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8℃的美孚，87歲的陸漢思以三明治式穿法，內裏穿着襯衣加件毛衣，外搭一件羽絨外套保暖。香港的天氣怎麼也及不上他會下雪的家鄉瑞士寒冷，但任天氣再凍，他服務社會的熱心從未冷卻。這個來自他鄉的牧師把大半生貢獻給香港，為爭取勞工權益、處理人權和難民問題等留下不少足迹。
學廣東話九聲 融入社群
陸漢思這個中文名是他朋友幫忙改的，他原名是Hans Lutz，朋友沒向他解釋過漢名的意思，但他笑言光看字面意思也很清楚：「就是想想中國的東西嘛。」陸漢思於1968年到香港宣教，成為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CIC）的職員，其間曾任CIC主席和委員。他說作為宣教士，到各地傳教一定要學習當地的語言，「有很多人會說，你不說廣東話，就不能跟他們溝通」，尤其是工人。於是他初來港時，便在天光道新亞書院學了年半中文，還記得最初學的是廣東話九聲，「（我第一句學的）不是字來的，是一個tone（聲調），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他雙手比劃着什麼，大概是想表達上聲入聲之類的符號，看得出他學廣東話不易。
對陸漢思來說，廣東話是一個充滿魅力的語言，他形容廣東話很「flexible和living（具彈性和活力）」，即詞句配搭多變。他說不時會聽到有些聲音擔心粵語未來在香港會被取締，但他斷言：「我覺得廣東話不會失去，因為說到鄉下話，如果人尊重自己的鄉下，就會保留，如果不尊重就會失去。」正如他來港55年，留在家鄉瑞士的時間約只有30多年，從未忘記瑞士的「鄉下話」，他的出生城市伯恩為瑞士其中一個德語區。「你好嗎（的德語）是Wie geht's？」同行攝影記者打趣陸漢思問道：「牧師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嗎？」陸漢思笑着回應：「一半一半，一半是香港人，一半是瑞士人」。
陸漢思的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他自小參加主日學，聽《聖經》故事和學習裏面的關鍵經文，但讓他決定修讀神學的原因是他仍在瑞士念中學時，當地的教會宣告牧師短缺，號召年輕人成為牧師，「我便回應這個需要（決定成為牧師）」。
到法國當工人 奠下契機
1964年陸漢思修畢神學後到法國1年，那年跟隨一名工人牧師生活，更加入了當地的工業宣教機構。他當時在一間玻璃廠工作，在工廠的工作經驗對他日後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工作有莫大影響。他憶述他於玻璃廠工作的所在部門負責製造電視機的玻璃熒幕，那個年代看的還是「大牛龜」電視機，「後面好大嚿，我們就是做這些（電視機熒幕）的玻璃」。他模模糊糊記得，工作的地方靠近火爐「好熱」，尤其是夏天更甚，「我們有半小時要待在火爐那邊等玻璃掉下來」，這時的玻璃應是熔製好的「玻璃液」，然後待它降溫再塑型，就這樣每天重複同樣的工序，工作8小時。他說「玻璃24小時都要做，個flow（流程）是不會停」，所以工人們要輪班工作，一個星期從凌晨4時工作到中午12時，另一個星期由中午12時做到晚上8時，再下一個星期便由晚上8時工作到凌晨4時。陸漢思笑指自己那時還年輕，不覺工作辛苦，只感到沉悶，但會利用休息時間跟工人聊天。陸漢思說在法國工作的1年讓他真正進入工人的世界，了解他們的需要。
《路加福音》啟發 決心來港
隨後他到日內瓦教區工作1年後加入了巴色會（Basel Mission），參與海外宣教工作。巴色會派遣他到香港負責勞工階層的福音工作，他當時還在猶豫，但其母親以《新約聖經》中的《路加福音》第9章62節「耶穌說：『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提醒他要向前看，不要裹足不前，才下定決心。
1968年來到香港，陸漢思記得那時在尖沙嘴天星碼頭還能看到人力車，不過他未曾坐過，覺得「他們（車夫）很辛苦」，他不忍心。那年剛好是六七暴動後的一年，陸漢思說其時香港社會很平靜，「好似𠵱家咁，無乜聲音（示威、遊行等）」，工人既無權，也無影響力，「香港工人完全無機會話事」。他說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工人組織是策動六七暴動的工聯會，「暴動之後，政府更加不理會他們（工聯會）」，但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明白有改善勞工法例的必要。他讀過教宗聖保祿六世的通諭Populorum Progressio （《民族發展》），通諭提及人民的進步發展是教會深切關注的對象，特別是那些試圖擺脫飢餓、貧窮、地方性流行病和被忽略的人等，使他更堅定認為關心社會是他宣教重要的一部分。
「有份」成功爭取有薪分娩假
