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周處是誰？在電影《周處除三害》裏，阮經天化身為懸紅通緝榜上的台灣三大重犯陳桂林，為避風頭銷聲匿迹潛伏多年，突然有天mood到想通了，終於肯去警署自首，卻發現自己淪為「廿八座大王」，「狂？邊度狂呀？𠵱家無人識你呀！」殺心再起，先殺過江龍，再殺地頭蟲，但求滿城風雨然後風光自首（殺）。陳桂林既是周處，也許亦是導演黃精甫的寫照。
遙想那個尚未有首部劇情片，而中港合拍片剛剛方興未艾的時代，以《福伯》揚名，憑《江湖》殺出一血路的黃精甫，其偏鋒另類一直教人難忘。但過去十年，經歷了幾波香港電影浪潮起伏，黃精甫一直缺席，恍如人間蒸發。有說在內地默默做電影幕後工作，或已離開電影圈子，時至今年，黃精甫終於帶着《周處》平地一聲雷，它不但象徵台灣黑幫片的新里程碑，也是港產片暴力美學的異地延續。惟導演本人一如既往隱秘低調，即使電影呼聲甚高，被譽為金馬獎大熱，他始終沒有亮相宣傳，於香港也沒出席任何「衣錦還鄉」的謝票活動。就在男女主角旋風訪港那幾天，黃精甫捎來筆訪答覆，談及了周處／他的前世今生。
■答﹕黃精甫：香港導演，睽違十年回歸影壇，以暴力新作《周處除三害》入圍金馬獎七大獎項。
■問﹕紅眼：專欄作家，影評人。《藝文青》總編輯。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寫小說。
問：這個借用《周處除三害》典故寫成的殺人犯故事，是怎樣開始的？
答：我開始編寫劇本的時候，看了一堆資料，其中一個是台灣槍擊要犯，叫劉煥榮。他的經歷很吸引我。於是，我在圖書館找到兩本關於劉煥榮的書，一本是他律師的闡述，另一本即是他自己寫的自傳。之後，我愈看愈多，偶然發現一個台灣社會事件專題節目，名叫《台灣啟示錄》，其中一集就是講述劉煥榮。恰巧的是，節目中的模擬影片，竟然用上了 2010 年的台灣電影《艋舺》，戲中的主角就是阮經天。這個畫面讓我留下印象，但當時也沒有說必然是他。直到兩年後，《周處除三害》監製李烈撥了一通電話，我跟小天終於連上線。
問：阮經天在《周處除三害》的演出和造型，都與他過去的作品有很大分別，他有什麼特質令你覺得他適合此角色？
答：我記得當時他正確診，待在家中，不能出門，整個人的狀態很不好，談話中，我了解到那種不好的狀態不單單指身體，而是身心俱疲……於是，我們聊了數小時，最後聊到了榮格。掛線之前，我非常沒禮貌的說了一句：「小天，你能不能保持這樣，等拍完這個戲再好起來！」他輕輕笑了一下：「好呀。」他眼眶泛紅，我鼻子一酸，劇本裏面的「陳桂林」，就是他了。
問：你會怎樣形容「陳桂林」這個角色？
答：我不是要一個殺人狂，也不是要一個汪洋大盜，我想要的是一個「人」。作案時你會怕，餓了會大口大口，狼吞虎嚥，至親離開時會痛哭流涕，哭得像小孩。整個拍攝期，他把「阮經天」藏得很深很深，把「陳桂林」完完全全的亮在陽光下。
問：為何會將故事場景選定台北、台中和澎湖三地？
答：這個故事的概念源於2011年，那時候格局沒那麽大；直到2014年，曾（姓）監製的加入，想把故事發展成香港、韓國、日本三地拍攝。這個提議一出現，很多想法都回不了頭，我開始思考拍一個穿城過縣的公路電影；然而，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是無法滿足這種格局的電影，所以，順理成章，就變成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台北、台中、澎湖。
問：你跟台灣監製李烈是如何認識及合作？
答：在2014年，導演易智言拍了《行動代號：孫中山》，該片的監製就是李烈。經林育賢導演的推薦，我為該片剪了一條預告，算是彼此的握手禮。到2019年，林育賢再次引見，在台北跟李烈促膝詳談，聊了很多，覺得很投緣，便萌生了合作的念頭。
