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佐敦華豐大廈大火不幸導致5死40傷，令人悲痛，望傷者早癒、逝者安息。華豐大廈是佐敦地標，其外牆的三角標誌及健身中心的亮眼招牌，一直是佐敦鬧市的一道獨特風景。我早年喜歡在彌敦道散步，感受城市新舊交替的複合景觀和節奏，然而自數年前展開了劏房的田野研究後，我便開始以一種截然不同的視角去察看鬧市城景：根據冷氣機數目估計，大廈有沒有劏房？有多少樓層有劏房？平台和天台有沒有僭建劏房？僭建用的是什麼物料？單位窗框隱不隱固、窗戶能否打開？石屎有沒有剝落？鋼筋外露嚴不嚴重？我雖不是檢驗樓宇安全的專業人士，但這些枝節細處總會令我想到我所認識的劏房住戶——也正是這些「細處」，組成了她/他們的日常，甚至是一段不短的人生段落。
在大火當天，我憑着大廈外觀推估大廈內必定有劏房存在，只是沒想到數量之多與密集：15層大樓裏，竟有35間賓館，而區議員和傳媒均指大廈內劏房上百，大廈天台目測亦有僭建單位。如此稠密空間，致使大火波及上百住戶，當中有不少長者幼童，更有移工和旅客。雖然是次大火火源並非來自劏房，但劏房的存在令火災發生後危險驟升，加重救援困難，再次提醒大眾適當住房權（The human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並不只為安居樂業，更是維護生命安全的基本條件。
劏房與火險
特首在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展現出解決劏房的決心，同時表示劏房是「老大難」問題，在完全取締前必須謹慎部署預備。在華豐大火發生當天，恰巧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正就「解決劏房問題」向政府質詢，然而當中並未提及火險。在政府應對劏房問題的政策中，安全問題一直是長期的重點關注。翻查文件，「劏房」一詞最早出現在政府的政策文件和論述始於馬頭圍道冧樓事件，因此早期劏房政策側重樓宇安全，包括防火措施。劏房林立的大廈比一般住宅的火險系數更高，原因眾多：單位改動未必符合防火要求，在改動間更可能拆除防火牆和防火門；走道狹窄，用電量大時有短路；單位內空間窄小，通風不良，一些單位更沒有通風的窗戶；一伙多人，一層多伙，倘有火災亦增加救援的時間和難度；在商住合一的大廈，例如華豐大廈，劏房賓館商舖混雜更令火災風險更大。
劏房火警時有發生，當中有被報道的均涉及傷亡：2024年荃灣唐樓劏房火警一死數傷、2023年北角英皇大廈大火3死、2020年油麻地尼泊爾餐廳火災7死、2020年北角春秧街劏房火警11人傷2危殆、2017年深水埗醫局街和元州街一夜兩宗劏房火警1死30傷、2015年荃灣二陂坊致命劏房火災1死、2013年深水埗保安道一劏十二房火警1死2傷，以及2011年土瓜灣馬頭圍道劏房三級火4死19傷，而最先揭示劏房火警隱患之嚴重性的，是2011年花園街排檔四級大火。當年，排檔起火後波及鄰近兩座唐樓，涉及多個劏房單位，事件最終造成9死30多人傷。花園街大火後，政府在2010至2012年間擴大了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涵蓋的建築工程，同時加強巡查劏房並取締工廈劏房，然而此後亦無法杜絕劏房火警。
反觀華豐大廈，屋宇署早於2008年曾向法團發出消防安全指示，要求大廈提升防火保障，亦即比2011年的花園街大火還要早，但16年過去，法團至今仍未遵辦指示。同時，屋宇署在過去3年接獲7宗有關華豐大廈內分間單位的投訴，署方就其中兩宗於今年3月向業主發清拆令，包括還原位於處所主入口的防火門及耐火牆，但業主至今仍未按令改善，署方表示若限期後仍未遵辦，會考慮提出檢控。
在走訪劏房大廈時，我深切體會到執法和規管的困難。我曾到過一個劏房單位，單位內分為兩邊，每邊數個劏房，各歸不同業主。面對業主的拖延，「提醒」和「勸喻」並無實質作用，卻延長了住戶承受風險的時間。在我的田野經驗中，總察覺到政府、業主和劏房戶對時間的理解和對危險的覺察之分別和落差：在「限期」之前、「延期」之後，每天為安全和安居費煞思量的，總是劏房住戶本身。
