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日上映的電影《年少日記》中的嚴父鄭自雄（鄭中基飾）說「唔得打到得」以外的教仔方法都是錯的。體罰，是很常見的家長管教子女模式，卻對子女造成身體傷害，甚或構成虐待。政府早前完成草擬《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下稱《草案》），啟動設立強制舉報虐兒機制的立法程序，強制舉報能及時阻止嚴重虐兒事件嗎？外地處理虐兒舉報個案的政策又有何值得借鏡？
2017年9月初的時候，幼稚園老師發現女童臨臨的小腿上有一處紅色印痕，之後她身體多處出現被打傷的痕迹，老師與女童的繼母會談，繼母承認曾因女童不能自理而毆打她，並答應老師不再使用類似的體罰方式，但事件就這樣簡單結束了嗎？最後長期遭生父繼母虐待的她年僅5歲，還沒升上小學就離開人世。
這宗5歲女童受父母虐待致死的案件於2021年4月判刑，事件中女童生父和繼母被判囚終生，引起大眾對嚴重虐兒個案舉報機制不足的關注。《草案》提出強制社福、教育和醫療衛生界共23類專業從業員，包括教師和社工，工作期間如有合理懷疑兒童受嚴重傷害或正面對嚴重傷害風險，必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舉報，若任何指明專業人員無法在關鍵時間舉報，可能會被檢控。
「法例是保障兒童基線」
根據社會福利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2022年的統計報告，2022年有1439宗新登記的傷害或虐待兒童個案，比2020年增加53.1%，當中有652宗涉身體傷害或虐待，對比2020年的389宗同類個案上升近七成，而這些新登記個案中逾半施虐者為兒童的父母。
數字上升到底是因為虐兒事件多了，還是因為敢於申報的人多了，這個問題的確切答案不得而知，只知道保護兒童的安全網似乎編織得未夠完善，才會一直出現虐兒個案。「法例是保障兒童的基線，不立法的話，只有自願性質的舉報指引跟從，不通報也不用負上責任；有了法例則有法律責任，情况便不一樣了。」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認為，立法才對所有潛在兒童施虐者有阻嚇作用，不然現存的支援服務和自願通報機制形同虛設。
黃翠玲表示，他們於本年度接獲1232宗熱線舉報及諮詢服務，當中有187宗為懷疑虐兒個案，佔整體15%，逾半涉身體虐待；另有一成多涉心理虐待及多種虐待，多數舉報者和多數施虐者都是家庭成員。
黃麗玲續說，除了舉報懷疑虐兒，1232宗熱線舉報及諮詢服務中有七成是家長關於管教子女問題的查詢，當中甚至有3名施虐者管教子女時感吃力致電求助，並坦言曾體罰和責罵子女。當然，會方並不是一收到舉報個案就立即報警，而是先介入協助，做外展服務接觸有關家庭了解具體情况和評估，按照社會福利署在2020年發布《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下稱指引）處理。
疏忽舉報定義須仔細斟酌
指引列明處理保護兒童個案時應根據「兒童為重、安全為先」的原則，採取行動時應理解及全面考慮兒童的家庭整體情况、性別和年齡等因素，而不是單獨針對兒童一人的情况，指引載有識別及通報機制，供不同接觸到兒童的專業人員參考並作自願舉報。這樣說舉報虐兒個案前好像要經過深思熟慮，不過黃翠玲認為如果舉報者有太多顧慮，便不能真正保護到兒童，「最終社會的代價是一直有兒童受傷害」。
一般而言，虐待分為身體和精神虐待、疏忽照顧等。黃翠玲說身體虐待可見徵狀為擦傷、瘀傷、藤條痕和灼傷；心理虐待則是父母責罵孩子時夾雜羞辱和粗言穢語。那麼兒童受虐的嚴重程度該如何區分？她說這待《草案》正式通過後有具體定義才知道，但相信處理個案的人員有足夠專業能力判斷。儘管如此，有些虐兒的蛛絲馬迹，社工和教師也未必看得到。譬如說，父母經常貶低孩子形成精神虐待，或是兒童因焦慮而咬手和食慾不振，可能要靠身邊的親友和鄰居才觀察到。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系主任郭黎玉晶教授留意到，有在幼稚園任職的社工因怕睇漏眼而說要辭職，認為疏忽舉報的定義值得仔細斟酌。
