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台灣學者梅家玲在去年9月出版《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以「文學的海峽中線」思考台灣文學自戰後以來的發展過程。海峽似乎壁壘分明,海洋卻又變動不居,「中線」是「隔絕的藩籬」還是「無中生有」?這次邀請了作者現身說法,由「中線」出發帶領我們了解「文學」如何在世變下越洋渡海、在地創化。
■問:丘庭傑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
■答:梅家玲教授(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問:首先恭喜梅老師的新書《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出版。可否請您先為我們講解一下,「海峽中線」的概念如何形成,「文學的海峽中線」又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答:這本書主要關注的是,當中國文學經過從明清以來的士人和知識分子,一直到1949年後一批具有學養的文化人來到台灣,把漢語文化、中華文化帶到台灣後,怎樣在台灣落地生根,並產生在地的轉化。提出「文學的海峽中線」,跟「渡海」的概念有關,也就是如何從原來的中原大陸過渡到台灣的意思。長久以來,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渡海往來一直存在,問題是,為什麼自從1949年之後,有幾十年的時間,這種情况卻斷絕了?其中的重要關鍵就是兩岸的分治,可以說是有一道無形的分隔線產生了,彼此都無法跨越,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海峽中線」。「海峽中線」產生之初是一個政治用語,指位於台灣海峽中央,呈東北-西南走向的虛擬界限。回顧中國過去也曾有南北分裂、渡江、南宋的歷史分割等,可是即使在那些時期,兩地的人民依然可以往來移動。可見,1949年以後海峽中線所產生的阻絕的力量,超越了中國歷史發展以來因政治動盪、時局紛亂所造成的隔絕。海峽中線在海域之上,難以明確畫出,似乎虛擬,卻又實質存在,甚至像是銅牆鐵壁一樣。而「文學的海峽中線」卻是要重新提醒海峽之間的交流、匯通,以及在時間歷程中發生的種種新變。
這本書也是要回應台灣學界當前的走向,包括有人會談到「去中國化」、對於兩岸有所區隔的看法。而我認為以「海峽中線」作說明是最簡單、最容易讓人明瞭的。如我在書中一再提到,海域、水流本身是流動匯通的,因為流動,才具有開展新變的動能,兩岸文學及文化亦然。儘管有一條線,但內在的交流與匯通,以及隨之而生成的各種新變,卻不是任何實際或虛擬的界限可以將之切割的。
現代大學與國語文教學
問:現代大學的學科機制是這部書的關懷之一。台灣的現代大學在「國、語、文」之間的糾葛是在何時引起梅老師的關注?背後有什麼故事呢?
答:我覺得當中充滿了各種因緣際會。猶記得生平第一場參與的學術研討會是被當時系主任指派到「國語文教學研討會」,那時我剛博士班畢業,教學經驗不多,也沒有關注過國語文教學的問題。苦思良久,最後決定探討台大傅斯年先生接任校長以來,在大學國文方面進行的改革、教學理念與目標,以及後來幾十年的轉折變化。為此,我爬梳了那幾十年來台大「大學國文」的講義,並提出我的觀察。然而,這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小插曲,我並沒有把國語文教學當作未來可以深入探討的話題。
後來2002年,我邀請到北大陳平原老師來台大當客座,當時他已經開展了許多現代大學相關的研究。我希望參照他對北大進行的研究,放到台大之上,覺得至少能在有關文學、文化、教育乃至大學學科建制等方面,作出一些研究貢獻。
到2005年,我收到王德威教授的邀請,到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那時我關注到夏濟安先生和台大的關係,也查閱了他當年在台大任教的課表,於是回到大學課程和教學的論題上。雖然當時所提的論文聚焦於《文學雜誌》討論,但我也收集了關於學院和課程的資訊,覺得蠻有趣的。
但真正的關鍵,其實是我的一位碩士學生林姿君,她原來是師大畢業的,對於教材、教法等問題很感興趣。有次跟她討論論文時,她找到了魏建功編選的《大學國語文選》,這是一部與台灣語文教育有着密切關係的教材。當時我感到非常驚喜,也因而和我這位學生一起關注相關的問題,最後她完成了一部談台大早年文學教育的論文,相當受到肯定。不久,台大有一個「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需要各個系所提出相關計劃,當時我在台文所,藉此機會提出國語文問題,也連結到我在博士班畢業時做的初步整理。
以上這些機緣點點滴滴的連結起來,直到最近這一兩年,才又在國科會專書寫作計劃的支持下,終於把它完成。這讓我很高興,因為它是多年以來我一直關切的問題。身為一個同樣在大學任教與做研究的學院知識分子,我想要探討教學的目的和意義,透過教學所完成的社會責任和自我實踐,使我所熱愛的文學文化傳統發揚光大、推陳出新。
「文」與「學」的辯證
問:本書主軸是「文」與「學」的互動辯證,可否請老師也分享一下。
答:過往我們將「文學」跟英文literature的涵義理所當然地直接對等,但其實放在中文的脈絡裏,考慮到中文本身是單音節、單字的構成,「文學」的組構就更有意思了,它同時兼跨了「文」與「學」的概念。「文」的開展並非無中生有,需要有一定的教育和學習歷程,從基本語言文字的運用到人文素養、文化傳衍、情思感發乃至美學追求,皆是由長時間的學習、琢磨而來。而「文」生成與積累的成果,包括創新性的開展,亦將轉化為「學」,成為後人新的參考與學習對象,可見「文」與「學」的相生相成、彼此辯證的關係。
在具體談論台灣文學史的問題上,學院知識分子如何由文教實踐去回應政治變局,將會是理解文學動向的關鍵。台灣當代的歷史文化,主要由中國大陸與日治台灣的雙源匯流而成,臺靜農、黃得時分別為其代表性學者,我在書中第一章對讀黃得時〈臺灣文學史〉與臺靜農《中國文學史》,探討動盪時代中分處兩岸的學院人是如何藉文學史書寫寓託「史識」與「詩心」,一方面呈現「文」與「學」辯證發展的歷程,另一方面,更希望突顯學院知識分子超越政治的理念與堅持。
學院派文學雜誌的
知識生產
問:新書其中三章分別探討了《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的知識生產機制問題。這類「學院派文學雜誌」刊物有怎麼值得我們留意的地方呢?
