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美孚新邨與香港中文大學有何共通點？除了同樣於1960年代建成，兩者的發展均獲美國資金的直接參與。香港歷史研究往往聚焦於中英關係，美國與香港的互動一直未獲學界重視，而箇中促成者是一群擁有美國教育背景、因戰南遷的中國精英。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韓墨松（Peter Hamilton）將他們定義為「跨商」，藉撰寫《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一書，分析他們種種活動何以引導香港社會發展，以至讓香港這彈丸之地，對二戰後全球政經體系之發展產生影響。
精英憑「美國社會資本」發迹
「更資深的學者曾告訴我，不要研究香港歷史，你不會找到工作，就像這並不重要。」2012年，韓墨松開始進行《香港製造》一書的研究，其時在中國歷史的領域中，香港研究還未如現在受青睞，此城歷史往往被講述成中英兩國故事的一部分。他研讀歷史材料，卻發現香港從未被討論的一個面向。「在報紙上看到獅子會（Lions Clubs）、扶輪社（Rotary Club）的照片，其會員並非美國僑民，而是本地華人。」這引起韓墨松的好奇心：「他們為何想加入這個美國社團？他們從中得到什麼？」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大量難民赴港，其中的中國精英銳意在香港重整事業。這些人出自江南富商家族，入讀美國在華的傳教士學校，進而旅美留學。韓墨松尋得資料顯示，這批擁有美國教育背景的精英及其後代，在港以商業或教育方式，與當時日益擴張的美帝國體系合作。
書中所述人物包括唐氏家族（已故紡織大王、前政務司長唐英年父親唐翔千為一員）、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利豐的馮氏家族。他們動用美國社會資本（American social capital），如人脈與市場知識、文化熟悉度與美國國籍等，在香港大展拳腳。韓墨松提出全新術語描述這種跨太平洋的策略——跨商。
韓墨松的研究揭示在「跨商」策略之下，二戰後香港社會發展如何受美國影響，同時香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及後推動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融入世界體系。以下闡述兩個案例——美孚新邨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建立，反映在香港社會發展中被忽視的美國影響，以及跨商擔當推動者的角色。
個案一：美孚新邨「史無前例」
美孚新邨是香港首個大型私人屋苑，於1960、70年代分階段建成，以成為全球最大屋苑為目標。美孚新邨所在地本來是美國巨企美孚石油（Mobil）的石油貯存庫，因阻礙葵涌高速公路興建，政府提出換地方案作補償，不單撥出青衣土地供貯存庫搬遷，還允許美孚石油重新發展原址餘下的36英畝土地。當時代表公司與港英政府磋商的，是美孚石油執行董事宋啟鄖。其背景符合韓墨松的「跨商定義」：生於漢口，曾在美國聖母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留學，曾加入美軍並取得美國國籍，並在1953年移居香港。
當年美孚新邨這投資計劃在香港史無前例，更讓人驚訝的是，這是美孚石油在全球踏足地產發展的首個嘗試。時值1960年代，不難想像遠在美國的總公司會顧慮香港前路和政治穩定性，特別是1965至1966年間正推進美孚新邨項目之際，香港爆發銀行危機與社會暴動，嚴重打擊地產業。
象徵香港市民中產夢
宋啟鄖作為香港美孚的大班，極力向總公司推銷香港，打下強心針。「需要像宋這樣的人（對美孚石油）說：『不，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示威與其他不穩定因素已經過去，你應該向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投資數億美元。』」韓墨松在書中提及，宋啟鄖為訪港的美孚主席華納（Rawleign Warner）設宴，眾星雲集。而在興建美孚新邨的過程中，宋邀請其他親美移民精英參與，由江南移民葉庚年兄弟的建築公司負責第一期工程，由此可見跨商網絡的實踐。
美孚新邨最終獲得豐厚回報，其樓價亦節節上升，同時象徵香港市民的中產夢。成功案例促使美孚石油改變在全球的營商策略，積極投資房地產，將剩餘的工業用地重新發展成利潤豐厚的住房。韓墨松指出，香港當時處於全球經濟變革的前線，傳統石油公司轉型，從副業（如房地產）賺取巨額利潤，加上資產金融化，這些全球趨勢一般追溯至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卻早於1960年代末在香港發生。「香港不間斷重建，以及房地產市場繁榮蕭條周期，迫使人們非常仔細考慮在哪裏投放金錢，如何從這裏的土地獲取最大利潤。」
其時香港屬於英國殖民地，本地行業領袖不斷引進美國資金，難道不會為港英政府帶來顧慮？韓墨松分析若單看商業世界，港英政府大致支持美國投資香港，「為何所有商業策略可行，部分原因是政府根本不妨礙他們」。置身冷戰時期，港英政府的不干預更顯獨特，韓墨松認為部分純粹是出於務實（pragmatism），「他們理解這對香港經濟是好消息，最後他們（港英政府）也會因經濟成果而獲得榮譽」。
個案二：中文大學培育大量人才
