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地有山又有水，香港人自然習慣了遊山玩水，但講到山水的水，多數是講大江大海、海港、海洋（最近有新出版的好書《字造海洋：香港．文學．海洋讀本》，還有林凱敏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豐饒海人」專欄），一時間未必經常提到河流。提及香港河流，我們會想到林村河、錦田河、城門河、啟德河等等，甚至再收窄視野至一些明渠、暗渠。
我手邊有舒國治《水城臺北》（2010）和謝海盟《舒蘭河上：台北水路踏查》（2017；另有2023年簡體版《尋找河神》），都是從水的角度看台北城市，他們的角度也許值得我們借鑑參照。這兩部散文集，從自然及歷史角度引入城市書寫，了解都市現代化過程中失卻的文化地理蹤迹。
台北由水城變成陸城
舒國治在散文〈水城台北〉中說：「四十年來台北最大的改變，我以為可得一句話：由水城變成陸城。」這是「老台北」才能一錘定音，作判斷之言。舒國治緬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城市生活和外貌的變化，也提到另一個觀察：「台北之街路彎曲，巷中生弄，全是因早年的溪渠河道而逐漸成形的。」於是，我就明白為什麼阿姆斯特丹的街路如此彎曲，令遊客容易迷路，都是因為河道。河道畢竟不同馬路。
台北斜路之下原有河流，都市發展後消失不存。例如舒國治所寫：「今之舒蘭街，在浩瀚大台北，根本不易找到，它只得一百多公尺。然當年卻有兩公里長，約由今新生北路二段四十九巷左近開始，自西北迤向東南直抵今八德路安東街口，這一段波折起伏之路，今日不但在樓房密布、街巷修裁的實際地面無法看出，即使按索於線條或顯分明之地圖，也已不可能。」
關於舒蘭街，以至舒蘭河，還待更年輕的謝海盟細談。我們繼續看舒國治在〈水城台北〉的追憶。
有河的地方總有橋，舒國治說1950年代台北全市有橋不下150座，他生長在大安區，「溪田縱橫，橋板最多」，而大安區自然就有大安橋。《水城臺北》文字中俱是舒國治的童年往事。全書散文，也不以水城、河迹與橋為限，舒國治也回溯1950年代公車小景、1960年代台北之旅遊，以至1990年代的台北。
除了回顧一個年代，舒國治也談到碧潭、北郊、永和、台北之家左近，例如在〈永遠的碧潭〉中，舒國治說：「台北早年乃一大水城，然台北之水，是矮地平水，無處不渠，無處不溝；要高山望水，初次印象當在碧潭。」碧潭之美，在散文中留下來了，但是「碧潭的時代算是過去了」。讀者都知道時代過去後，能否再現生機，除了靠政府由上而下的規劃推廣，也許更需要民間由下而上的市井生活智慧。
至於〈台北各區速寫〉，原來是「侯孝賢的電影公司被委以拍攝一部台北市各區的簡介式之短片」，邀請舒國治「寫一些如同片言隻字式的、頗富色彩與性格的『各區速寫』」，筆記式的片言隻字，正合舒國治點到即止的簡筆風格。
〈水城台北〉對謝海盟《舒蘭河上：台北水路踏查》有明顯的影響，謝海盟更進一步，發展成一本專門探索台北水路的散文集。
據說侯孝賢導演曾有意籌拍《舒蘭河上》（即《尋找河神》），原著不是小說，沒有一般所謂的故事劇情，卻有作者的經驗和昔日歷史。可惜，侯孝賢證實患上腦退化症，又曾確診新冠，暫停工作後安心休養，無法繼續執行拍攝，相信《舒蘭河上》暫時不會拍成電影。電影沒有了，但書在人在。
