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Google鍵入「性暴力」，風雨蘭網頁「性暴力101」條目緊接維基排行第二，香港警務處編製的「性暴力求助資訊」則排行第五。經過民間多年來的努力，社會關注性暴力的意識不斷提高，對受害人蒙受的心理生理傷害認識亦加深不少。現在一般都知道遇事不要啞忍，外界亦不應對遭遇性暴力的受害人污名化，而罪行形式隨社會演變亦層出不窮，到了今日普通人可能不用請教Google大神，都會對關注支援性暴力受害人的「風雨蘭」略有所聞。
風雨蘭（rainlily）原是雨後會突然盛放的花朵，是創辦人吳惠貞為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風雨蘭」取的名字，她希望遭受性暴力的女性，經歷風雨後「依然有力量開花，繼續燦爛」。回望24年前，從無到有的栽花之路，今日她雖然退下，仍然以不同的方式與受害人風雨同舟，而我們的社會又進步了幾多？
誤打誤撞投身社會服務界
吳惠貞記得她有次在幼稚園工作，帶小朋友到花園玩耍，偶然遇見雨後綻放的風雨蘭，聯想到粵語長片拍攝女性被強姦的含蓄手法，愛用花來象徵女性，片段通常是一個女孩掩着胸口走路，「有個鹹濕佬走近她，然後就影個窗口，窗口擺了一些花，橫風橫雨後花盆掉落。天光後女孩再次掩着胸口，似是被強姦的樣子，男孩踩着花離開」。彷彿在說女性遭性侵後就如一朵美麗的花被蹂躪，變成殘花敗柳，失去所有希望，萌生「我是一個不完整的女人，是一個骯髒的女人，別人會覺得我是次貨」的念頭。她說受過性暴力的女性因害怕被負面標籤，選擇默不作聲，故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於2000年成立全港首間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風雨蘭」，讓她們微小的聲音得到關注。「風雨蘭經歷風雨就會開花，可以更漂亮」，她冀「風雨蘭」這個名字帶出性暴力受害者承受打擊和創傷，不等於「死亡」，繼續活出另類人生的信息。
跟初遇風雨蘭一樣，吳惠貞說：「我入社會服務界是誤打誤撞。」她沒有遠大抱負，只是中學畢業後曾到社福機構做課餘託管服務的福利工作員，對社工職業產生興趣。1997年她從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畢業，正式成為社工，工作第一年接觸不少受虐兒童和單親家庭，感到婦女在當時「重男輕女」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下生活不易，始專注跟婦女權益有關的工作。那麼她為何特別關注性暴力議題？她緩緩說出原因：「因為我的中學同學被性侵犯。」其時她只是個中四學生。
「（當時）那名同學的精神狀况不太好，她的母親叫我探望她。」吳惠貞口中的「那名同學」是她的好友。回想那時去到好友家中，她只覺眼前精神崩潰的好友很陌生，看起來「很憤怒，不開心，很apatheic（麻木），很抽離的樣子」。她望着正對面坐在窗口旁的好友，聽好友講述被性侵的過程。年紀尚輕的她除了側耳傾聽，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感覺聽着聽着，朋友像是「快要掉落窗外」，那個模樣烙印在吳惠貞的腦海裏成為陰影。
中學好友經歷 傷痛藏心底
此後她跟好友再見面兩次後便沒再聯絡，這份記憶亦隨之塵封。幾年後她讀社工要做創傷劇場訓練，她要講一件令她傷痛、感觸的事做獨白，不自覺說出中學好友被性侵的事，「我先識得喊，才發現這件事一直困擾着我」。她這才意識到，好友的傷痛經歷感染了她，對她造成創傷。
她說這種對創傷的後知後覺源自於心理防衛機制，人不懂得面對強烈的情緒時，就會自我抽離，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有些人會搞到自己好忙，有些人特意不感覺（feel）自己的感覺（feelings）」，變得麻木，表面看上去沒事，卻是不敢觸碰心裏的傷口，但傷口一直存在。性暴力受害者很多時受到二次傷害（再遭受性暴力），沒作出反應，並非他們堅強，「他們只是把自己包裹在一個殼裏」。吳惠貞說她遇過一些案主，被二次性侵時整個人「frozen（凍結）了，僵了」，像是沒感覺般。
吳惠貞說年少時不懂得應對好友遭性侵的問題，到讀完書做社工也束手無策，因為當時社工沒有處理性暴力的培訓。她跟社工朋友談及遇到性暴力個案不懂得處理，又沒有地方可以轉介時，「大家都好沮喪」，繼而在1997年跟3名女社工成立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初時單純覺得沒人做，我們來做，先開設一條熱線讓性侵受害打電話求助，然後轉介個案給社工」，沒想「呢壇嘢」後來愈做愈大。她問記者：「你知道我接到的第一個熱線求助，是什麼人打來嗎？是社工。」這便回歸到最初的問題——社工不知如何處理性暴力個案，其時更有些求助者經轉介後不信任負責社工，重新向協會求助，她遂跟其他3名創辦人自己落手接個案。不過當時她們皆是全職社工，只能義務處理協會的求助個案，於是又衍生另一個問題。