參考外地，例如韓國也設有舉報虐兒機制。然而，當地有家長利用《兒童福利法》投訴老師管束或訓斥學生形同虐待兒童，對老師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更有教師因此輕生，引發今年9月數以萬計的教師在首爾街頭集會。南韓的情况當然不能跟香港混為一談，但引入強制舉報機制，會否也有破壞教師跟家長之間互信關係的疑慮？黃翠玲則反問：「（《草案》）針對的是嚴重虐兒，是可能致命的，還有什麼（維持）關係可言呢？兒童的安全才是首要。」
報警容易 惟顧慮太多
若說教師因舉報家長虐兒而遭報復，或許有點杞人憂天，做過4年外展社工的香港學校訓輔人員協會副會長李建文表示不太擔心。他認為，只要有指南訂明需要申報的虐兒情况，清晰界定嚴重虐兒行為，便不足為懼，「老師的concern（擔憂）主要是他們能否判斷出學生遭受虐待」，他反而憂慮舉報後學生或會陷入更困難的境况。《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提出會保障舉報者的身分免被披露，李建文憑其經驗說：「學校好難完全隱蔽舉報者（身分），一申報就好快會知（傳出去）。（家長惡意舉報情况）你問我，我目前為止未見過有一個家長會特意誣告，又或者無憑無據地指控教師虐兒。」按李建文和黃翠玲的意思，保護兒童應凌駕一切。
舉報虐兒個案，李建文續說：「報警唔係一個最難做嘅過程，而係報完警之後無預計到或控制唔到後續情况。」他內心也會為報警與否而掙扎，因為報警有時對學生來說未必是最好選擇。李建文解釋，受虐學生初初向自己信任的老師或社工坦白處境，以為能找到出路，「有一個信得過嘅成年人去幫佢做佢唔敢做嘅決定或行動」，到頭來父母被捕，最後定罪入獄。學生可能從虐待情况中解脫，卻可能遭旁人斥責他不孝順和出賣父母，因而陷入自責；更悲觀的情况可能是報警也沒用，學生繼續被家長虐待。後果是學生不再信任師長，家長跟學校心生嫌隙，學生與親人關係破裂等，長遠而言不利學生的情緒健康。
矛盾的是，若對虐待情况視而不見，容忍下去，學生受到的痛苦和代價會更大。郭黎玉晶明白舉報後或令兒童暫時陷入更困難的處境，但跟他們長期受虐的情况相比，「兩者取其輕，還是該讓他們離開那個痛苦的受虐環境，因為那（長期虐待）造成的影響更深遠」。
參考澳洲「遠離暴力」計劃
任何舉報者採取行動時，應以兒童的福祉為依歸。作為中學校長的李建文指出，學校舉報懷疑虐待個案前會先主動接觸家長作深入了解，免作誤報，確定虐待情節嚴重便會上報處理。但他說除了透過執法行動保護學生，校方亦要考慮舉報後「如何撐住呢一個學生和尋找其他合適資源支援他整個家庭」。
將施虐者帶離家居
那麼除了設立強制舉報機制，政府要思考的還有舉報後的受虐兒童後續支援措施？郭黎玉晶認為澳洲的做法值得參考，當地除了強制專業人員如護士和醫生須通報虐兒個案，更於2009年提出 「National Framework for Protecting Australia's Children 2009-2020」的保護兒童政策框架，除了設立保護兒童指標和提出導致虐兒情况出現的高危因素，更推行多項預防家庭暴力措施及精神健康支援等服務，例如「留在家中遠離暴力計劃」（Staying Home Leaving Violence Program），防止受虐婦女和兒童無家可歸，計劃與新南威爾斯州警方合作，將肇事者（暴力伴侶）帶離家居，讓受虐者可以安全留在原地，並提供完成複雜法律程序等一系列支援。
郭黎玉晶說，舉報後要盡快安置受虐兒童，為他們安排住宿服務，將他們從施虐者身邊隔離，不然舉報與跟進個案之間的空白期「（施虐者）可能會更加虐待個小朋友」，而這也只是處理受虐兒童個案其中一項後續支援。她發現兒童的施虐者普遍是父母，而父母虐待兒童的問題很多時源自他們不懂得處理情緒，將情緒發泄在子女身上。要防止虐兒事件發生，她說還得培訓前線工作人員有足夠的敏感度識別高危個案，還有為高危家庭提供精神健康服務。至於一般家庭，她則認為推廣正向教育，教導家長多關注子女的長處，多欣賞少責罵，可盡量防止虐待事件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