萬盛街的河邊
《舒蘭河上》一開始介紹了瑠公圳與霧裡薛圳，文中提及了許多人物和地點，讀者隨着作者文字沿水路而往，瑠公圳與霧裡薛圳在萬盛街一帶糾纏相匯，瑠公圳北走，近蟾蜍山邊，轉入羅斯福路，再在公館圓環一分為二。從萬盛街的平房，謝海盟提到1970年代台灣的左翼青年：
「萬盛街的河邊曾有一棟有院子的平房，平房隔成數個房間分租給學生——那是一九七○年代的事了——還記得這棟房子的，也許只剩蟄伏萬盛街之下的河神，與當年蝸居河畔的左翼青年們，這棟房子是他們的混迹之處。屋主黃同學，這是他安身立命的小書齋，出入其中的有被學生們奉為意見領袖的錢同學、區同學、謝同學、多年後提筆記下這段不凡經歷的小老弟鄭同學……」
錢同學應該就是錢永祥，謝海盟認識的前輩。屋主黃同學是黃道琳，鄭同學就是鄭鴻生，他寫了《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一書（書中指王曉波、吳敦義、曹興誠都住過萬盛街的房子）。書中寫了保釣運動、民族主義論戰、台大哲學系事件等等。左翼青年以台大哲學系為中心，承傳殷海光的自由主義傳統和抗議精神。黨國體制壓制台大哲學系的事件過後，「台大哲學系再沒能重拾當年引領思潮的風采，青年們四散紛飛，淡出了」。謝海盟借河神，穿越歷史，面對社會運動，實在是奇筆。都市現代化之下，更需要神靈的魅惑，從而認識過去的源流。
謝海盟對新世代的學運青年，時有批判，對於當下感到恨鐵不成鋼，這些言論當然會令人不快。他直白言說：「我多少有些遺憾自己沒生在那個時代——此話實不應當，生在物質生活豐沛的太平盛世，說自己羨慕那個思想自由深受箝制，稍一不慎甚至會賠上性命、埋骨荒郊無人聞知的年代，未免太輕佻太不知輕重了——我好生羨慕那時代人人心中如野火，而今蕩然無存的那股精神氣，那個時代，人人都能是一方豪傑，好人好得有意思，壞人壞得有內涵。那個時代，一切真實亦真誠的，人心是真，信念價值是真，顛沛流離是真，人們面對困境的抉擇與付出的代價也真，那時人們當真站在歷史分歧的路口，並非享盡了太平盛世後揑造出種種困境，以便自我感覺良好的站上歷史的浪頭。」謝海盟以《舒蘭河上》面對歷史，回應當下，我只能隔岸觀火，以他山之石，了解身處的一方水土和自己一代人的功過得失。
侯孝賢重回蟾蜍山
從瑠公圳轉入分出來的第一幹線，第一幹線沿蟾蜍山向東，山腳有眷村煥民新村。在《戀戀風塵》和《悲情城市》之間，侯孝賢曾在蟾蜍山拍攝電影《尼羅河女兒》，片中主角一家住在蟾蜍山。由於台灣科技大學收回土地，勢將清拆煥民新村，引發當地居民與文字影像工作者抗議，組織找來侯孝賢帶領，謝海盟也參與其中。
謝海盟和動保人（即謝海盟母親朱天心在書中的代號）看煥民新村幾眼，「感嘆此處好似香港新界一帶近山近內陸區，也像尚未觀光化的九份」。在保護蟾蜍山煥民新村的記者會前，動保人提議逛逛蟾蜍山腳，同行者包括了侯孝賢。侯導特別領謝海盟看「《尼羅河女兒》各拍攝地點懷舊。侯導這些年裏記憶力飛速消失中，對當年拍攝的種種卻是記得頂清楚」。從這句話可知10年前左右，侯孝賢已有很明顯的腦退化症狀。而在記者會上，侯導清楚地詢問，現代化開發不必然得撕裂人與建築與土地的關係，「無滋無味的大樓不夠多？」