求助者出事 激發全職投入決心
吳惠貞難忘一名女大學生的求助個案，那名女生被男友強迫進行性行為，遂有自殺傾向，經她輔導後，女生的情緒穩定下來，欲找男友要一個說法。有一天吳惠貞工作期間接到那名女生來電，說要登門向男友討回公道，「她心中覺得男女朋友有親密行為不是問題，但不明白男友為何要強迫她」，吳惠貞出言制止無果，女生上門再遭性侵。吳惠貞意會到性暴力支援不能兼職做，因為意外發生時，她不能即時行動，這成了協會設立「風雨蘭」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獨立支援服務的契機。為了讓求助者有安全感，「風雨蘭」的地址是保密的，「我們會跟他（求助者）約在某一個地方，一起聊天，一起走上中心」。
強迫，不強迫；自願，非自願，總是談及親密關係會用的字眼。近日網絡流傳一名23歲中學籃球教練跟16歲女學生性交的相片，據稱女方為學校籃球隊隊員，兩人因此結識並發展為情侶，女方稱自願與教練發生性關係。吳惠貞關注的是「呢件事發生幾耐？兩人是否師生關係？」她續說青少年於成長階段容易對「authority figure」（權威人士）心生崇拜，尤其教師對學生的認可和讚賞或令學生產生錯覺，不論雙方同意發生關係與否，她認為作為成年人，甚至是教師這類專業人士，在處理與學生的關係上須負更多責任。
斥轉發性愛相片如鼓勵偷窺
轉發二人性愛相片的行為已構成「未經同意下發布私密影像」罪行，網民的着眼點卻是「唔影咪唔會流出」，又強調女生影相出於自願等，這些想法是否正確？吳惠貞說兩名當事人私下同意拍攝性愛相片，作私人珍藏不是大問題，就好比「你在家裏洗澡時，當然會脫下衣服，難道你脫了衣服被偷窺就是你的錯嗎？我們不能怪女生，肯拍就預咗畀人放出嚟」。平時見到有趣的事物，會轉發給朋友，是很正常的行為，但吳惠貞質疑：「Forward別人的私密相片是出於什麼心態？是想評論（事件）？是偷窺？你怎知道當事人自願流出相片？」她直指轉發相片者實質在「偷窺別人的私隱」，形容他們如剝花生看戲般站在道德高地指摘當事人拍下性愛相片，這種行為屬於網絡欺凌。
做了20多年社工的吳惠貞處理過不少影像性暴力和欺凌個案，其中有一名女事主遭集體欺凌，她受性侵犯的過程被拍成影片在網上發布，即使影片被刪除，仍認為「所有人都看過影片，整個人面臨崩潰」，出街既沒安全感，又感到羞恥，患上嚴重抑鬱症，更企圖自殺。事主最後受不住壓力，離開香港，想到一個沒人認識她的地方，但網絡無國界，影片一早在網絡散播，離開香港便能解脫嗎？吳惠貞說事件對那名女生造成無法磨滅的傷害，那種不安感由始至終都伴隨她。
任大學講師 傳承畢生所學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以「婦女」命名，吳惠貞提及的性暴力個案多數是女性，這代表男性鮮少面對性暴力嗎？ 吳惠貞說接觸過男性個案，男生大多不敢親口說出自己經歷，因為「社會不認同男性是（性暴力）受害者」。她曾被問及：「（協會）為何不做男性（性暴力支援）？」她指除了能力資源有限，大部分求助個案都是曾被男性施暴的女性，「這些女性受害者對男性很抗拒，如果我們同時服務男性和女性，會造成衝突」。
吳惠貞於2007年離任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成立關注家庭暴力受害人法權會，處理家庭暴力受害人法律權利，及後獲邀出任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誘拐或性侵犯、推廣性教育的慈善團體「護苗基金」主席至今。她現已退下火線，不再是前線社工，在中港兩地的大學做講師，教了10年書。提到教書，她說內地跟香港的社工文化完全不一樣，「內地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社工」。她憶述教導的第一批中山大學社工學生到工廠實習時，她約學生在車站集合，但他們拖拖拉拉遲到1小時，原來他們並不想實習，做社工不是他們的志願，「他們大多是（高考）分數只夠讀社工，不知道自己讀社工的原因」。教書不是吳惠貞的志向，只是感覺「社工需要傳承」，她感慨自己年紀大了，只希望將畢生所學傳授給新一代。
回望香港，吳惠貞說雖然有不少機構提供的服務涵蓋性暴力支援，但政府暫時似乎未看到性暴力支援服務有「獨立需要」，「風雨蘭」至今仍是唯一只專注服務性暴力受害者的中心，「心無旁騖幫助他們，給予他們很大的安全感」。離職17年，她慶幸「風雨蘭」仍在。
文˙ 姚超雯
{ 圖 } 「風雨蘭」網站圖片、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