問：電影後半部分對宗教、邪教的批判相當強烈，什麼原因導致你有此創作意圖？
答：只能這樣說……我從小就對「宗教」很有興趣，也曾經走進過「邪教」的幽谷，幸運的是我沒有焚身火海，反而走過死間幽谷成了「新造的人」。但，當我以為跟「邪教」有着安全距離的同時，才發覺「它」無處不在，譬如「教育制度」。「教育制度」就是一種邪教。「教育」本身是一件神聖的事，但「制度」嚴重扭曲了這種神聖，把每個本身獨立思考的孩子訓練成一式化，要他、她們成為對社會利益最大的公因數，容易使喚又好管理，這不就是邪教的概念嗎？歪念會讓人忘卻道德，放棄人性，甚至超越恐懼。
問：過去多年，你似乎主力在內地發展，但感覺相當低調，回想這段時間有什麼深刻的創作經歷？
答：過去我只是在大陸拍過一部電影，就是《惡戰》。想想已經是十年前的事。到2018年拍了一個網劇《天目危機》，是大陸的投資，但整劇在東京拍攝。這些年，自己就像一條小魚，偶爾游向東，偶爾游向西；喜歡往一些其他魚不會去的地方鑽。但結果，不是死角，就是罅隙太窄，在創作上無法找到定位。我很感謝《天目》開啟了我大腦某部分的黑盒子。也要感謝監製周其良先生，給予我大量的自由度和保護。創作《天目》讓我開始接觸科學，物理和意識；同時在我身邊出現了一位物理學博士的朋友，他告訴我很多……聽起來天馬行空，但卻實實在在每天都發生的物理定律，令我慢慢理解到，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有一種原理，包括創作。
問：近年鮮少香港導演可以執導台片，你對當下台灣的電影工業有何感受？
答：我覺得台灣電影會慢慢好起來。因為它有一個自由的環境，創作的氧分就是自由。大部分的工作人員都優秀，而且非常熱血。
問：逐漸亦有香港電影人選擇移居台灣繼續發展，你有跟他們來往嗎？未來都會繼續在台灣發展嗎？
答：其實我也不是長期待在台灣。有時候會在香港。寫劇本的時候會在日本。但也有在台灣碰過香港的電影伙伴，亦不時出去吃飯聊天，說說廣東話。
問：有認識香港年輕一代的電影人嗎？有沒有什麼作品令你特別留意？
答：我常常留意香港年輕一代的電影人，我對他、她們非常有信心，我看到一種洗禮式的革新，也許是一種自省，又或者是內在的爆發力，每位都言之有物。
問：從香港、內地輾轉到台灣，你的電影創作心態有多少改變？
答：心態上沒什麼大的改變，我都是喜歡做一些別人不做的事；只是如前面所說，原理不一樣，自然創作出來的圖畫就不一樣。
問：《周處》在香港上映前出現劇本抄襲爭議，被台灣導演錢人豪指控「偷橋」，輿論紛起，讓你覺得困擾嗎？
答： 《周處》故事概念的真正原創伙伴，會在香港首映觀看影片，我十分緊張，希望他、她們喜歡。但由於事件已經進入了台灣的司法程序，在這裏就不能多說了。也許可參考之前的公開信，如下：「2020年8月，我完成了《周處》的故事大綱，全篇12頁紙，當時的片名原用了我的喜好《罪與罰》，及後開始籌備的時候改名為《周處除三害》。我想說的是……《復仇者之死》已經奠定「善、惡」三部曲的基調，也包括今天大家所看到《周處除三害》當中的故事結構、人物設定、大開殺戒、斬妖除惡，以致最重要的『宗教』部分，這一切都與《復仇者之死》一脈相承。如果說《周處》有抄襲的嫌疑……對，我承認抄襲了2010年的作品《復仇者之死》！未來的十年內，我會再抄襲一次，圓滿『善、惡』三部曲的遺願。」（節錄）
問：《周處》和《復仇者之死》是你的善惡三部曲，那麼第三部會是一個怎樣的故事？目前在那個創作階段？
答：關於第三部曲，已有初步的概念，但關鍵是往下來的一段過程，我要採訪一位幾乎不可能訪問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