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陳列在《殘骸書》的前言開宗明義說，這是一本潛藏在他心裏多年的書，一本完完全全、從頭到尾關於白色恐怖的書。寫作動機一直都在，初心不改。然而，在回憶面前，筆總是拿起了，又放下。陳列意識到「回憶確實是會傷人的」，當他嘗試緊緊抓住被時間所遺忘，逐漸消隱的人、事、物，或是回到他和其他人經歷過這一切受創的景况時，每每都是折磨。
記憶的焦慮，回看與重寫
書寫之難，難在記憶疼痛，不知從何說起，或者是應不應該再說起。
而二○一○年五月的綠島之行，成了陳列決定執筆的契機和開端。那起初是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的邀請，希望他能擔任駐館藝術家之一。陳列一度猶豫，最終還是答應了。他意識到這可以成為一種策勵，讓自己不得不回到歷史的現場，面對記憶。於是，無論在書外，還是書內，陳列的身影都在景美和綠島紀念園區這兩個原為白色恐怖時期作軍事看守所和羈留場所的空間中往返徘徊，召喚記憶，對照當下。
就好比有一台攝錄機，架在這兩個空間內，時刻觀察着這兩個紀念園區的展覽設備、解說人員、遊客、天氣，甚至植物。至於這部攝錄機放在哪一個位置、哪一個視點去觀察？陳列在二○二三年三月時曾到東華大學作《殘骸書》的新書分享。那時，他說自己是以受難者的身分去看這兩個空間。
例如是景美園區的獬豸石像。石像如今坐在景美看守所鐵絲大門外的圓形水池中央，是一個造型奇特如小獅子、身形矮壯、頭頂有紅色觸角的雕像。傳說中，獬豸喜歡住在水邊，見到人們紛爭時，就會用牠的觸角牴觸不正直、不講道理的一方，故有明辨是非曲直與善惡、公平主持正義的象徵。
陳列翻查資料檔案，發現景美園區這隻看似並不匠氣的獬豸，是當年為水果商販的受難者林池設計和製作的。林池在一九五○年代被捕，二十六歲，被判十五年，因為移監到一九六八年啟用的「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被分配製造獬豸。而按陳列的記憶，他當時被囚禁在景美看守所，曾經因提案而幾次進出看守所的大門，卻也想不起自己曾看過這個水池和這隻獬豸。
又例如是人權紀念碑。同樣是在景美紀念園區，入口的不遠處有一長排攤開來、用有如鐵架撐起的布告欄，欄位上是僵固有序、擠塞在一起的名單，羅列了從一九四七至一九九○年間被槍決、判無期徒刑、獄中死亡，以及黑牢囚禁的七千九百七十七名受難者名字。名單的位置緊貼入口處兩面高聳夾峙的水泥牆，陳列認為是在水泥牆這個「入口意象」上加以延伸的設計，頗有巧思。可是，他也留意到這個以名單砌成的所謂紀念碑其實沒有名稱的標示，也沒有碑文，沒有任何隻字片語的說明。所以，在陳列眼中，這些名單，似乎只是一個又一個孤獨無依而空洞的姓名。
皮耶．諾哈（Pierre Nora）是第二波「記憶潮」的重要學者，「lieu de mémoire」（台灣學者戴麗娟翻譯為「記憶所繫之處」）是諾哈在討論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時的一個重要概念。記憶所繫，即是記憶所依附、附着的物件，同時亦需具備功能性和象徵性，如肉眼可見的紀念碑、紀念館、古蹟等建築物，所以景美園區內用名單所砌成的紀念碑也是一種記憶所繫之處。
同時，皮耶．諾哈又提及：物件在傳遞社會記憶時，可讓特定的群體勾起對於特定族群的感知經驗和即時感受，同時又是一種極度抽象的建構。顯然，如《殘骸書》中所述，這塊由名字組成的紀念碑，大而空洞，而且上面未能附着所有微小、鮮活、來自受難者個人的記憶。紀念碑在面前，個人記憶依舊焦灼，無所可依，唯有自行寫下。
在大歷史下的小我
於是，陳列嘗試把個人回放到大歷史的洪流之中，講述關於自己和他人的小我故事，是《殘骸書》中另一道重要的風景。
陳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嘉義農村出生，在此之前，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父親曾在高雄岡山當日本人的海軍工員，而母親則是在日本人的嘉義戲院當售票員。在陳列出生後的次年二月，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社會上對以陳儀為首的政府積累了大量民怨，最終因為天馬茶房外被查緝員打傷的菸販林江邁、被誤殺的市民陳文溪而徹底爆發。一九四九年五月，在陳列三歲時，當時的警備總司令陳誠發布戒嚴令，從此，台灣進入了戒嚴時期，共三十八年。在戒嚴時期內，人民涉嫌所謂的內亂外患罪，必須接受軍事審判。於是，台灣的戒嚴時期，也是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