在煥民新村走，侯孝賢大讚民宅的佈局特色，更說：「這裏拿來拍警匪片最好了！」「這空間太過癮了！」謝海盟補充說侯導熱愛的荷李活片之一，正是《叛諜追擊3：最後通牒》（The Bourne Ultimatum），煥民新村的密集，最適合拍攝警匪追逐了。不知侯孝賢籌拍的《舒蘭河上》有沒有警匪片元素了，想法或已消逝。
最終，煥民新村在2014年通過保留，登錄為文化景觀。
行腳與記憶的證明
《舒蘭河上》是一本沉實的書，由於地理上的差異，尤其是台北的街巷甚多，我到底無法全盤理解，但書中的觀察，追懷故人的筆觸還是引人細閱。例如點題之作〈舒蘭河上〉，先引舒國治所寫的〈水城台北〉，再而寫1961年廢街降格為巷弄的舒蘭街，官方說法是名稱不雅，閩南語為母語的動保人父（即謝海盟父親唐諾）解釋說，「蘭」字結尾就是不雅。
舒蘭街和舒蘭河都消失了，但歷史記憶還在，謝海盟以舒蘭河串連起曾在河上濯足的小女孩，本名陳懋平的三毛，還有作家舒暢和他的看護小苗，以至白先勇小說〈花橋榮記〉的悲劇人物盧先生，最後是日據時代的舒蘭街火葬場，甚至是恆河火葬場。
我想到遠藤周作的《深河》了，而〈舒蘭河上〉如此收結：
「我與河神並立在舒蘭河上，想像着火葬場還在着，想像我們仰看目送着火葬的那縷輕煙如生魂回歸天際。悠悠長歲中，舒蘭河神便是這麼的送往迎來，一個一個送走了河岸上的居民，送走了陳平，送走了舒公公與小苗，送走了盧先生……而今，河神面對着自己的行將離去。水域的河神們，即便水流不再，總還保有着各色各樣的路名街名讓人記得和追迹，而舒蘭河神就連這僅有的名字都失去，作為第一霧裡薛支線，它消失了，作為舒蘭街，它又死去一次，消失了兩次的這條河很快會離開人的記憶，那便是河神真正的死亡了。
我遂告訴河神，我會一直一直來到舒蘭河上，以我自身的行腳與記憶證明祂存在過，證明祂在這座城市中，並非枉然一場。」
整篇散文〈舒蘭河上〉都充滿死亡的陰影，甚至相連記憶，即動保人所稱的「刷一層灰」。謝海盟似是我們的維吉爾，走過的不是地獄和煉獄，而是深埋城市地下，甚或水流消失不再的台北水路。記憶在踏查中復活過來。
後記：啟德河上
舒國治和謝海盟是兩個不同世代的台北通。舒國治的文筆淡然，輕淺着墨，就見風格。謝海盟的文筆有力，夾敘夾議，筆力似更勝同輩中人。謝海盟經常引用舒國治的文字，從而展開自己的觀察和種種回憶反思。一言以蔽之，面對厚重的地理和歷史記憶，舒國治取其輕，謝海盟取其實。
《水城臺北》與《舒蘭河上：台北水路踏查》兩本書閱讀過後，而本文尚未完成，我不時想到曾經踏足的水路，河川處處的東京、道頓堀川流經的繁華大阪，還有香港的水路和明渠，據說，韓國首爾的清溪川也值得一遊。事實上，謝海盟的文字也提醒了我：「香港舊機場啟德機場北面的啟德河優化工程，以清溪川為師法對象，積極改善水質與綠化河岸中，預計此些年間完工，到時應能成為又一城市河流之典範。」
於是，我放下書籍和文稿，出門前往啟德河走走，途經已被圍封的衙前圍，還有幾間中小學校。面前有開得鮮艷的簕杜鵑，又有十隻八隻白鷺休息，一隻大白鷺頓挫盤飛，獨立在靠近民居的樹上遠望，鮮綠浮現明淨的白羽。我想啟德河不算太長，雖然未必是城市河流之典範，但也適合作假日或文學散步。如果加上侶倫所寫的散文節錄，也許可以為啟德河增添一點文學氣息。
我相信香港的河神，正在等待對歷史和水路好奇的年輕人，畢竟香港就是由小漁港變成沿海陸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