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1976年，布魯斯史賓斯汀（Bruce Springsteen）剛藉專輯《生來奔跑》（Born to Run）嶄露頭角，旋即捲入與經理人的版權糾紛，整整一年被拒諸錄音室門外。他的伯樂、滾石雜誌樂評人兼唱片監製藍道（Jon Landau）見狀，不忍這位其筆下「搖滾樂的未來」鬱鬱不振，開始把一本又一本小說塞給這位年輕人。藍道是典型東岸知識分子，史賓斯汀卻只得高中程度，學生時代是個沉溺結他的怪咖，不過擁有難得的文字天賦，首兩張專輯便充斥絮絮不休的歌詞和晦澀的意象，被視為「新卜戴倫」。
往返雷霆路：歌手的蛻變
當史賓斯汀投訴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實在讀不下去，藍道二話不說翻開報章電視節目表，找出尊福（John Ford）改編之老黑白片（港譯《怒火之花》）的重播時段，命令史賓斯汀乖乖坐在電視機前，二人一邊喝着啤酒，一邊討論劇情。不久，史賓斯汀便寫出了一系列新歌，包括《應許》（The Promise）。
此曲原題《重返雷霆路》（Return to Thunder Road），明顯為了回應那首讓他聲名鵲起的歌。當年在《雷霆路》上，歌者召喚還披着畢業袍的瑪莉登上他那破二手開篷車的後座，告訴她只需搖下車窗，讓風吹拂她的長髮與裙裾，他便會載她逃離那滿是失敗者的爛小鎮，直奔許諾之地。這是典型的「美國夢」象徵；只是不消三年，史賓斯汀筆下的雷霆路已滿目瘡痍：
Johnny works in a factory
Billy works downtown
Terry works in a rock and roll band
Looking for that million dollar sound
Drove my Challenger down Route 9
Through the dead ends and all the bad scenes
The promise was broken
Cashed in a few of my dreams
Well I built that Challenger by myself
But I needed money and so I sold it
Lived a secret I should've kept to myself
But I got drunk one night and I told it
莊尼在工廠打工
比利往下城幹活
泰利還在樂隊玩搖滾
碰碰弄出百萬金曲的運氣
開着我的挑戰者，沿着九號幹道
駛進無數死路，觸目盡是窮山惡水
許諾已經破滅
夢想都換了錢
這是我一手砌的挑戰者
可是我手頭緊，唯有把它賣掉
這是我一直隱藏的秘密
但有晚我醉了，把它講了出來
藍道如此開了史賓斯汀的心竅。這年輕人身墮唱片工業巨網，他適時將之引向更寬廣的文學視野，把自身困厄放諸歷史語境檢視，拷問美國夢之本質。那正是美軍倉皇撤出越南，石油危機導致經濟長期滯漲之時。此乃搖滾史上「創作蛻變期」的範例，自此，歌手在訪談裏書不離口，常提及的名字包括美國南方短篇小說名家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他把關注焦點轉向勞動者的共同體，其筆下的莊尼、比利和泰利，無論開着破車逃往何地，最終還是被時代遺棄的喪家犬。村上春樹稱這種生存狀態為：「美國藍領階級所抱持的閉塞感，以及這個氣氛給整個社會帶來的『bleakness=荒蕪心境』」。
公路上的史詩
史賓斯汀堪稱汽車詩人。在美國戰後文藝思潮裏，從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到電影《迷幻車手》（Easy Rider）和《兩線柏油路》（Two-Lane Blacktop），狂飈的車與廣漠的公路，都不只是機械文明的反映，更是躁動心靈的折射。占士甸名片《阿飛正傳》的英文原名，正是「無因之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歌手於1978年推出大碟《城市邊緣的暗處》（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風格由浪漫轉趨寫實，《街頭賽車》（Racing in the Street）和專輯主題曲分別收束在AB兩面。歌裏的飈車族Sonny等人，一下班便脫下髒兮兮的工作服，梳洗罷即外出鬥車。他們不甘在平庸中虛耗生命，燃動着咆哮的引擎，至死方休。
