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英國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的頒獎典禮在倫敦的老比林斯蓋特（Old Billingsgate）舉行，這也是獎項公布時間要比往年遲來的原因——聽聞，頒獎廳似乎只有這天的檔期。不僅如此，今年評審團也為決定誰獲獎而特別糾結。身為評審團主席的小說家埃杜．吉安（Esi Edugyan）表示，經過6個小時的辯論，評審仍不能達至一定的共識。有些人則打趣說：「今年得獎的人名字大概叫保羅。」因為，在入選短名單的6名作者中，就有3名保羅。
最後果真由保羅獲得布克獎——《先知之歌》（Prophet Song）的作者，愛爾蘭作家保羅．林奇（Paul Lynch）。
小說講述在不久的將來，愛爾蘭突然受極權主義蹂躪，發生內戰，使主角一家不得不逃離本國。作者表示，他當時着手創作這部人生中第5部的小說，腦袋裏想的是敘利亞長期內戰，以及西方對難民們冷漠甚至是反感的態度。他便決意要寫一本揭示現况的反烏托邦小說。
評審團主席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先知之歌》是：「一場情感敘事的勝利，令人振奮和富有勇氣。」剛好遇上了近來以巴新一輪的武裝衝突、以色列國軍與哈馬斯的戰事，小說更是引起了大眾的共鳴和深思，「捕捉到了我們當下時刻的社會和政治焦慮」。
愛爾蘭（包括現時的北愛爾蘭）向來是出產文學的大國，每一屆布克獎的入選名單都常有幾位愛爾蘭作家的身影。例如，本屆就有比較年輕的伊萊恩．菲尼（Elaine Feeney），入選短名單的保羅．莫瑞（Paul Murray），和已是第5次入選的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愛爾蘭有不少年輕而有影響力的作家，就像2018年也曾入選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作者莎莉．魯尼（Sally Rooney）絕對是現時文壇炙手可熱的90後作家；2021年度的入選作，克萊爾．吉根（Claire Keegan）的《微物如此》（Small Things Like These）是筆者近年讀過最好的作品之一。這個獎項參選資格包括了世界所有以英語書寫的作品，但在超過3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裏，人口只有約500萬的愛爾蘭卻有多名入選者，顯然是非常注目。
愛爾蘭文學如此強盛，再出產多一名得獎者也不意外。但我們還是想要知道《先知之歌》是一本怎樣的書，和它憑什麼獲獎。
寫作之難：反烏托邦與現實
在作者林奇的主觀視角，自己的獲獎可能是奇蹟。「這不是一本容易書寫的書」，他在得獎致辭時提到，「我的理性部分認為，寫這本小說會毁掉我的職業生涯。但我還是要寫這本書。對於這種事情，我們別無選擇」。林奇在過往書寫的故事背景都設於過去，這是他首次書寫一個動盪的將來，無疑是一個跳出舒適圈的挑戰。
小說的重心圍繞着女主人公艾莉舒（Eilish）的一家，而一切展開於她丈夫無故被調查的一天。正因為，丈夫作為教師工會的主席，他想要為愛爾蘭教師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告訴我，你相信現實嗎？」事後，艾莉舒跟父親談起了此事，父親突然這樣問。「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有學位，你一定明白當中的含義［……］艾莉舒，我們都是科學家，都屬於某種傳統，但傳統只不過是每個人都同意的東西——科學家、教師、機構，假若機構的所有權變了，事實的所有權就改變了。」這或許聽起來是一個哲學問題，是關於所謂事實的本體論問題；然而，在極權抬頭的社會，這些問題會馬上成為形而下的問題。
就像，艾莉舒的丈夫被帶去調查，他認出了其中一名調查官，他曾經是某個本地球會的一名足球員，但現在換了裝束，他可以對自己球員的身分極力否認。「你可以改變信仰的結構，達成共識」，她父親這樣解釋，「艾莉舒，這就是他們正在做的事情。這真的很簡單［……］你反覆說着同一件事情，人們就把它視為真理——這是一個老掉牙的想法，當然稱不上什麼新鮮事。但你現在眼睜睜看着事情在現時發生，而不再是書本上」。
在上世紀美蘇冷戰的時代，西方世界對共產社會有所畏懼，才有像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極權主義寓言。《先知之歌》這個標題，似乎亦點明了這一點：小說是一本預言書。
在一次訪談裏，林奇說他的小說是受到德國的歷史教訓所啟發：「2018年，我重讀了赫爾曼．黑塞 （Herman Hesse）的著作，在1927年，他預見到下一次世界大戰將在德國的混亂中爆發。我不寒而慄，想到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
當然，《先知之歌》的書寫難度一方面在於對未知未來的想像。就像奧威爾的《1984》之所以是永恆經典，不單是他對極權恐懼的刻劃，還有它的先知性質。我們甚至可以說，是後來極權世界對人的監控受到了奧威爾的啟發，因與果的關係不一定符合我們的想像。然而，作為一本先知小說，寫作的難處並不只是內容本身，而是身在富裕安穩的國度，要如何想像危機？
如作者所說，《先知之歌》的靈感來自於敘利亞長期內戰，他是參照了現實的歷史，重新塑造一個發生在未來愛爾蘭社會的歷史。也就是，林奇的書寫進路從一開始就不像奧威爾：奧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設在一個架空的時空，有警世意味，卻缺乏確切現實的支撐。如此便涉及一個問題：反烏托邦小說如何跟現實連結？
林奇在寫《先知之歌》時，正是以這個問題作為出發點：「我想以反烏托邦的形式書寫，然後透過現實主義，將它拆解。我希望讀者在某個時候意識到，他們並不真的在反烏托邦小說中，而是在當下。要做到這一點，這本書必須設於非虛構的場景；它必須非常真實的。艾莉舒的處境就非常真實。」