日常防火自救——隱藏居住勞動
我在2021年開始走訪多區的劏房家庭，以了解居住空間如何影響家庭和親密關係。這些年來我看過不少劏房單位，有可住的，也有劣質的和非常劣質的。但無論居於何處，不少劏房住戶都有一種共同經驗，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必須作出林林總總的應對策略，當中包括預防火險。網友說這些應對策略是人們所謂的「將就」，我則把這些日復日的「將就」稱為隱性居住勞動，它有別於一般維持個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家務勞動，而是為抵消不適切和劣質住房的負面影響，而作出的日常的、規律化的勞動，把不可居住的空間湊合和組構成一個可供棲身的場所，甚或能稱之為「家」。
這些居住勞動既細微又不起眼，煩瑣卻又是劏房生活的必須。單以防火為例，不少街坊都懼怕火警，卻無法改動單位結構和主導維修，只能在生活上和所在空間中各師各法。一名住在一個一劏四單位的母親，屋裏的電器經常跳掣，她生怕電器短路，因此會規劃好每日的用電次序，例如用電磁爐煮飯時就不用電熱水爐洗澡，以防用電超出負荷；另一名住在僭建劏房的單親媽媽，屋裏的抽油煙機上方鐵皮天花下塌漏水，令油煙機旁邊的射燈生鏽，電線外露，她生怕漏電，下雨天就不煮飯；她家的熱水器時好時壞，6歲兒子知道她怕觸電，總自動自覺在她洗澡時走到電箱旁站着，一有事便立即關電掣，叫她放心洗澡；一名居於一個不到100呎劏房的男士，會在電器上記錄它們的性能，特別用油性筆仔細寫下拖板上每個插頭位的適用電器和安全提示，以避免錯用插頭釀成意外。如此例子，比比皆是。
這些勞動毫不起眼，卻也是令劏房變得可居住的必須日常實踐。有論者謂，劏房雖不完善，一些條件更是惡劣，但它也有其「社會功能」，緩衝了房屋短缺問題，為低收入住戶提供尚可負擔的居所。對此我並不認同。劏房本質上是累積資本、尋求回報的投資行為，其目的並非為緩解社會的房屋問題；真正緩衝了房屋問題的是住戶這些日常的隱性居住勞動，令原本不可住的空間變為生活和提供照顧的場所。
劏房的最低標準
居住空間的「不可住」，與欠缺最低標準不無關係。「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將就居住環境訂立最低標準，初步傾向規管樓宇安全、消防及衛生要求，以及居住面積等。在制訂最低標準時，政府應參考聯合國對適當住房權的定義，包括：保有權保障，服務、材料、設備和基礎設施供應，可負擔性，宜居程度，無障礙，地點及文化環境等。事實上，多年來不少非政府組織均就「最低標準」的定義提出建議，不少能兼顧實際限制和劏房戶的基本生活需要，值得政府借鑑。而我希望強調的是，標準定得愈低，居民需要付出的居住勞動和所承擔的風險則愈大。在翻查外國的最低房屋標準時，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澳洲昆士蘭政府在2023年實施的最低房屋標準，其中一項要求業主為租戶提供窗簾或其他遮掩物，以為租戶提供符合其合理期望的隱私。這樣的最低要求放在香港，會否成為苛求？這次大火除了挺身救人的地盤工人外，令我記憶尤深的是傳媒訪問的一名婆婆。華豐大廈對面是嘉利大廈，1996年的嘉利大廈大火釀成41死，婆婆那時已住在華豐，記得當年很多死者因逃生而吸入濃煙失救，因此她在這次大火中留家中，打開窗戶讓空氣流通，最終「救番自己條命」。這令我不禁想到我曾訪問的一名街坊，那時她和女兒住在一個一劏九的單位裏；房間沒有對街窗戶，只有一個小氣窗，但鄰居長期在外煮食，油煙都貫入她的房裏，因此她用一個垃圾膠袋擋住油煙，同時保持室內低度通風（圖）；如果這次大火發生在她住的大廈，後果堪虞。
這次大火是場悲劇，卻不完全是無可避免的意外，在調查起因及檢討缺失的同時，當局亦應以此為訂定最低標準的考量。然而，制訂最低標準應是為了確保有尊嚴的生活，而不只是為了生還。
文˙黎苑姍（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