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張大千一批畫作將於明日（9日）亮相拍賣會（另刊D11），其中一幅靈感取自加州優勝美地的潑彩作品《秋山夕照》，市場期待拍賣價將打破紀錄，該畫是在巴西創作。張大千自1952年在香港出發前往阿根廷，其後20多年定居海外，這段海外日子甚少留下紀錄，成為張大千人生中的一大未解之謎。華裔導演張偉民用上12年光陰，走訪全球多地，拍下200多小時的素材，濃縮成約100分鐘的紀錄片《萬里千尋》，追尋張大千海外足迹。
在美國加州圓石灘，張大千一邊漫步，一邊遙望太平洋，似是望着遙遠的故鄉，這段1967年拍下的16mm菲林一直封存。《萬里千尋》導演張偉民在北京胡同成長，先在北京讀藝術，後到美國修讀電影，現於舊金山州立大學任教。當同校藝術系教授Mark Johnson向她介紹這段菲林時，燃起她研究張大千海外生活的興趣。
研究張大千在兩岸三地生活的資料豐富，但海外生活的資料闕如。如缺少海外生活這一部分，張大千的人生故事便不完整，於是張偉民從身處的加州開展研究。因為張大千曾在加州生活，總算留下紀錄，但是他更長時間居住的南美，除了在阿根廷資料庫找到一段阿根廷傳媒歡迎張大千到來的片段，便無從入手。
遠赴地球另一端 巴西找到桃花源
1952年，張大千從香港出發，搭了50多天船，終抵達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中國內戰結束後，不少文人南來香港、東渡台灣，但少有像張大千遠赴他鄉。張偉民認為張大千意欲到天涯海角找尋桃花源，所以才選擇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但張大千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停留，而是深入門多薩（Mendoza）居住。張大千在阿根廷的日子只有1年多，張偉民翻閱1950年代阿根廷的移民法，推測當時阿根廷渴求勞工，身為藝術家的張大千無法留下。
後來張偉民建立紀錄片的網站，同樣對張大千感興趣的巴西記者Guilherme Gorgulho聯絡她，才得知張大千在巴西建築的八德園具體位置。張大千在1953年抵達巴西，翌年在聖保羅州的摩詰市（Mogi das Cruzes，又譯莫日達斯克魯濟斯）買地建築家園，包括自家庭園八德園。「摩詰」是張大千自己的翻譯，來自他鍾愛的詩人王維字號。
然而1970年代巴西政府收地興建水壩，令八德園被淹沒；直至2014年聖保羅旱災，水位下降後顯露八德園遺址，露出庭園巨石，讓她「對八德園有初步的認識」。後來她在摩詰市找到張大千弟子沈潔和其日裔家庭醫生Mori，說起不少張大千當年往事，又展示張大千贈與的畫作。
張大千在巴西居住足足10多年，張偉民認為他在巴西找到自己的桃花源，比較1951年和1966年的桃花源繪畫可見端倪。文人雅士素來繪畫桃源圖，以表其精神世界，世代傳承追求理想世界，張大千也不例外。在他遠赴海外前繪畫的《桃源圖》，構圖將扁舟放到畫的一邊，舟上的人回望張大千住過的青城山，從不尋常的構圖可以得知張大千欲到天邊尋找桃花源，但他其實並無答案。「桃花源這個觀念，一直貫穿張大千一生。他離開中國是覺得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有桃花源。但是在哪裏？他其實不知道。」
對比1966年張大千在巴西繪畫的《清溪探梅圖》，構圖中小船貼近桃花源，「我就能夠感受到，張大千這個時候已經在桃花源裏……他的人生和藝術創作同時達到了頂峰時期」。香港藝術館前館長、《萬里千尋》執行監製司徒元傑補充，《清溪探梅圖》上部分是抽象的潑彩，下部分是具象的傳統中國繪畫，張大千當時已融合原創潑彩和中國傳統繪畫。除了《清溪探梅圖》，張大千在1966年繪畫的《瑞士雪山》也留在巴西，張偉民形容巴西是張大千的第二故鄉，兩幅畫作猶如送贈巴西的禮物。
1956年巴黎辦個展 創中國藝術家先河
南美片段填補張大千的生活部分，另一部分歐洲片段則補充了張大千的藝術部分。張大千屢次在海外舉辦個展，紀錄片特別着墨張大千1956年在法國巴黎的兩個個展。張偉民解釋，過往旅歐的中國藝術家，如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均未在巴黎辦過個展，大多只是沙龍展和群展，但是張大千在巴黎的賽努奇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和現代藝術博物館（Musée d'Art Moderne de Paris）同時舉辦個展，皆屬博物館級別。
1950年代，西方仍不熟悉東方傳統藝術，多從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及法國探險家伯希和帶回歐洲的敦煌洞窟繪畫、經卷和雕塑中認識。然而二人無法帶走壁畫，所拍攝的又是黑白照，張大千筆下臨摹敦煌洞窟壁畫，成為西方世界認識張大千的契機。他的敦煌臨摹壁畫由賽努奇博物館展出，另邊廂，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則展出他的其他繪畫作品及收藏古畫。
聖保羅國際電影節獲最佳國際紀錄片
張偉民疫情期間抵達巴黎，跟賽努奇博物館長易凱（Eric Lefebvre）一同翻查資料，發現張大千除了1956年跟畢加索在康城見面之外，在1961年再到賽努奇博物館展覽《巨荷圖》時，《快報》（L'Express）記錄了一場他跟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的對談。故而舊金山州立大學藝術系教授Mark Johnson在片中提到，張大千生前已與西方藝術交流，理應視他為全球藝術史的一部分。張偉民續解釋，張大千早將東西方藝術融合，但全球藝術史以西方為主，東方藝術或其他民族藝術也需要容納到全球藝術史的系統裏，肯定其價值。
「我自己就是一個漂泊海外的藝術家，所以我跟張大千有很多感同身受。」張偉民表示，藝術家的創作很多時取決於其生活土壤和文化背景，但人在外地，很多時候需要改變自己來順從他人。「但他（張大千）對中國傳統文化、古代哲學有很强的信念，不會去改變。相反他有一個使命，要把東方重要的價值觀帶到西方，能夠影響其他人，所以他一輩子都穿長袍、戴東坡帽。」
1960年代末，張大千從巴西搬到美國加州，住下數年後到台灣終老，重返華語世界的視野。「（紀錄片的）出發點就是記錄張大千在海外的心路歷程……一個畫家作品背後，是有他一個非常不尋常的人生，因為他的人生跟他的作品相輔相成。」洗淨鉛華，張偉民認為張大千的人生結論就在他兩個印章：「不負古人告後人」、「直造古人不到處」。
《萬里千尋》近月率先在第47屆聖保羅國際電影節上映，並獲選為最佳國際紀錄片，以回饋張大千的「第二故鄉」；摩詰市也在今年10月立起張大千的雕像，紀念一代藝術家。今日（8日）《萬里千尋》則在香港故宮首映，重返張大千遠赴海外前的出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