申請彈性工作安排的多數是母親。根據澳洲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20年的數據，在2019至2020年期間，78%年屆30至39歲的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近六成在職母親從事兼職工作，反映靈活工作對母親的重要。對此，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家樂認為，要先鼓勵男性參與家務和育兒，大家對兩性育兒有平等的期望，彈性工作安排才有其效，不然家務分工的性別定型仍存在，無助減輕母親的壓力，影響生育意願。
內地、韓國和新加坡等地推出多項鼓勵生育措施，卻未見效？貝斯圖和彭秀健均不約而同地說，這跟整體社會環境有關，例如教育制度和社會事件等。為人父母，望子成龍，父母愛為孩子報讀各式各樣的補習班和課外活動，無形造成孩子間的激烈競爭，亦對考試成績優劣劃定一條界線來決定選讀的大學，因為能否讀一間好大學將影響孩子餘生。這個情况在亞洲國家尤其明顯，不論是中國、日本還是韓國。彭秀健問記者，有否聽說過近年內地網絡流行語「內捲」（即白熱化的競爭），那是內地人「對教育過度投入」的最好證明。的確，為了投考頂尖大學，寒窗苦讀的莘莘學子和其緊張兮兮的父母皆面對巨大心理壓力，這種壓力無疑也會嚇怕人生育，或是多生一胎。這時猛然想起南非哲學家大衛．貝納塔爾的反出生主義著作《生兒為人是何苦：出生在世的傷害》，有關人免受折磨的方法就是不出生的主張。從這個意義上，貝斯圖毫不諱言：「必須改變整個制度，如果一切維持現况，沒大規模變化，我不認為生育率會明顯上升。」這個想法，張家樂則說：「很難做，政府之所以派錢，就是因為最簡單、最易做。」
全球勞動人口將逐步下降
在發達國家，要維持人口水平，每名女性平均須生育2.1名子女，但上年本港的出生率從2020年開始便跌穿1.0，正是新冠疫情爆發的時候，而上一次出現這個情况則是2001至2004年，那時出生率跌至0.9，其間經歷SARS疫情。3年太短，無法斷言生育政策的成效，但貝斯圖認為未來3年本港的生育率會因為疫情結束而回升，「新冠疫情是一個非常不適合生孩子的情况」，當孩子的成長環境充滿不確定因素時，人們不想生兒育女，或者延遲生育。
生育是個人選擇，以上種種只是百萬不生育理由之中幾個，貝斯圖說：「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優先事項。」鼓勵生育以外，還能做什麼？
全球面對生育率低和人口老化問題，意味全球勞動人口或將下降，影響經濟，各地積極推出措施力挽狂瀾，但仔細一想，生更多孩子在20年內並不能解決勞動力問題，貝斯圖笑言：「因為孩子不幹活。」因此在推行生育政策的同時，往往會引入外來移民，雙管齊下。輸入勞動人口短期內或可紓緩問題，但彭秀健提醒，值得關注的是各國人口都在老化，出生率都在下降，那麼，外來移民還能填補人口嗎？還是要跟日本學習，研發可作為勞動力使用的機械人及相關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