而我必須在此指出，林奇口中的真實，其實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真實。就像，艾莉舒的父親問到「你相信現實嗎？」這樣的問題，她的回應本身就難以脫離西方中心的思考框架。她的父親想她把孩子帶到加拿大，說他們年紀尚小，「會很快適應新的口音」。艾莉舒的想法聽起來更是荒謬：「我的職業生涯和拉里的工作，以及孩子們上學的事呢？然後是莫莉的曲棍球，他們今年將拿下倫斯特女學生的初級聯賽，已經領先9分了。馬克剛剛才升了學校高年班。」
這是歐洲人面對自身的移民處境時第一個反應。他們還不知道大難將至，事情的來勢如洪水猛獸，很可能沒有談判和思考的餘地。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對於一名親歷逃難經歷的敘利亞難民而言，如此回應極權的方法是可笑的。同時，作為一名敘利亞難民，要把自己的逃難經歷書寫成書，大概不會有林奇書寫時的糾結。
兩個群體的差異，可以作為探討文學價值的切入點。一來，以敘利亞戰爭的角度，就不會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而是對殘酷現實赤裸描述的回憶錄。《先知之歌》是一本預言式的烏托邦小說，作者要像黑塞，在納粹抬頭之前就意識到世界將要有翻天覆地的改變，這既是寓言又是現實。要寫這種現實，必須要超越寓言體的書寫，達到現實般的說服力。
小說裏有一段講述女主人公尋找失散的小兒子，林奇就認為那一段非常讓他糾結：「我非常抗拒寫那一章。但同時卻又必須書寫。因為他們的關係是這本書的基礎。」《先知之歌》的其中一個成功之處，是它以一個母親的角度書寫。在危難關頭，一位母親不單止要拚命找尋失蹤的丈夫，還要獨力照顧自己兩名孩子。《先知之歌》書寫的其實還是母愛。
「喚醒」運動：文學獎的政治
林奇選擇以母愛展開故事，可能出自某種考量。從取得文學獎的角度，這種敘事視角增加了獲獎的勝算。
近年每逢布克獎快將揭盅，文學愛好者都必然陷入一個討論：怎樣的作家會獲獎？這些討論包含了作家的性別、種族、性取向、政治意識形態，甚至是年紀。而本年的討論重點自然是作家的性別。畢竟，連今年在內，已經是連續4屆由男作家得獎，自然成為話題。
把獎項帶回上世紀的1991年，該年的短名單竟然只有男性作家，便受到了好些女性作者批評。我們的文學獎項是否帶有性別主義？5年之後，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首次頒發，強調女性作家在文壇上的付出，回應的正是這種由男性主導的風氣。多年過去，如今女性小說獎已成為文壇上一個重要的獎項，這必然是讀者樂見的進步。
幾年前，女性作家在布克獎上大放異彩。例如，2018年就由北愛爾蘭的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奪得，其後一年，得獎者之一是加拿大傳奇女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愛特伍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是現代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著作。到了2020年，獎項入選名單的13個作家當中，就有9名是女性。獎項最終雖由蘇格蘭裔美國男作家，道格拉斯．史都華（Douglas Stuart）奪得，但仍被視為是一種政治正確的結果。主要是因為他同性戀者的身分。至於同年布克獎的國際獎（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得獎者亦非異性戀者。
當年在史都華獲獎後，愛爾蘭小說家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馬上發表了比較激進的看法。「我鄙視這種『喚醒』運動（"woke" movement）。他們何以沉睡那麼久？同樣的不公正現象還在繼續，它已成為宗教崇拜。」班維爾是布克獎2005年的得主，他所感嘆的是，作為一個異性戀的白人男人，在如今的文壇生態下，他必然不可能再得布克獎。言下之意，是獎項現在只考慮政治，而不是本身的質素。我比較好奇的是，像班維爾這類鄙視「喚醒」文化的作家，他對《先知之歌》獲獎有什麼看法？他們都是白人異性戀者，還是愛爾蘭人。
無論布克獎所公布的結果如何，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獎項必然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考慮。如今林奇獲獎，是因為近來西方世界對戰爭的恐懼。
又或者說，在現今世界，文學獎機構必然是有公共意識的考慮，因此他們的頒獎偏好不得不如此。就像諾貝爾文學獎，其所頒發的傾向常考慮到作家的知名度。假若作者在公共領域上已有一定的名氣，或許意味着無緣競逐諾貝爾文學獎。有所考量，亦是無可厚非。站在機構的角度，諾貝爾文學獎想要達到推廣文學的果效，布克獎想要為讀者選取一本與社會議題相關的著作。不過，敘利亞的戰爭本身就是公眾想要關注的議題，能夠啟發作者書寫；但換一個角度，小說的內容能啟發真正戰爭的受難者嗎？這裏帶出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
這或許是西方作家自身需要思考的問題，同樣也是文學獎一方釐定藝術價值的難處。世界並非西方中心，但另一方面，他們所挑選的文學必須對西方讀者負責，讀者必須有所共鳴，文學才有意義。
而無論如何，今屆布克獎的入圍作品都有閱讀價值。《先知之歌》是一次嘗試，它能夠獲獎，很難說不靠其文字的魅力，和作者敘事的能力。在一個比較動盪的時代，作者不忘人類情感的複雜性，同時回應了來自外在世界的威脅。由這個角度看，林奇的《先知之歌》不一定不及黑塞的世紀名著《流浪者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