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陳上城用了3年半時間拍電影《只是影畫》。他本來「只是」想影的，是畫家楊東龍和他的畫，於是邀請他成為被攝對象。怎知一發不可收拾，以紀錄片為名的拍攝計劃，最後與受訪者共同掌鏡；楊東龍加入創作團隊，看看怎麼拍自己比較有趣。這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噩夢。
鏡頭微微向上致意
陳上城是電影編劇和導演，又是中學的副校長。他以前拍的電影多數是劇情片，4年前認識楊東龍後，覺得他的畫「好睇」，「好想知道一個畫畫好睇的畫家多一點」。或許是電影攝影師張百銘察覺到，他對楊東龍的敬意，以致電影鏡頭微微向上。
楊東龍則是個低調畫家，文革後從福建移居香港。做過模型工廠、行貨畫和電影布景工作，並業餘畫畫，直到2011年畫作在個人展覽中大賣，才開始畫畫為生。他近年的油畫，多是巨幅，不少長或高至2米，畫中是市井人物，或細微的街頭景觀。畫中的人像可以辨認，應為具象畫，卻又看不出背景消失點，實為用散點透視分割畫面，探索不同抽象命題的嘗試。
這個六旬畫家，被問到繪畫主題的時候，經常回答：如果可以用語言說出來，就不用畫畫了。他不是個容易採訪的對象，曾有記者寫下「讀楊東龍的訪問幾乎無助於理解他的畫作」。
有人說楊東龍的畫風，是在畫布上繪下香港淺窄的空間；有人說他有很多話想說，才要分割畫面來說故事；有人說這些畫是夢幻的日常，他在腦中有很多分鏡圖，作畫過程中隨時變化。對楊東龍來說，這些看法都可以是對的，因為畫的意涵由看畫者共同決定；但他想表達的比文字更多，怎樣形容都不夠準確，所以這些看法都可以是錯的。
而陳上城在2019年提出拍攝邀請時，與楊東龍是剛剛相識，不知道他對詮釋現象有這麼多思考。楊東龍一直沒有確實回答，他願不願意被拍到會公開放映的電影中。但又覺得如果只是錄像，不涉及公映的話，讓他拍下無妨，就當認識個新朋友，談談天。用採訪倫理的詞彙形容，此時陳上城還未得到楊東龍對電影公映的consent（同意）。
楊東龍：不如發通告給我
有非虛構創作經驗的人會知道，透過聯想和蒙太奇，詮釋受訪對象或發生過的事情，不是難事。電影開初，鏡頭對準楊東龍的素描簿；旁白說到，他最近工作勞損，頸痛肩痛。畫家到頂樓做關節運動，再下樓畫下捲縮的人體姿態速寫，和修改《今天應該......高興》。旁白又讀，楊東龍在日蝕的一天，看到室外明度減弱，風景好像加了一層濾鏡。心急下結論的觀眾或會這樣想：噢，這些都是楊東龍的作畫靈感。但這是陷阱。
一開始拍攝《只是影畫》時，楊東龍帶陳上城和電影美術指導陳安瑤去摩星嶺行山，吃便攜午餐和看日落。陳上城說，有記者在採訪時拍下楊東龍散步，身旁的景色，最後被演繹成繪畫靈感，被演繹成靈感來源。但短淺的採訪過程，沒可能百分百還原楊東龍畫作的創作意念。
電影中，楊東龍告訴拍攝團隊，他有時候畫畫是因自定的題目，去找答案，跟自己玩遊戲。他也說畫畫僅是為自己發聲。但每次陳上城繼續追問，楊東龍就要思考一會兒，或者用「我畫緊畫」來拒絕回答。他放棄了，不論用多少年時間，也沒辦法完全記錄楊東龍。而當紀錄片計劃宣告失敗，一齣實驗電影隨即誕生。陳上城憶述：「他不像被訪者，而是類似演員，開拍沒多久就說：不如你發通告給我，我做你要我做的事。」
「東龍不是19歲的𡃁妹，他知道被拍、被剪輯後，鏡頭中的不完全是自己，鏡頭內跟外有不同，影片裏面有導演和製作團隊的詮釋。因為他本身是創作者，又看很多電影，對鏡頭有這種敏感，知道聲音影像有什麼力量，在鏡頭前有一個被拍者或actor（演員）的想像。」陳上城解釋。他不知道這齣還算不算紀錄片，但一定不是客觀紀實的一類。
記者問楊東龍，鏡頭內外，他有什麼不同。他說裏面的他，有些事是特意去做，但不是平日不會做的事情。「拍低的人是我的樣子，或多或少因為我不慣做這樣的東西，所以我有少少反感，有些不自在、衝突，會想我是否這樣呢？」陳上城就說，楊東龍沒有任何被人拍攝的欲望，只是因為「有個癲佬纏住他三年幾」，他嘗試配合，用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回應拍攝他的創作欲望。
拍攝團隊肖像入畫
本來該是被訪者的楊東龍，轉身引導電影的走向。陳上城說：「他會思考電影怎麼才好看，也會想公映狀况，怎麼拍才對被訪者（自己）公道、合理些。」如果陳上城拍《只是影畫》，是用電影創作，回應楊東龍的繪畫創作，那楊在《只是影畫》中的共同創作，就是他對陳上城的回應，的回應。