答:這三份台大外文系師生創辦的文學性刊物,對於戰後台灣文學的書寫與研究有深遠影響,我側重討論的是「學院人」如何匯通「學院」與「文壇」,藉由教育機構與學科課程在知識生產上的優勢,來引領文學創作與研究。
以《中外文學》(下稱《中外》)為例,這是一份創刊半世紀的刊物,學院特質尤其鮮明,極具代表性。《中外》由台大外文系教師創辦,編輯人力及經費都來自於外文系,對比夏濟安辦的《文學雜誌》或白先勇辦的《現代文學》,它相對容易可以穩定長期發行。此外,這份刊物的學院性質或限制也是書中特別要去討論的。就「學院派文學雜誌」而言,學科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必滲入刊物之中,而刊物演變同樣動態地形塑了學科的發展面貌,二者具有微妙的辯證關係。
《中外》一開始就與學科建制有密切關聯。1970年代,台大外文系設立首個「比較文學博士班」,「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也相繼成立,1972年創刊的《中外》也順而成為推動此一學門的重要刊物,既「發揚中國文學」,尤其是古典文學,也容納了中西比較研究的論文。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刊物轉型,先是開始大量規劃製作理論性、議題性的專輯、專號,後來在2003年11月起取消創作,改為純學術期刊。刊物的「本土化」、「理論化」、「專號化」傾向,既有時代變化的影響在背後,同時也繫諸其「學院」本質。首先是學界由「比較文學」轉向「文化研究」發展,其次是台灣文學系所相繼成立、「台灣文學」學科的確立,還有《聯合文學》、《文訊雜誌》、《印刻文學》等文學雜誌先後加入市場競爭,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之下,《中外》的學院定位也促使它由「學院派文學雜誌」轉型至「學術期刊」。通過考察《中外》,我們可以看見「學院」的特質、學科建制與學術動態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衍生的相關議題值得學界重視和繼續研究。
未來的文學史形態
問:「國家文學史」的概念來自近代的歐洲大陸,是一個近現代的概念,書中提及它對文學的束縛。我們可以如何期待未來的文學史形態呢?
答:這本書的副題是「從世變到文變」,強調了時代對文學的影響,與民族意識的興起有很大關係。中國過去並無「文學史」的名目,直至19、20世紀之交,「國家文學史」、「國語」、「國文」的概念相偕出現,標識的正是由「世變」而產生的「文變」。可是一旦民族元素被過分強調,無疑會阻礙與限制了我們對「文」的理解。
文學史如何超越政治,回歸文學呢?我建議需要更多元的、跳脫於民族國家的框架,更多偏向於小敘述、落實在個體身上的呈現方式,來展現文學生成與發展。目前已經討論很多的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散點方式,群策群力,每人關注不同焦點,可以是一種例子。另外,我們目前也在進行一部「中國近三百年文學史」的寫作計劃,由王德威、胡曉真、高嘉謙和我一起組織。以「近三百年」為題,取法梁啟超先生、錢穆先生等前賢討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框架意念,在明清之際到當代的歷史進程中來討論文學的動態發展。計劃上不同組別各有主軸,我負責的是「今古之爭」,將討論文學上從古到今的轉折變遷,包括語文、母題、類型等的變化,胡曉真負責的是「文史之交」,關注文學與歷史的互動,高嘉謙負責的是「華夷之變」,着力呈現中國文學與海外周邊的相互關係。這三卷之間既有彼此的交集,也有彼此側重的面向,以此冀望既能展現文學上大方向的歷史進程,同時保有多元異質的性質,呈現文學百花齊放、眾聲喧嘩的一面。
問:近十年有關「世界文學」、「華語語系」的討論有助促進鬆動這種束縛嗎?
答:我很欣賞與肯定學界有關於「世界文學」、「華語語系」的討論,因為它們有助鬆綁我們的想像。過去文學研究常常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去設想問題,而這些討論正好可以衝擊了一些固有的想法,為中文教育、文學教育、文學史書寫開展了新的視野,絕對是有助於將文學與文化以更有生命力的方式往前推展。
問:《文學的海峽中線》是台灣大學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與時報文化合作規劃「渡越/Crossing」書系的首部重量級著作。接下來,將會有哪些著作,值得我們讀者關注呢?
答:我們第一本談的是「文學渡海」,接下來將會有一部有關「音樂渡海」的著作,由台大文學院音樂所的沈冬教授所寫。這本書主要是討論音樂、歌曲(包括流行曲、電影插曲等)是如何由影視作品或音樂人渡海而來到台灣、星馬、香港等地並有不同的開展。另外,王德威教授也正撰寫一部以「萬國道德會」為主軸的作品。「萬國道德會」最初是在中國華北、東北形成的道德慈善團體,當年王德威老師的母親姜允中女士就是成員之一,後來遷徙來台後結合本省在地人士,共同為弘揚道德,老安少懷的目標作出許多貢獻,包括創建多所幼稚園,託兒所以及長青老人之家等。立德幼稚園一直到現在也是一所老字號的幼稚園。讀者可以透過這部書了解到「道德會」怎樣從中國大陸渡海到台灣,以及這個民間團體渡海後,在台灣的開展、對台灣在地的教育和文化、道德發展所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