陸漢思說他抵港後加入的CIC算是一個壓力團體，「可以（提出訴求）叫政府快啲做同做好啲」，其中一個成功例子當屬有薪分娩假，當時CIC發現懷孕的女工須加班完成更多工作，以彌補她們之後放產假時損失的薪金，因為「那時工友可以放分娩假但無人工」，他們便研究各地相關法例。1975年在CIC的促成下，不少女工一起召開記者會，要求有薪分娩假，被傳媒廣泛報道，並得到社會各界支持，當中包括特區首任律政司長梁愛詩。根據《僱傭條例》，自1970年，懷孕女性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26星期就可享有產假，法例於1981年改為懷孕女性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40星期才可享有薪產假。陸漢思參與普及《勞工法》教育，亦跟CIC同工梁寶霖（現為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會長）和劉千石一起為被九巴解僱的短期合約售票員上訴等，Hans說他從來都不是孤軍作戰，因為爭取任何權益要組織一群人去做，他不敢居功，故每每提到為工人成功爭取的權益，他都是說「我們」，甚至會感到不好意思，「唔係我做，係我有份做」。
遺憾未建全民退保
居港逾半世紀的陸漢思說到他的工作，最遺憾的是「沒（成功爭取）建立社會保險」，即全民退休保障，而且本地僱主和僱員權力不對等的情况至今仍是如此，問他為什麼相比歐洲國家，香港工人好像很少會發動罷工，為自己爭取權益，他也是無奈地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很難贏，香港的罷工多數是忽然出現，即在工人真的受不了（被剝削）才去罷工，沒事前計劃，亦沒預備資金繼續。」所以本地工人的罷工不會長久。
事實上，陸漢思爭取勞工權益的工作不限於本地工人。他記得港資企業力奇珠寶有限公司（下稱力奇）在惠州設廠做寶石加工，CIC於2003年收到投訴指當地數十名工人因力奇違反勞工標準而患上矽肺病，他跟時任CIC執行幹事石炳坤一起到內地醫院探望患病工友，循法律途徑為工人索取賠償。有工人曾提出民事訴訟控告力奇，並獲內地的法院判勝訴，但力奇拒絕執行法院判決，令工人無法獲得應有賠償。他們後來發現力奇會參與瑞士巴塞爾國際鐘表珠寶展（Baselworld）和香港珠寶鐘表展，便想到利用展覽示威，對力奇施壓。他們向展覽主辦單位展示力奇違例證據，並要求取消其參展資格。堅持至2010年，力奇遭港瑞雙方拒絕參展。陸漢思說後來CIC到訪日內瓦的國際勞工組織後，該組織將寶石製造業列為容易罹患矽肺病的行業清單，他仍記得組織中的內地代表跟他們說：「你們應該早一點告訴我。」
「親生」組織一一消失
「Hans likes people.（陸漢思喜歡與人相處）」陸漢思關注每一個人的需要，並無分國界和種族。他說留意到南韓牧師在當地進行工業宣教，卻因社會運動而3次入獄，1970年代開始關注人權問題，並於1975年申請加入國際特赦組織；1976年協助成立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陸漢思憶及曾受劉千石邀請，支援一些在囚人士，其中有「右派分子」林希翎，還有六四民運事件中的工人韓東方，不過陸漢思坦言他們能做的並不多，「我們僅能接他們離開內地，帶領社會不要忘記他們」。
從小受基督教和《聖經》知識洗禮的陸漢思說沒想過不當牧師，一方面他很喜歡宣教工作，另一方面則戲稱「我沒有其他qualification（資格認可）」。話雖如此，但看到他幫手建立的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oCO）和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等，大概難以說他無「quali」。
新書留印記 回鄉慢活
記者提及這些組織時，陸漢思在港工作的回憶如走馬燈閃過，「公屋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前稱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現在沒有了；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今天也沒有了」。看到這些組織一一消失，他說這或許是一個會令他離開香港的原因，「因為以前在香港工作，會覺得你是社會制度的一部分，現在感受到更多的是政府在管理我們的生命。不是完全沒有空間，一定有一些機構可以繼續運作，但空間縮小了」。陸漢思打算3月回到瑞士，是因為想在家鄉度過生命最後的時光，他笑指「如果要入護理院，瑞士好啲」。
他說在香港生活，節奏很快，香港人說話和走路都比較快，但伯恩的人卻很慢活，「其他人說那裏（伯恩）的人特別慢」。不知是否受香港的「快活」影響，他說曾回到伯恩，在家聽收音機時，會覺得語速很慢。陸漢思這一生勞勞碌碌慣了，也許歸家能讓本應2002年已經退休的他真正慢下來。陸漢思的傳記《義．人之牧陸漢思》將於2月起在社協網站公開訂購，稍後亦會於本地書店公開發售，詳情可查閱社協網站。與戰友別離，陸漢思自然不捨，帶不走朋友，只好帶着這本書離開，也只好留下這本書作他的印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