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伴隨太子園圃街雀鳥花園遊人喋喋不休的傾談聲，頂着熾灼的陽光，陳尚懿面無表情地緩緩走來，記者向他打招呼，他卻沒回應。再靠近時，他才留意到站在旁邊的記者，並勉強擠出一點點笑容解釋：「不好意思，我右耳聽不見，右眼也看不見，也笑不了。」這便解釋了為什麼他拍照時總是一臉冷酷，似是不近人情的模樣，比起一個即將碩士畢業的準社工，更像是個準備創業的老闆。可以想像，他年紀小時在學校跟其他孩子相處不會很容易，後來甚至成為欺凌和歧視對象，但他的際遇不壞，遇到可以同行相互同理的朋友，挺過去了。現在他到學校實習，看見受情緒困擾的學生，就似重遇當年的自己，會想辦法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故事。
腦癌康復者 曾是獨家村
電影《年少日記》故事觸及學童自殺的社會議題，剛巧呼應着近日接連發生多宗學童自殺事件。故事主角鄭sir（盧鎮業飾）發現匿名遺書後，試圖找出有自殺念頭的學生，戲中有句對白：「我未必幫到你，但我會陪住你。」也許對於面對情緒困擾的人，一雙樂意聆聽的耳朵和無條件的陪伴便是最有力的支援。陳尚懿是關注精神健康的義工組織「同行鳥」創辦人，問他該如何幫助出現情緒困擾的人，還沒看電影的他給了一個類似的答案：「其實只是留在他們身旁聽他傾訴，給他們可以哭出來的空間，已經是很好的方法。」他續說，往往他們把煩惱說出口的時候，心裏明白其實事情未必有解決方法，純粹需要一個宣泄和抒發情緒的空間，「我們念社工系的有一句話『client他本身就是自己問題的專家』，無人比他更明白自己遇到的情况」。陳又說，無論是社工、輔導員和臨牀心理學家，都只是作專業介入，幫情緒困擾者處理他們的問題。
文首描述過陳尚懿予人面無表情的初印象。嬰兒時期發現患上腦癌，他是一名腦癌康復者，左腦腦癌影響了右邊身體活動，蹙起嘴巴微笑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任務。作為過來人，他對情緒受困的人感同身受，不過當初他並不了解「情緒」是什麼一回事，也沒意識到自己正面對情緒困擾，只是覺得「成日唔開心」。看上去不苟言笑的他，在學時期也曾因而遭受欺凌或歧視。大概17年前，初上中一的他，面對陌生環境，不敢主動結識新朋友，後來一次午膳時間，見同班同學在操場上打波，便鼓起勇氣向他們打招呼，同學見狀迎面走來，陳尚懿還以為他們是要「say hi」，卻原來要「趕我走，叫我唔好一齊嚟玩」。打不進同學的圈子，校運會時他唯有自己「獨坐一行」，同學則坐在另一排，彷彿他們之間有道難以穿過的牆。
任實習社工 遇見「自己」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一書中，提及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主張：「人類的煩惱，全都是人際關係的煩惱。」朋輩關係對大部分人來說，尤其在學時期，在煩惱的根源中應佔上一大席位。中小學時期，家人以外見得最多就是同學，「星期一至五都要見，上晝見到放學，差唔多見到夜晚」，長時間相處下來也會「日久生情」。中一剛開學幾個月還未「埋堆」的陳尚懿，慶幸跟同學共處久了，同學也慢慢理解他的身體情况，化敵為友。只是學術成績一向不太好的他中二留級，目送好友們更上一層樓，自己卻原地踏步，每日小息、午膳就在同一層的走廊徘徊，等待順利升班的朋友聊天，「升了班，大家有新的社交圈子，慢慢也疏離了」，他也漸漸封閉自己。
陳尚懿最近在一間band 3中學擔任實習社工，學校規定學生於小息和午膳期間必須離開班房，有些學生會到操場運動，有些則會到社工室玩桌上遊戲，就在機緣巧合下認識了一名喜歡打羽毛球的中二留級生。這名中二生因為受到欺凌，不想融入新的同學圈子，陳尚懿就像是遇見曾經的自己。由於他親身經歷過，所以能推己及人，用同理心與學生同行，照顧和聆聽他們的內心世界，「正向咁叫佢開心啲係無用嘅，大家都知要開心，但係開心唔到嘛」。
校園欺凌或跟同學相處不融洽等情况，比想像中普遍。開學兩個月，陳尚懿說他留意到實習的中學有不少中一新生還沒習慣新環境，不懂得與同學建立關係；而高中生則傾向「收收埋埋」，有壓力也不會找人傾訴。陳尚懿也發現近日自殺事件頻生，不少個案是學生。
三考DSE讀副學士 終圓大學夢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於今年7至10月接到51宗求助個案，求助者以青少年為主，該會又統計了同期發生22宗19歲或以下自殺死亡或企圖自殺個案，當中17人死亡，個案中的事主以學業、感情和家庭問題為主要困擾來源。他說，中三、中六選科時，學生對自己的未來或感迷惘、模糊不定，「不知道該如何決定，又不確定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加上中三升中四，即由校本課程變為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課程，內容「好大差別」，有些學生難以適應，容易產生情緒困擾。
