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日本記者伊藤詩織曾是日本#MeToo事件的新聞人物，意味她背後依附許多標籤。2015年她遭新聞界前輩山口敬之性侵，2019年經民事訴訟控告山口勝訴，2022年法庭再駁回山口上訴，維持原判，事情本應告一段落。本月初，伊藤挾着自傳紀錄片《黑箱日誌》出席第4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她說：「拍完這部電影之後，我感覺自己完整了。」
撰書再拍紀錄片 心態不再一樣
2015年某夜，伊藤和山口從的士踏進東京某酒店，伊藤明顯腳步浮浮，山口扶着她才能行走，一切都被閉路電視拍下；那個的士司機事後被人問起，仍對那兩名乘客印象深刻——女方於車廂嘔吐，男方再三堅持目的地轉到他所住的酒店。那個晚上，她被性侵。
伊藤起初沿刑事訴訟控告山口性侵，她需要向警察一而再、再而三講述事發經過，處理過程冗長。2016年警察好不容易準備在機場拘捕山口，行動前卻被高層中止，甚至撤銷拘捕令。2017年她決定舉辦記者會，事件和伊藤詩織這個名字從此在公眾曝光。同年她寫下《黑箱》一書，講述事件經過和後續發展，翌年BBC拍成紀錄片Japan's Secret Shame，之後事件亦獲法庭判決，為何她要拍一部紀錄片，再說一遍整件事？
「當我寫好那本書的時候，剛好是2017年我在公眾曝光之後，身為記者，我更加着重調查部分……我嘗試不投放過多個人情緒在書裏。」伊藤答道，但在紀錄片《黑箱日誌》，她決定拋開記者包袱，畢露她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和情感，「這件事發生在2015年，現在到了2024年，我的心態也不一樣了，我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看待它，帶點距離，所以對我來說，製作紀錄片和寫書是完全不同的」。
回看影片仍折磨 花4年剪輯
然而時間不是特效藥，看回400多個小時的影片素材依舊折磨，包括那段酒店閉路電視片段、那個載過她和山口的的士司機，「一開始我看不下去，所以我們花了4年時間（剪輯）」。她說剪輯是最困難的部分，當主題對象就是自己，誰還能按捺得住，平衡記者專業和個人情感？「老實說，我總是不平衡。在某些時刻，我不得不放棄，我不可能做到平衡。我沒辦法做到不偏不倚，也沒辦法從正反兩面來說故事。這就是我的故事，當然也有其他面向。但我不得不承認，我只能從我的角度來講述，我無法去想它必須是平衡的，所以我想不平衡才是關鍵。」
影像中的伊藤在哭泣，為遭遇而憤怒，「我認為紀錄片是一種很好的方式，因為它不是新聞，它不止是數字，它不止是文字描述，還有人類情感在裏面，所以你可以把它們連結起來，這是我喜歡紀錄片的原因」。《黑箱日誌》在美國得州上映的時候，一名日本女性映後跟伊藤坦誠說從前不喜歡她，但從紀錄片中她終於理解伊藤經歷過什麼，「這就是為什麼我相信（紀錄片），希望這部電影能讓更多人看到，尤其是在日本，讓他們也能看到」。
日本趨關注性暴力 信說故事帶來改變
《黑箱日誌》參與世界各地電影節，也是她過往從日本媒體學到的一課，「有時很難從內部討論問題，因此有時從外部討論問題會更容易一點」。伊藤看到，從歐美而起的#MeToo運動確實影響亞洲，雖然日本未有大規模運動，但對比事發的2015年，日本媒體和日本人更關注性暴力議題，「我們舉辦了一場非常和平、名為Flower Demo的示威，人們站在街上，手持鮮花，分享自己遭受性暴力的故事。我從未見過人在公開場合講述這樣的經歷。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改變，你現在有一個分享和傾訴的空間」。
性暴力議題在日本社會和教育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更迫在眉睫的是修正法律——就同意性行為的定義。日本性罪行刑法自明治年間制定，110年來從未修例，2017年才首度修正，去年日本國會通過新性犯罪法案，強姦罪定義由「強制性交」擴大至「不同意性交」。當法律改變，社會才能跟進，可是修正法律已非她能力所逮，「當然得由立法者來做，但我相信說故事（storytelling），我真的希望這能帶來更好改變」。
「對我來說，我的工作就是說故事，這次剛好講的是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已經完成我的工作了。」伊藤打趣道，她在每個階段都不想再牽涉性暴力或性別議題，然而不知不覺又會涉足，漸漸成為她的一部分，「現在無論我報道什麼，最終都會圍繞着這個主題」。她想起一部由敘利亞記者Waad Al-Kateab拍攝的紀錄片《致莎瑪：敘利亞家書》（For Sama），Waad一邊生育和撫養孩子，一邊記錄敘利亞內戰，「身為記者，我們有着相似的背景，必須記錄眼前發生的一切。當話題變得非常私人時，看到這種轉變真的很有趣，你不再報道那些跟你並不親近的人」。
伊藤總提及記者身分，若她不是記者，仍會挺身而出、公開經歷嗎？「這是一條困難的問題。」她罕有低下頭來，視線望向地下，聲線亦變得低沉：「即使我不是記者，我也會質疑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和警察是如何處理。在日本生活、成長，性暴力幾乎是每天都會遇上的事，特別當你在學校的時候。我有種衝動，我們該做些什麼，不然這種情况會繼續下去。」話語最後，她終於回復笑臉：「或許我也會做同樣的事，可能我不懂如何記錄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