1981年的雙專輯《河流》（The River）驟聽喧囂狂歡，卻是一趟奔往無何有之鄉的旅程。當時石油危機尚未解除，美國人紛紛把耗油的國產大轎車報廢，換成日本小房車，因此亢奮的山地搖滾曲（rockability）《佳特力農場》（Cadillac Ranch）寫的其實是汽車墳場，描繪一輛輛黑得發亮的佳特力房車倒插沙漠的荒誕場景。《飢渴的心》（Hungry Heart）唱的是「我在巴爾的摩有老婆孩子，有天我開車離家再沒有回頭，像一條不知流向哪裏的河，拐錯一個彎我放任自流」（Got a wife and kids in Baltimore, Jack. I went out for a ride and I never went back. Like a river that don't know where it's flowing. I took a wrong turn and I just kept going.）。村上春樹嘗言，八萬人歡樂地合唱如此陰沉的歌，令他背脊一陣涼意。當然能寫出這種無來由的存在主義式逃跑，大概史賓斯汀也讀過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兔子跑吧》（Rabbit, Run）。專輯到了D面愈發灰暗，婚姻在《偷來的車》（Stolen Car）一曲徹底枯涸，男子每晚瞞着妻子，駕着偷來的車終夜亂蕩，「每晚也暗中想被逮個正着」。在尾聲的《公路殘骸》（Wreck on the Highway），車禍現場身上插滿玻璃碎的垂死司機，苦苦地向歌者乞援（這可是Sonny─偷車賊─詞人自己的鏡像？），他回家吻別妻兒就寢，夢魘般的畫面卻揮之不去。這是流行音樂史上其中一個最虛無的專輯結尾。
一年後的《內布拉斯加》（Nebraska），史賓斯汀正式把車從形而上的荒原開往歷史現場。他丟下一向合作的東街樂團，搬了一台四軌卡式錄音機回家，自彈自唱弄了個粗糙的試聽帶。其最初靈感源自泰倫斯馬力（Terrence Malick）導演的《荒漠情》（Badlands），片中小情侶在公路上大開殺戒的案使他着魔，然後一股腦兒讀了許多罪犯故事，譜出《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莊尼九十九》（Johnny 99）、《公路巡警》（Highway Patrolman）等作。這些亡命之徒之犯案，既來自原始的自毁衝動（濫觴自「新荷李活」名片《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也是列根經濟學（Reaganomics）的滴漏效應總是滴不到底層的時代反映。像《莊尼九十九》，在庭上便坦言他「背上了任何老實人也還不掉的債」。《公路巡警》的弟弟Franky則自越戰回國後便落草為寇。至於《內布拉斯加》那少年犯在電椅上的一句「世上確有一種殘酷」（there's just a meanness in this world），更精準地點出題旨。
歌手刻意採用傳統美國民謠形式，模仿老派民歌手時而沉吟時而吼叫的唱腔，讓聽眾仿如置身昔日西部，但歌詞內容融入當代面貌，營造時代錯置（anachronism）的效果，更彰顯其重塑歷史的意圖。據他透露，搜集資料時，正好讀到左翼史家津恩（Howard Zinn）的《美國人民的歷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這是「從底層寫史」的傑作，看來歌者也有此野心。史賓斯汀收束專輯向來別有一套，這張大碟裏強盜林立，壓軸卻是《相信的理由》（Reason to Believe），曲中是彷彿等待着果陀的眾生：一名男子幻想愛犬死而復生，新郎在河邊苦苦佇候新娘現身，哀慟的村民在喪禮上聆聽牧師講道，與此同時，一位新生嬰孩正在河中受浸──神聖和罪惡在對立中依存，可謂美利堅立國史的絕妙寫照。可惜，歌手把一首早就寫好、關於越戰大兵創傷後遺的歌臨時抽起，否則這張唱片架構將更宏大──兩年後，他把此曲改成鼓聲激昂的搖滾，讓許多人誤認為愛國歌曲，包括企圖把它挪用作連任宣傳的列根（但被歌手嚴辭拒絕），那便是令史賓斯汀一躍成為國際巨星的《生於美國》（Born in the USA）。