《只是影畫》的片中，純粹「影畫」或作畫的時間只有約三分之一。除了拍楊東龍的樣子，就是他和與拍攝團隊的交談。原來陳上城曾提出擺鏡頭在楊東龍和巨幅畫中間，拍攝他作畫和在作的畫，但他的畫室空間小，沒法如願。不過，楊東龍主動為拍攝找來替代方案，覺得一齣講畫家的電影，還是要拍一拍作畫過程。於是，他拿出兩小幅未公開展示過，用多個人像覆蓋人像的油畫《交替表相#2》（暫名）和《?掩蓋遺忘表相surface》（暫名）。
他幫導演設定好場景，建議就拍他在這兩幅小畫上畫陳上城等4人。陳上城的臉孔，是《交替表相#2》第34次的人像覆蓋，美術指導陳安瑤的是《?掩蓋遺忘表相surface》的第35次，收音師戴文傑是第36次，攝影師張百銘是第37次。同樣地，觀眾和創作團隊一樣，都不十分知道楊東龍為何畫這幅畫，只見他不斷問問題，用問題來回應提問。他說「想畫一張冇用的畫」，可能相對於商業，可能相對於美術教師的美學，但也可能無法分開。
楊東龍又說，看畫的人，其實跟畫畫的人很像，因為都不知道畫的是什麼。他認為畫畫不止是畫者的判斷，用的顏色、筆觸都涉及思想和意識形態；如果能把這點在畫中呈現，就很美好。透過畫兩幅人像覆蓋畫，以及跟製作團隊交談，他就讓陳上城等人跟自己一樣成為片中人物，把他們對電影的思想擺到熒幕前。
實驗電影「幾有意思」
陳上城完全不避諱電影的表演成分。一幕畫室的拍攝中，他先關燈，說「好，停一停，不好意思東龍」。再問收音師音效如何，才開始拍楊東龍離開畫室的動作。轉到下一個分鏡，楊東龍又返回畫室，他們繼續討論這齣電影。這些出戲的片段，都可在全長84分鐘的紀錄片中看到。
去年陳上城讓楊東龍看過電影初剪。不負眾人期待，楊東龍首肯電影公映；其他被拍過的人，也一致同意。電影將在下月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免費公映。兩個場次為3月2日晚上7:30、3月3日下午3:30。免費公映登記網址為：bit.ly/42FZk7W
回看3年多的拍攝，陳上城認為製作團隊中的角色互相混雜，其他3個成員，雖然各自負責一個崗位，但同時影響電影發展。當初單純拍畫的想法，現在看來意義不大。如果只是要記錄作畫過程，「擺個鏡頭livestream（直播）上YouTube更好更客觀」。但在幾年間相處中，團隊跟楊東龍因為相互的好奇心建立了關係，是朋友也是共同創作者。把幾個人的關係編成映畫，是更有參考價值的紀錄。
楊東龍認為這次電影創作的實驗性可以去得更盡，但肯定成品「其實幾有意思」，因為他畫過拍攝團隊中的不同人員，這樣的相處不是拍攝這麼簡單，是關係的形成。這齣電影讓他再思考關係這回事，「人跟人的關係本來就是混雜的，只是我們現在習慣分類固定」。他說他只會畫畫，不懂其他媒介，但因為陳上城讓他參與到電影創作中，他就一起玩，在畫畫之餘合做了一部電影（楊東龍是「藝術顧問」）。
陳上城說，電影創作讓大家的交流更深入，而3年多來的聲音影像累積，在言語以外記錄這段關係。不過楊東龍不同意，他強調這齣電影是一件創作，就算對於關係而言，也不是純粹的紀錄。陳上城對這樣的分歧常常妥協：「嗯，我是借他畫畫、人生做我創作。」
用生命創作 瘋狂提問
「拍東龍影響了我怎麼看香港，對有感覺的東西更有感覺。」他說，在整齣《只是影畫》中，他都在思考電影、紀錄片、拍攝者和被攝者究竟是什麼。「因為東龍一路瘋狂asking question、（突破框架）找自由，我都用創作去回應他的創作核心，嘗試和他一樣每時每刻都問問題。」
最初因為楊東龍的畫好看而拍，是很個人的原因，現在呢？陳上城認為《只是影畫》是齣對當下香港很重要的電影。他常常問學生，「我們認識幾多個香港作家、音樂家、策展人、記者？或者這10多年努力做創作崗位的人，我們認識多少個？」他嘆道，這個時代很容易犬儒，很容易失敗主義，很容易放棄。「真是很容易放棄，但你看看他，真的是擺自己生命去創作，不會掉轉頭。Passionate about art and culture，life！」
用近4年來拍電影有點奢侈，用一生來創作更甚。但楊東龍說，如果創作是關於個人渴望的話，就不奢侈，任何人都可以做到。陳上城在2019年時曾經因為時局而灰心，楊東龍的說話令他印象深刻：「記住那些是情緒，另外還有很多其他嘢。」在香港，實驗電影和紀錄片都不是主流，劇情片的受衆更多。但兩人都認同，只要拿起個相機就可以拍到電影。不論有沒有人去認可，能不能打進業界圈子，創作的路孤獨，但始終是關於自己的追尋。
陳上城大膽用「本故事純屬虛構」結尾。記者想來也不應該妄自聲稱，已好好記錄兩人的創作軼事。如果《只是影畫》呈現的，是這批拍攝和被拍攝者在創作中短暫的緣分，這篇文章就是一個觀眾與他們的緣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