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莫昭如（阿莫）今年76歲，比記者大整整半個世紀。當訪問者與受訪者相差50年的閱歷，該怎麼訪？幸好，阿莫是個會把自己的歲數定期「歸零」的理想主義者：「我們以前常說don't trust people over 30（不要相信超過30歲的人），他們有家要養，有樓要供，成為建制一部分。但自己也會老，那怎麼辦？其實很簡單，我們『重生』一次就可以了。」按他最近一次在日本311地震後「重生」來計算，他現在只有12歲。
第一次重生
留學反越戰 回港搞革命
阿莫是香港著名文化人，資深藝術教育家馮美華稱他做「文化大佬」。他做過《70年代雙週刊》，後來又在香港發起民眾戲劇、展能和社區藝術。訪問這天，我們約在他任總幹事的「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會址見面。既然阿莫曾不斷「重生」，我們要回顧的就是他多段奇幻人生，他卻開口埋口都說自己很失敗。雖然上月底獲香港藝術中心頒「藝術榮譽獎」，他仍不知道除了失敗外，還有什麼好說。
阿莫解釋，「重生」是指他對社會、世界有新洞悉的時機。自1966年他在澳洲阿德萊德大學讀經濟系期間，見證越戰殘酷、塗炭生靈，與朋友一起走上街頭反對後，便開始參與社會運動。但要到1968年，阿莫畢業回港，決定要「搞一場世界革命」，歲數才第一次歸零。
在六七暴動之後，阿莫要搞的革命，不同於香港左派，同時，他也不喜歡英國政府的殖民統治。香港浸會大學翻譯課程副教授楊慧儀在2019年撰書《香港的第三條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戲劇》，把阿莫形容為「反戰、反資本主義的和平主義-安那其主義者」。
這是什麼意思？據阿莫憶述，他當年要搞的革命，內涵包括終結剝削、壓迫、貧窮、官僚控制、獨裁、不平等、種族主義等。「我們不相信槍桿子裏出政權，除了政治和經濟上的革命外，文化和個人反省的革命，也是重要。」他決定要為被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主導的香港社會帶來變革。
中學時代
不做安於現狀的大人
就讀皇仁書院的時候，阿莫遇上的兩名中文老師，令他對社會狀態有最早的反思。其中，一個是非常反日的中文老師，經常說日本侵華是傷天害理，中國人應該要怒視日本。可是，阿莫很疑惑，這個老師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是隻字不提的。另邊廂，在阿莫考O-Level後，發現自己明明沒有應考中文科，但成績單上卻有中文科的合格成績。另一名中文老師，居然跟他說：「唔好出聲，人哋畀咗你就要啦！」阿莫不要成為安於現狀的大人，「不應該接受現實，不能忘記什麼是ought to be，它與what is的分別在哪裏」。
他在1969年珠海書院事件聲援行動，反對校方干預學生會選舉後，認識了吳仲賢等學生領袖，在翌年共同創辦《70年代雙週刊》。在1971年，他們不滿美國在未與中方協議下，準備把二戰後由美國託管、包括釣魚島在內的琉球群島交予日本，於是在刊物呼籲支持保釣運動。之後，他們又投入中文法定語文運動、要求釋放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等人，以及支持天安門民主運動。
周刊成員嚮往1968年巴黎的學生運動「五月風暴」，阿莫曾在1972年到歐洲與國際左翼社運社群交流半年。過後，他已經把積蓄花光，急需找一份全職工作維生，便在1974年加入女拔萃書院任教經濟科。這份工作的收入令阿莫能夠繼續追尋藝術介入社會，也得到書院支持，在1979年停職一年到英國基爾大學接觸心理戲劇。再次回港後，他在劇場創作人周勇平的邀請下，參演了《翻身》等舞台劇。
當時，在港督麥理浩領導下推行福利社會政策，民生狀况快速改善下，動盪氣氛已然不再。《70年代雙週刊》已經停刊；知識分子間的身分象徵，已經變成講求生活品味的《號外》雜誌。阿莫與阮志雄（雄仔叔叔）等友人創辦民眾社，用劇場和電影會代替示威，成為他們繼續介入社會的途徑。不過，阿莫沒過多久，就反省自己不夠激進（radical）。他跟李正和湯時康合拍了《給香港的文藝青年》，記錄當時文藝青年常流連的海運大廈巴西咖啡館和大會堂等，批判殖民地資本主義，也自嘲自己沉醉在消費中，變得消極。
第二次重生
捨教職推廣民眾戲劇
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阿莫第二次重生。他說，那時候的感覺是，當別人為了理想，願意捨棄生命投入的時候，自己卻在學校教書，叫人服從社會規範。「我就想，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是否應該繼續做老師、做中產，還是要脫離這樣的模式？」他辭去教職，全職推廣民眾戲劇。