與父輩對話：從逃遁到和解
當我們叩問歷史，同時也重新梳理與父輩的愛恨糾纏。在史賓斯汀的歌裏，小鎮是如此荒涼，而世世代代在此扎根的工人階級，生活是如此閉塞。自《城市邊緣的黑暗》開始，父親陰影一直縈繞不散。在《工廠》（The Factory）裏，他凝望老父在雨中步出工廠閘門，工廠奪去其聽覺，還有一生夢想，那自是悲憫的筆觸。可是，上一代的凶暴和自毁，又教他極力避免重蹈覆轍。《亞當養出了該隱》（Adam Raised a Cain）暴烈的電結他獨奏，正滲透着劣根性世代遺傳之宿命感：「老爸苦幹一生，換來只有痛苦。此刻他走進空房，又要找人出氣了。」（Daddy worked his whole life for nothing but the pain. Now he walks these empty rooms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blame.）
《獨立紀念日》（Independence Day）顧名思義，以美國立國神話烘托逃離小鎮之旅。在Clarence Clemons哀怨的色士風烘托下，一位兒子決定在七月四日晨光熹微之時驅車出走：「我不確定纏繞我們的是什麼，我們小心斟酌用詞，我們劃了界線。同一屋簷就是無法同時容納我們兩個，我猜，我們根本是同一類人。」（Now I don't know what it always was with us. We chose the words, and yeah, we drew the lines. There was just no way this house could hold the two of us. I guess that we were just too much of the same kind.）《二手車》（Used Car）受奧康納的短篇小說影響，以孩提視角出發，把離家出走的衝動歸結於目睹父親購入一輛殘破二手車的那天。
遊子總有回家之日。1984年大熱專輯《生於美國》以《我的家鄉》（My Hometown）作結。在低音鼓點的行進下，歌曲瀰漫壓抑氛圍：家鄉飽經災禍折騰，從六十年代的種族衝突，到七十年代的經濟蕭條，如今門戶密閉，店舖空蕩，工廠廢置，形同廢城，歌者一家不得不棄城另覓烏托邦。他抱着兒子依依回眸揮別家鄉，向兒子覆述老父曾對他說的一番話：
Last night me and Kate we laid in bed
Talking about getting out
Packing up our bags, maybe heading south
I'm thirty-five, we got a boy of our own now
Last night I sat him up behind the wheel
And said, "Son, take a good look around
This is your hometown"
昨晚我和琦躺在牀上
商量離開的事
收拾行裝，也許去南方吧
今年我三十五了，我們有了兒子
昨晚，我抱他上車，坐在方向盤後面
告訴他：「兒子啊，好好四處看看，
這就是你的家鄉。」
歌者頓悟家鄉於他的意義，達成與歷史的和解：縱使此城千瘡百孔，父輩或許蒙昧如故，但家鄉的聲音氣味畢竟滲在血脈中。年前，歌手舉辦了一次名為「Springsteen On Broadway」的演出（Netflix上架中），演唱此曲前之獨白動人至深：「雨天濕氣包裹整個小鎮，東邊雀巢咖啡工廠的潮濕氣味悠悠飄來。我不飲咖啡，但喜歡這味道。它令我安心，它團結了這個小鎮，與那叮叮作響的地毯工廠一樣。你能看見這個地方，甚至聞到它，這個人們生活、工作、跳舞的地方。他們在此捉住每道微小幸福，打打棒球，承受苦楚與心碎。他們做愛、生孩子、老去，他們在春夜喝個爛醉，他們努力不懈工作，他們奮力抗擊邪惡，哪怕它費盡心思要粉碎他們、他們的家、他們的城。」這樣的歌，即使已面世四十年，想必還是能教地球另一端的人們有所共鳴吧。