十多年過去，中學的回憶雖然變得模糊，但陳尚懿仍真切記得自己由中一至中六都是「試升」，從未試過以合格的成績升班，卻「有個mindset（觀念）就係一定要經DSE入大學，讀副學士就有啲風險，而且大家對副學士觀感唔係太好」。中五、六試過找暑期工，發覺以他的身體狀况，即使是體力勞動工作，也難獲聘用。那時學術根基不太牢固的他，有感自己作為殘疾人士，「入唔到大學就有好多工種都做唔到」，更堅定要讀大學的信念。「我每年DSE都加1分，16、17、18分」，陳尚懿報考3次DSE，幾年間每日只睡 4小時，也未能跨過心儀大學的入學門檻。「我覺得政策可以改變一代人，甚至不少人的行為模式同想法，亦好影響一個人的生活質素」，他認為好的政策，例如增加房屋供應量，對改善人的生活來說十分重要，因此他讀中學時一早「疊埋心水」要念公共行政，希望日後有分倡議政策。
起步比同齡人遲，「跟我年紀相若的都畢業了」，加上陳尚懿沒參加過迎新營，初入大學並沒認識新朋友。上課模式也跟他念副學士時不大相同，「asso （associate degree，副學士）兩年都對住同一班同學，但在大學就算一齊做過project都未必話好熟」，他那時經常「一個人坐喺度，一個人食飯」，身邊苦無可以盡訴心中情的朋友。
創「同行鳥」 讓人暢所欲言
改變是由他自己開始。後來他決心積極參加活動，結交了來自不同院校和學系、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發現周遭不少同學出現各方面的情緒問題，於是在2020年，其時大二的陳尚懿便跟好友同學創立「同行鳥」，訪問情緒病患者，舉辦「真人圖書館」活動讓他們暢所欲言，分享其情緒困擾。「我們不會對他們說的話加插任何批判，但會刪減跟自殺相關的內容，不然也算是原汁原味（在「同行鳥」的社交平台）分享出去」。或許對他們而言，約一半成員曾面對情緒困擾的「同行鳥」算是一個「樹窿」，既不是尋求社工或輔導員的專業輔導，也不是來接受臨牀心理學家的診斷，只是單純分享自己的故事，與聽眾互動交流，「知道彼此不是孤身一人，有同路人一起面對情緒困擾，打了一支強心針」。
其中一個分享來自陳尚懿的朋友，他以沒有露面和變了聲線的短片說出他的故事，他的話「沒聲沒畫」卻鏗鏘有力：「情緒是自己的指南針。」情緒的源頭是自己。陳尚懿有感而發：「正面的，負面的，開心，不開心，都是自己的事，反映自己內心有什麼需要。」下一步是要有勇氣處理情緒問題，才會尋求專業人士協助。一說到見社工、見輔導員、見臨牀心理學家、見精神科醫生，彷彿會「覺得自己有問題、有病」，陳尚懿說大部分人會先選擇跟親近的朋友訴苦，因此加強朋輩支援網絡十分重要，作為第一層的識別方案，視乎其情况再轉介至社工服務作分流。所謂朋輩支援，其實不算複雜，就是「當朋友說出情緒困擾時，給予無條件的關心，不要給他judgment（判斷）」，正如美國心理學家Carl Rogers創立的「個人中心治療」提出要「以人為中心」，着重真誠、積極回應和共情理解的態度。
既是受助者 也是施助者
「很多都市人怕麻煩別人，怕將自己的負面情緒說出來會影響別人」，一般人眼中的情緒困擾者傾向隱藏問題，逃避與人接觸，但出乎陳尚懿意料的是，很多人主動找「同行鳥」，說願意分享他們的故事，告訴他人「情緒分享並不可恥」，這也是陳尚懿成立「同行鳥」冀望傳達給大眾的信息。
跟不擅辭令的陳尚懿對談，開始時會以為他不太想表露自己曾陷入的負面情緒，說着說着會發現並非他不願分享，只是他對那段往事已漸漸釋懷，舊事重提時記憶碎片已不太完整，現在他對別人的評價並不在乎。不過念「政政」的他，並非專業輔導人員，以「同行鳥」身分工作時少不免會遭到質疑，為了令人信服和加深了解如何幫助情緒病患者，學士畢業後做了約一年企業傳訊工作後，轉而攻讀中大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去年陳尚懿因成立「同行鳥」獲得由義務工作發展局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合辦「香港義工獎」的「傑出青年義工」。「同行鳥」不單改變他的職業生涯規劃，也令他明白自己除了是受助者，也能是施助者，以其經歷告訴他人「情緒困擾不是一個人面對，是一群人面對」，就像雀鳥到了黃昏便會結隊飛行，這就是「同行鳥」的意義。來年6月碩士畢業，已屆三十而立的陳尚懿，願望是精神健康能得到更多人關注，「朋輩支援工作員」這個工種亦能恆常化，讓精神復元人士以過來人身分分享個人經歷，同時得到謀生的工作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