然而在香港高等教育的戰場上，港英政府對於美國影響力的關注則相當明顯。政府一直堅守以英語主導高等教育，1911年成立的香港大學正是採納英式教育。與此同時，南下的知識分子於香港設立華文高等院校，一直得不到港英政府認可，只能尋求其他資金來源。至1956年，香港共有9所「難民學院」，大部分獲美國與國際組織的資金或支援，包括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新亞書院、浸會書院等。這些學院從課程設計，以至教學人員都深受美國影響，畢業生亦大多轉往美國留學。
「香港政府當時本質上是試圖控制局勢，因為難民學院已經變得愈來愈以美國為導向。」港英政府提出將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成立港大以外第二所大學，即香港中文大學。時任港督柏立基明言，這些院校充滿美國風格，但他仍然樂觀，認為（美國化）情况仍有轉機。美資對於中大的建立影響甚大，其中一例是首任校長的任命。李卓敏本來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薪金比中大為高，直至亞洲基金會應允暗中補貼其薪金之後，李才同意出任中大校長。
開辦東南亞首個MBA課程
縱使李卓敏並沒有投身商界，書中仍將他列為跨商。韓墨松指出，「跨商」是一種策略，而非身分。李卓敏一直強調中大國際化的一面，曾經說過要令國際對中大感興趣，才能取得建設全新大學所需的人力與物力，這正正意指跨商策略。
時至今日，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為人熟知，攻讀MBA儼如身分地位的認證。MBA源於美國，英國1960年代並沒有此學位課程，所以港英政府反對李卓敏建議在中大開設MBA。擁美國社會資本的李卓敏並沒有理會，反而與紐約嶺南大學信託基金達成協議，由後者資助中大成立「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開設為期兩年的MBA，此為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由此可見，美國資源協助李卓敏得以與政府保持距離，自主實踐對於中大的期許；同時美國的商業知識、資本主義體系的影響力，憑藉香港高等教育傳播至亞太區。
當時在英屬殖民地之中，香港是極少數擁有多於一所大學的地方，中大更是英聯邦或英帝國以內，第二所不以英語為單獨授課語言的大學。1950至60年代香港蓬勃的製造業，主要受益於從內地引進的知識與資本；到70、80年代，兩間大學為香港培育大量人才，是香港得以快速轉型至知識型經濟的關鍵。
香港特殊歷史不可複製
上述兩例刻劃美方、港英政府與跨商之間的互動，每一步均牽連香港社會，乃至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中國這關鍵角色尚未着墨，事實上打從落實改革開放國策，不難發現中國十分歡迎跨商投資，期望他們帶來專業知識，以及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的通道。建築大亨胡應湘在中國的高速公路發展項目屢遇阻力，他親自駕車帶6名廣東官員遊覽加州，讓他們感受美國高速公路之發展。跨商促使美國模式輸出世界，同時直接把中國帶到世界。
跨商的影響力亦獲中國當局重視。1984年6月，香港總商會首任華人主席唐驥千率團訪京，與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會面，討論九七香港回歸事務。唐和鄧來自非常不同的背景，然而韓墨松認為他倆同樣務實，並且彼此認知到這一點。唐驥千回港後決定相信鄧小平，願意留守香港，象徵中共與香港精英階層就一國兩制達成協議。
剝削環境造就輝煌經濟
書中描述的世界，與2024年的香港以至國際形勢存在巨大差異。中美角力陷入困局，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甚至主張「全球化已死」，今天閱讀上世紀的跨商故事，意義何在？韓墨松重提社會資本的力量，「即使在1960年代，當以談判抗衡英美保護主義，社會資本和網絡也是有用的」。那時候也有一些英國和美國紡織廠不喜歡香港的廉價產品，試圖阻止其進口。「過去和現在，這需要深耕細作，並且需要願意踏上旅程的人去華盛頓等地，參加會議，與不一定友善的人談判。」再加上跨商承受其時如韓戰、越戰等區域緊張局勢的壓力，韓墨松認為他們務實、親商界的心態更為可貴。
「我會說（香港特殊的歷史）是不可複製的，這是為什麼我抗拒使用類似『香港模式』的詞語，因為這是非常偶然的。」韓墨松指出，大部分英屬殖民地的經濟表現不佳，可見英國法律或貿易體系本身並不足以帶來成功。一連串歷史條件看似不利香港發展：國共內戰、美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大英帝國最終瓦解。然而跨商利用其知識、資本及至關重要的人際網絡，把握新資本主義體系的機遇，為自己及香港搶奪先機。這絕對非易事，尤其香港1971年才實現免費小學教育，直至2010年前不設最低工資。韓墨松提醒，我們在談論的是一個剝削勞工的環境，香港輝煌的經濟成就乃一個時代的產物。
跨商懂英語又具備美國人脈，為何選擇在香港扎根？韓墨松經過研究有以下結論：「之所以留在香港，因為他們認為香港『充滿活力』——他們經常使用這個詞語，而且（香港）支持廣泛的跨國活動。」歷史告訴我們，香港要忠於其根本原則，這些原則一直深受歡迎，就是對不同背景的外來者均抱持開放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