一九五一年九月，陳列五歲，入讀小學，開始接受體制教育；一九七二年四月，陳列二十六歲，因在教書時稍微質疑和揶揄了蔣介石而被捕，依《懲治叛亂條例》，判刑七年。剛被關進看守所的陳列，向同房的人簡略說起了自己的案情。同房的人都認定他會判七年，當時陳列還覺得他們錯判了，認為自己不會有事，很快就會出去了。陳列在東華大學的新書分享會上一度提起這段回憶，並補了一句：「（那時）當一個人被判死刑的時候，他才知道是判死刑的。」當人被移交給了軍事法庭，押進看守所時，生命已是被動和無奈的。
除了陳列個人的監獄記憶之外，《殘骸書》中穿插了大量其他受難者的故事，例如被拔手腳拇指指甲的郭振純、因坐過老虎櫈而眼耳至今仍會流出不明液體後遺症的陳欽生、刑期結束後再判七年最終在精神病院自殺身亡的王競雄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人之中，有些是與陳列相識、同囚、一起服刑，有些則是陳列先認識受難者的家屬，從家屬的口中或是受難者的回憶錄中，得知他們曾經的故事。
其中，船長的故事在一九八○年的單篇散文〈無怨〉和《殘骸書》中反覆出現。船長其實沒有當過船長，他只是在一隻近海漁船上當一位射魚手，高一百八十二厘米，體重八十五公斤，常伏在地上畫魚、哼歌，深情恰似小孩作畫般虔誠。在〈無怨〉中，船長是一個對晴天以外的任何天氣焦躁的男人，期待女兒的來信。當他收到信時，會伸手到廁所壁外的鐵條，對陳列說：「來啊，摸一下社會。」呈現了一個對於陽光和外在世界仍有期盼的囚犯。
相比起〈無怨〉，《殘骸書》中的船長經歷更為波折，是一個死囚對自己命運的絕地反擊，與電影《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的越獄故事同樣傳奇。
船長其實是一個一審、二審都被判死刑的人。簡單來說，他是一個等待死亡的人。他入獄前不小心賭輸了錢，與朋友開船到海上散心，卻因船隻失去動力而被溫州漁民拖入港內。其後，船被扣押，人也被扣押在人民公社。後來，船長和朋友成功偷偷溜出公社，把原來的漁船開走，一心一意想回到台灣，不料卻去了日本。幾番轉折下，當他們終於回到心心念念的台灣時，而這就是船長被逮捕入獄之時。連環的不幸事件成為了他的罪名，從死刑到無期徒刑。
然而，船長沒有放棄，他曾告知同囚的陳列，自己打算想辦法逃出牢房，到八斗子偷開漁船出海，然後去沖繩尋求政治庇護。他的計劃破綻很多，不被看好。最終在外役區看顧洗衣工廠鍋爐房時，偷偷跑到石垣島去了，成功逃脫。
不過，陳列在憶述船長的開篇已告讀者，他是景美看守所存在的二十年間，唯一能逃獄成功的政治犯。
陳列的獄中書單和歌單
「在押房裏，最多的時候是在讀書。」陳列在《殘骸書》中鉅細無遺地分享自己看過的書和聽過的歌。
第一本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讀這本書時，也正是陳列剛被押進看守所的時候，心神恍惚，思緒較為紛亂，有時不自覺地就逸出書頁以外，猜想着這樣的獄中生活只是短暫，可能明天，可能就是今天，自己可以重回原來的世界，一切恢復原狀，而未能投入形而上的思想學問之中。
陳列認為對他調整心境極有助益的是維克多．佛蘭克（Viktor E. Frankl）所寫的《意義的追尋——從集中營到存在主義》。佛蘭克在書中記述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歷，最重要的是他分析了自己從震驚到否認，到拒斥或者幻想會被赦免，到接受、冷漠，以保護自己並抵抗世界，到最後找到受苦的意義這一連串階段的心理機轉，對入獄初期的陳列有着莫大的幫助。每當心情低落時，陳列就會拿出來，一讀再讀。
再者，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黑色的烈日》（Darkness at Noon）是陳列在獄中很喜歡的一本小說。小說以俄共一九三○年代大整肅為根據的監獄小說，描寫了陰慘的偵訊過程，以及革命黨徒在專制獨裁體制下的真誠信念、墮落、噩夢，以及最後的死亡。小說最初以德文寫成，但初次面世確是英譯版本。那時，陳列正開始翻譯外國書籍。他對於這本書經過層層審查，最終來到自己手中，感到十分驚喜，並好好安放在他服務工作區的小抽屜裏。