香港雲層裏升降：談四首近期的歌
正是現實纏結難解，或難以言說，有些作者便嘗試從歷史追索答案。史詩式敘述固然非香港流行曲所長，但無獨有偶，近來幾首本地獨立作品均觸及小城往事。不過，異於史賓斯汀式的人物寓言，這幾首歌鈎沉的對象是「香港」本身。
my little airport新作《駱駝》並置了兩段歷史：19世紀猶太富商庇利羅士每天從山頂騎駱駝往中環，聽來像都市傳說，卻真有其事；廿一世紀珍寶海鮮舫先傾側入水，後沉沒公海，是電視新聞中切切實實的畫面，反而離奇得像小說。正如林阿P所沉吟：「唔知點解從來都冇去過；我都想知我識嘅人，係咪得我冇去過呢個香港景點。」像海鮮舫這類昔日官方論述中充斥的奇觀，雖從來不是庶民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但如今連這種老舊香港故事也失守，難免令人產生奇異的幻滅感。若說駱駝抑鬱乃出於作者移情作用（牠實則被馬伕驅趕下山而摔死），那麼所謂畫舫「有意識」的沉沒（對比坊間對這場「意外」的陰謀論），也只能視作被淘汰之處境的轉喻，寄寓城市的興衰史。詞中尚有另一組對照：以畢加索反極權鉅作《格爾尼卡》的流傳，對比一場語焉不詳的失蹤。後者也許才是作者真正想敘述的，可以想像，一段段亡命天涯的傳說足可構成一輯屬於香港的《內布拉斯加》；不過在患了失語症的城市，只可轉化成駱駝與畫舫的虛弱意象了。
歷史的傳奇感也見於Luna is A Bep的《君莫問》。這位出身中文系的說唱歌手，往往能在年輕躁動中，融入古典詩歌感性。此作結構隨心而至，雖嫌鬆散，對沉迷虛擬世界的反諷也流於濫調；但作者把對生活的質疑，跳接至對本土歷史源頭的追索，卻是神來之筆：「大把人唔知香港有個超級火山，喺一億四千萬年前，地點係糧船灣。」教人想起九七前後藝術界曾有重構「盧亭」神話之舉。如今糧船灣已成死火山，空餘灰燼凝結成壁立千仞的六角柱，如此蒼涼的遺址難怪勾起新一代遐思。
Novel Fergus《江湖》中的港式黑社會，猶如《內布拉斯加》裏的美式大盜，同樣是以社會底層作隱喻式敘事。歌曲採樣自杜琪峯電影《黑社會》的主題配樂，足見效法杜氏以黑喻史之企圖。它把地下社會的黃賭毒作全景式呈現，不同年代黑語的拼湊結合，更織成一張語言的網，產生奇詭的詩化效果。如描述吸毒過程的連串特寫鏡頭短句（「廿蚊紙摺皺，火機用力，一個橙，一條匙，一滴」），連串數字刻意強調的實感（「未成年十一，傷人十七」、「疊馬抽撈零，一二四行欖」等），極密集的入聲韻腳，混入文言語法（如「叢林適應者從來肉食」的倒裝句）所營造的昔日質感等。正因詞人文字精煉，方能表現沉重的史詩氛圍。結尾模仿粵曲腔調唱出「早亡清，何復明」，「漁船在獅子山下又劃過半百歲，幾代人要背負嘅罪時代眼淚」的歷史隱喻便水到渠成了。
黃衍仁吟唱陳滅詩作的《香港浮沉》更是奇特。這是詩人近年以「香港」為主語的系列詩作之一，起首「香港雲層裏升降，也在煙霧間進退」聽來抽象，但自過渡至「自無一物的年代逡巡，香港奮進，香港多情，香港囑我要珍重」數語，兩個時空便巧妙連結起來，一邊是錢賓四唐君毅等大儒上下求索的形象，六十年代發生「雙十升旗事件」的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另一邊是若干世代後籠罩之煙塵。書頁翻動，粉筆在黑板窸窸窣窣，歌詞以精練筆觸呼喚歷史中曾發生的理想主義，這種古今虛實並置的章法，恍如脫胎自老杜《詠懷古跡》。
四首作品中，三首以說唱為主，另一首則是先詞後曲的吟唱，似乎這些衝破旋律桎梏的形式，確有助擴展歌詞的時空內容（黃志華曾考證，盧國沾那首充滿歷史滄桑感的《大地恩情》，也具先詞後曲成分）。當前景如謎，藉歌追認此城身世，會否成為香港流行曲的新方向？那便有待創作者開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