阿莫在1990年獲「亞洲文化協會」資助，到美國交流半年，觀摩激進劇場（radical theatre）的演出，包括生活劇場、麵包與傀儡劇團和三藩市默劇團等。這類劇場表演，關注點不在戲劇的美學價值，而是用戲劇為人們的觀點、行為、狀態或社會結構帶來改變，與阿莫的藝術介入進路不謀而合。
經周勇平介紹，他亦觀看了亞洲民眾文化協會在香港主辦的《亞洲的吶喊》，再發現跨文化合作，做民眾藝術的可能。他認為表演者透過戲劇、舞蹈及其他表演媒介，把自己國家的歷史和經濟政治文化狀况表現出來，能給人極度貼身的經驗，觀眾不純欣賞，也會受到文化衝擊，挑戰或挑釁既有的觀念。後來，他結合「一人一劇場」和外勞戲劇的方式，在香港把藝術普及給更多人。
在1992至93年間，阿莫主辦了第一屆及第二屆「亞洲民眾戲劇節」，呈現亞太區人民的苦難，希望能鼓勵群眾、激發改變。翌年，他再辦跨文化民眾戲劇《大風吹》的巡迴演出，關注自由貿易政策下的勞工問題。巡迴結束後，他再一次轉道；因為巡迴演出虧本甚多，他加入展能藝術會工作，推動香港聾劇團等藝術活動。阿莫又提一次：「你話啦，我是不是很失敗？」
記者不覺得阿莫不斷切換身位，找最適合自己和時代的方法介入社會是很失敗。只是，阿莫理想中的世界是怎樣的，他最終想做到什麼？用社會主義的詞彙，阿莫說，他期待看到更多人成為社會的積極參與者（active participant）；反過來說，就是不要做資本主義社會的被動消費者（passive consumer）。他續道：「到最後，這些東西都是為了對抗消費主義，讓人成為自主的個體，不受各方面的限制。」
第三次重生
反抗在日常
如果理論顯得抽象或高深，用人話來說，阿莫要做到的，是為更多人「賦權」：讓無權無勢的人或群體，認識到社會中的權力關係和自己的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這樣去看，無論是最初的街頭社運、民眾戲劇、藝術，還是阿莫自2004年起成立的「社區文化發展中心」，都是出於相同的理念。
不過，看着「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現在的活動列表，記者難免覺得活動的性質，比起阿莫當年在雜誌的政治評論、示威，或早年的政治行為藝術要溫和得多。以阿莫的經驗和自我要求，做視障、聽障等弱勢社群的藝術，當然能為參與者一定程度賦權，但用這樣的模式去改變社會，會不會太慢了？阿莫回應道：「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民眾藝術只是我宣揚的方法。如果人人都變成active participant，成為一個self-managed society（自治社會），那制度、政治的改變也就更容易。」
「我問你，我現在做眼皮舞（一種給身體癱瘓者的跳舞活動）、潮州音樂工作坊，會不會很subversive（顛覆）呀？」阿莫問。記者覺得不會。原來，阿莫現在看似用溫和的變革進路，也曾擔心「踩紅線」。「在《70年代雙週刊》，我們一期的封面標題是：《香港節粉飾太平》，批判港英政府。如果我們今天做新一張活動海報，說《夜繽紛乜乜乜乜》，那會怎樣？我不知道。」
參與社會運動至今55年，阿莫眼中的世界，可有變好，或變壞？他說世界現况令人depressed（沮喪），從越戰到現在，國與國還是不停打仗。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更生出了核電廠，2011年日本311地震，具現化地把貪婪金錢和消費的後果擺到人們眼前。身為反資本主義者，這是他第三次「重生」。更堅定在日常的每一處反抗，比如更常回家煮飯（不幫襯連鎖餐廳），策劃更多元的藝術形式，鼓勵人們自己寫自己的人生劇本（script）。
對於香港，他也沒剩多少鼓勵自己和人們的說話，只着當我們距離理想愈來愈遠，「要行下去，就將左腳放在右腳前面。每行前一步，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已經是我繼續創作和生活的原因」。他也提醒，在做事的不止有自己一個，「好多人都在做不同的事，都是同路人，所以不會覺得很孤單」。
文˙ 梁景鴻
{ 圖 } 李紹昌、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70年代雙週刊及民衆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