同時，閱讀遊記會讓他放鬆愉快。例如《山岳》雜誌上的公路記遊，或是因學習翻譯所看的《湖濱散記》，讓他的思緒能跟着作者躲入寧靜的山水林野裏勞動和散步，領會如何過某種單純的日子。
除此之外，《殘骸記》中還分享了不少與其他同囚者在縫衣工廠時一同唱的西洋歌，例如巴布．迪倫（Bob Dylan）的Blowing in the Wind、披頭四（The Beatles）的Yesterday、美國民間音樂House of the Rising Sun、「向華盛頓進軍」主題曲We Shall Overcome和葛倫．坎伯（Glen Campbell）的情歌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多年過去了，書寫獄中記憶時，這些歌和人仍盤踞在陳列的腦中，久久不能散去，是獄中人與人之間互相無猜忌、壓抑的愉快時光。
記憶空間，如何建構？
如上文曾提及，陳列一直是以受難者的身分去看紀念空間的設計。而這種觀看的想法和角度，常常會與他現世所見的建築物相斥。例如書中曾提及景美看守所的外役區有一個名為介壽亭的六邊形涼亭，與看守所在同一年落成。出獄多年後，戒嚴時期也過去了，當陳列重新回到這個已成為景美紀念園區的涼亭時，亭上匾額文字，讓他心生焦慮。
匾額上的文字是這樣的：「欣逢總統蔣公八秩晉生五華誕……本所官兵與受刑人感念林勛恩德深厚建亭呈獻以示感戴之忱……以頌領袖功垂萬世德被八方山河並壽日月同光」。作為受害者之一的陳列，看見這些對戒嚴時期當權者歌功頌德的文字時，本能地生厭、抗拒、遠離。
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與政治》中曾提及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城市規劃往往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過濾」。換句話說，空間看似是一個客觀存在，然則實際上卻充滿了政治色彩所構成的意識形態。如列斐伏爾所說，在悼念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場地和空間之中，仍存在着對加害者的歌頌文字和建築，其實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在生活空間的展示。
對於這種展示，《殘骸書》中存在着大量的疑問和反詰，涼亭只是其中一例。陳列在回溯過去時，反覆問自己和讀者（特別是台灣讀者）：關於保存白色恐怖時期的記憶空間，該如何建構？
記憶的殘骸之路
《殘骸書》與陳列上一本散文集《躊躇之歌》，已相隔十年之久。雖然兩本書同樣有涉及白色恐怖的歷史，但性質有所不同。
《躊躇之歌》主要記錄的是當一個人在遭受重大迫害、徬徨時，如何觀察、看待，並尋求一種解釋，如何與更廣闊的天空連結，得到安頓。而《殘骸書》更多是在處理個人與記憶的關係，如陳列在序中也提到：「我時而從肢解的過去裏拾起一片凌亂散置的蒙塵的殘骸，注視與觸摸，然後，又輕輕放下殘骸，那些心志的殘骸，肉身的殘骸，權力的殘骸，遺忘的殘骸，時間的殘骸。」
可能正因如此，全書並無目錄，以陳列一貫冷靜的筆調，將個人的記憶、獄友的故事、受難者回憶錄、受難者家屬的聲音、大歷史敘述、作者的反詰等等交織串連，一氣呵成。猶如一條碎裂又漫長的記憶之路，人在其中，來回踱步。
info：陳列
本名陳瑞麟，一九四六年生，台灣嘉義人，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國中教師兩年。一九七二年一月在花蓮太魯閣禪光寺備考研究所時被捕，起初被判七年，後改為四年八個月，一九七六年出獄。一九八○年以〈無怨〉獲第三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隔年再以〈地上歲月〉獲第四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著有《地上歲月》、《永遠的山》、《人間．印象》、《躊躇之歌》和《殘骸書》。《殘骸書》獲台灣二○二三金典獎年度大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