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一切被批判、質疑、否決的後現代裏，博物館作為歷史敘述的權力單位，愈發高頻捲進各種文化政治論爭中。別具象徵意義的無非是兩年前，國際博物館協會首度更新「博物館」（museum）一詞半世紀以來的定義，寫下「可持續」、「多元」、「倫理」 等價值觀，確立當世博物館的主動定位。記者訪問今年國際文化高峰論壇的兩名講者——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主席Yannick Lintz、卡塔爾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總監Shaika Al-Nassr，發現兩館形成西方與東方、殖民大國與新興小國的對照，正好拿來析探21世紀的博物館學。
亞洲藝術集中地 法國處風眼
這些年來湧擲向各國博物館的訴求中，以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及文物歸還（restitution and repatriation）最矚目。前者就整體而言，要求佔主導地位的殖民國放下白人至上權威、歐洲中心主義，與往昔被殖民者平等對話，具體革變包括妥善安放原住民遺骸、提供多樣化解說語言、共享策展詮釋權等；後者則指實際的歸還行動，請求館方確保藏品的來歷，並在證實掠奪（spoliation）或非法貿易（illicit trade）等情况下將文物還予指定個體、社群、國家。擁逾百年歷史，且自稱「歐洲區最大型亞洲藝術收藏地」的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無疑處於暴風中心。
2022年10月才上任的Lintz，沒有迴避這亂局：「不止亞洲藝術，非洲藝術也在同樣處境。我留意到不少博物館都不想討論藏品的出處，他們會說沒有問題、一切都很好，但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文物是怎樣得來的？是偷來的嗎？如果有證據是偷來的，就需歸還。」
歷史的遺結不易拆解。現時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超過45,000件藏品，按地域分成8類，跨度寬及阿富汗至巴基斯坦、東南亞、印度、喜馬拉雅、中亞、中國、日本、韓國。該館創始人吉美（Émile Guimet）本為法國工業家，那在1879年開業的里昂「吉美博物館」的藏品，正是他自1876年被法國公共教育部委託研究遠東宗教以後，周遊列國蒐集的奇珍異品。1884年，吉美把私人館藏全數贈予母國，1889年他斥資興建巴黎的新「吉美博物館」，該館在1927年撥歸法國博物館管理局所有，並於1996年正式更名為「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確立了亞洲藝術的展藏本位。那份對於5000多年東方文明的熱情不假，然而，文物因着白人的經濟資本而被拔離原生地境一事實，亦不容忽視。
着眼如何共享文物、合力推廣
官方網站內蟄而不宣的疑問包括：第一世界所詮譯的第三世界，是權力位置不對等的奇觀？吉美及其他藏品貢獻者如外交官普蘭西（Victor Collin de Plancy）、探險家德拉波特（Louis Delaporte），他們的買賣合乎道德？法蘭西殖民帝國在20世紀上半葉的文物界實在遺下太多灰色地帶。
「我認為解決方法，是溝通。」Lintz以法國殖民地柬埔寨為例，2023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決定歸還14件由古董商人非法盜掠的高棉藝品，而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部分藏品上溯至19世紀末的科研合作，來歷相對正當，「最後，柬埔寨文化藝術部部長被我們說服了（不歸還部分藏品）。把所有東西退回去又怎樣？他們當然有權力展示自己國家的文化遺產，但柬埔寨並不像巴黎那樣年年有數百萬人去逛博物館，也缺少保育維護的科研專家。說到底，這不應關乎『報仇』，而應關於如何共享文物、合力推廣」。
2016年，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把一尊7世紀的印度教哈里哈拉雕像頭部還予柬埔寨國家博物館，談妥在柬埔寨為期5年的借出協議，某意義上引證了兩國合作的多樣可能。和解長路漫漫，然而，如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17年的演講指，希望盡可能歸還殖民時代搶掠的珍稀遺物，有朝一日，如此討論或能成為國際常態。
多哈博物館重「文化多元」
若歷史悠遠的西方博物館需努力擺脫帝國霸權、殖民侵略的影子，那新建的東方博物館或正是透過存檔、梳理、敘寫己國文化，重新摸尋一種失落的身分價值。創館至今才15年的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演示了微型國家如何在幾番政治更迭以後回望自身。「展示館藏時，我們很自然地認知到傳統在文化多樣性中的連貫特徵，如《可蘭經》的核心地位。」Al-Nassr說。
對卡塔爾而言，「傳統」與「文化多樣性」是什麼？這個波斯灣沿岸的小城，先後經歷巴林、沙特阿拉伯、鄂圖曼帝國、英國的統治，直至1971年方成為主權獨立的君主立憲制國家。Google搜尋器不乏如此描述：就像周遭一夕之間暴富的國家迪拜、阿布扎比，卡塔爾雖因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躋身世界一席，卻沒有自身文化。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或是這現况的縮影——巧妙定位成「中東唯一真正覆蓋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博物館」，其收納的11,000件藏品，主要為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陶器和瓷磚、伊朗薩非王朝的地氈和紡織品、南亞莫臥兒王朝的珠寶，還有較稀見的中國和東南亞畫廊。較之鄰近地區的同類博物館，這種多元無疑是個優勢，但反過來想，以《可蘭經》的穆斯林文化作「傳統」，以廣袤的中東地域指涉「文化多樣性」，即意味該館根本未扎根一套該國的藝術系統？
這困窘局面其實不難理解。1970年代以前，未靠燃氣致富的卡塔爾一直陷於世上最貧瘠國家之列，故未能累積發達文明框架內的文化資本。想起英國獨立記者泰勒（Matthew Teller）在〈卡塔爾的說故事傳統〉（Qatar's Storytelling Tradition）一文寫及，走進荒蕪平原後，與老一輩村民傾談，始意識到那種邊泡薑汁奶茶或咖啡，邊生火講故事的日常經驗，才是卡塔爾源遠悠長的文化瑰寶。這延伸向一個有趣的博物館學反思：當代展藏大多數為視覺物品導向？非物質以至非城市文明的遺產又該如何處理？多哈另一地標卡塔爾國家博物館的確收入了傳奇神話、部落事迹等口述歷史錄音檔，而同為卡塔爾博物館旗下的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亦有聲音裝置如《可蘭經》誦讀。不知這種口耳相傳的講故事媒介，能否成為民族身分更明晰的標記？
建立理解的橋樑
「無論身在何處，無論傳統是什麼，我們都需要建立一道理解的橋樑。這是卡塔爾博物館所有項目在做的事。」Al-Nassr說。她所說的「理解」對象指向伊斯蘭群體與其以外的他者，但也許，卡塔爾人民之間也需要一種連接過去、現在、未來的理解。極窮與極富的落差，以至快速落成的高樓城市令人眩目迷惑，就像卡塔爾國王當年聘請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那幢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花上3億美元填出海濱人工島、8億美元打造一塊塊上升的立方體本館，在當時的本地人心中，遠遠不及一個傳統阿拉伯帳篷馬吉利斯（majlis）般讓人親密聚會交流，產生歸屬感。
法國肩負的歷史責任，卡塔爾摸索的自我定位，再一次體現了21世紀博物館作為蒐集、篩選、論述的權力機構，是不同意識形態、價值體系最容易發生衝突的公共空間。經歷完一輪文化博物館和科學館拆遷的疑雲，在香港的我們應深有體會「博通萬物」背後的千股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