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若非社工行內人，很少把工種細分：總之做社福工作的某些人，就是社工。冼昭行是「社區發展」社工，他和團隊一同發展過深水埗、薄扶林、長洲和中西等區。近來被納入《施政報告》的「社區客廳」，以及關注清潔工的「勞動友善社區」和「倒垃圾學堂」計劃，他都有份促成。趁他到海外深造前，記者找到這個隱身在計劃後的資深社工，談談被稱作「夕陽行業」廿多年、仍存在的社工分支。
金融風暴後入行 助基層失業者
冼昭行大學讀認知科學，畢業後沒有做心理學家。他說讀過情緒病的學問後，自然會問：「世間咁多苦難，要做啲咩先可以改變？」他認為不能停留在個人層面：「一定唔可以單靠輔導，改變唔到窒礙佢哋嘅生存環境。」本科後，他再讀社工碩士。第一次實習做醫務社工，第二次就被分派到深水埗做社區發展。
電影《千言萬語》是冼昭行對社區工作的第一印象。上世紀70、80年代喧鬧壓抑的社會氣氛中，黃秋生飾演以甘浩望為原型的神父，奮力爭取艇戶上岸，謝君豪的角色則是社運出身的區議員，相信體制內抗爭。冼昭行本期待到比較基進（radical）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實習，怎料被安排到大機構，至今在此工作廿多年。
他想着既來則安之，請教後來成為師友的社工謝兆光，「第一日實習好過癮，老師話你行落區，睇吓個區有啲咩，要做咩係個社區話你知」。他走到石硤尾街市，蹲坐在一旁天橋的梯級上，「一開頭點會識呀？咁大整蠱？」
但原來落區真的有用。那是2002年，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蕭條，工廠北移後又虧損回港，樓市也冧，他從基層失業人士入手。「那時候失業率好高，有7.3%，好多人冇嘢做。好多『三條五』，50歲、掙5萬元、做咗超過5年嘅人被裁員，呢啲人最徬徨，可能要供樓，又負資產。」
那年冼昭行在東盧大廈地面層的社區中心實習。社工在這兒跟街坊聊天、開小組、做活動，但做社區不會停留在室內。一般被稱為「CD（community development）佬」的社區發展社工男多女少，每周都要超時工作，常在街頭工作。他說留下來的是什麼人都不怕見，什麼事都不怕做的人。他首輪歷練，是在地鐵站出口握大聲公介紹勞工法例。「一去到就有50個人圍住你。要做足功課，唔淨係提供資訊，你要回應每個人。」
「當時年紀小，組織咗幾個小組已經好叻㗎啦。」他坦言在深水埗的成效不算多，但有見香港社會對男士要求高，他和團隊組織了失業單身男士小組；到現在組員已七旬仍有聯絡，互相支持。他從這個地區學到的是要謙卑，要無時無刻在社區裏面，「第一要義就係為社區建立自主性，每個人有能力自己改善生活，有想發展嘅嘢」。
社工還有什麼可做？
多年來，香港以社區為名的行動不少。但今天，不少鄉郊村落已在抗議聲下被拆，舊市區被重建，大機構社工還有什麼可以做？他思考片刻，呼了一口氣後答：「我入行嗰陣，社區發展已經畀人話係夕陽行業。六七暴動之後，政府擺低威權姿態，同社群連結，所以先有社區發展隊。後來90年代，陸續有福利政策，有唔同的社工範疇，社區發展資源就慢慢類似凍結。」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是香港不少社區發展項目的開端，而冼昭行入行時的石硤尾街就屬於南昌東的「綜合鄰舍計劃」。前者在1978年推出，為徙置區和舊鄉村人口而設，後者則在1998年展開，補足舊市區的需要。他說後者的設計很好，服務舊市區的弱勢社群，但在2004年結束，社區發展資源一度稀缺。
政府隨後推行「綜合家庭服務」，以家庭為單位，處理社會問題。冼昭行說，這樣對家庭服務的社工和社區來說都不是好事。「本來家庭服務係micro（微觀）工作，路向唔係要改變社區環境。變成綜合服務後，要負責埋社區，咁樣唔現實。」
社工間常流傳一個「執海星」故事：一人在海邊一隻隻地把被冲上沙灘的海星扔向大海。有人問他，你要扔到什麼時候呢？有這麼多的海星，你不會扔得完。那人回答「執得一隻得一隻」。「但CD社工會諗，係唔係生態系統出現咗問題，海水變暖，所以海星走晒上嚟？可唔可以整番凍啲海水，唔洗逐隻救？」
進駐長洲、薄扶林村：做社區要與文化結合
深水埗之後，他先進駐長洲，再於薄扶林村「集大成」。一天，一個不識字的叔叔來到長洲的社區中心，原來他為張保仔洞附近的柚木龍舟擬好介紹文，想冼昭行和同事幫忙把文字寫出來。「我哋組織過長者退休金、福利活動，佢哋唔活躍，但呢個叔叔為咗呢件事，竟然連續幾晚嚟中心教我龍舟歷史同工藝；對佢哋嚟講係身分象徵，覺得好自豪。之後我就明白做社區要同文化結合。」
2005年，冼昭行調任薄扶林村。彼時村內氣氛差，村民覺得這裏是「爛鬼地方」。他們曾要求政府給予他們跟新界原居民同等的權益，但被拒絕；還面臨清拆危機。冼昭行和團隊應用文化進路前，首先解決民生問題。因村內污水、蚊患和臭味問題，他們邀請村民成立「排污工作小組」，發起「一人一信」行動，終於迎來政府改善工程。雖然他們亦訴求不要拆村，但與同期八鄉的反高鐵、保留菜園村示威不同，薄扶林村的口號是「留住」，不是「不遷不拆」。
現在由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改建的薄鳧林牧場，展覽廳掛着一塊印滿彩色「留住」圖案的白布橫額。「政府2013年話要發展薄扶林，我哋就叫每家人揼印仔、寫門牌、簽名，同人講呢到係我哋好想留住嘅地方。」冼昭行說發聲不必是被動式，留住這條村是村民的根本訴求。
設聚腳點、共享活動 凝聚街坊
村民辦導賞團、開舞火龍班，向村外人介紹薄扶林村歷史，亦重新認識村落，更渴求留住成長地。於一塊現在叫「菜園地」的私人土地，冼昭行和團隊找到地主，邀請他開放已放滿雜物的空地作社區聚腳點。「40個村民逢禮拜日清雜物，清咗15個月。」這裏辦過「一家一餸」活動，請每家人各煮拿手菜，拿來分享。本來居住在惡劣環境的居民，開始覺得社區有陽光一面。
冼昭行說，社會運動應該由人民自發參與，事情是好，大家就會一起做。「我哋要做嘅嘢，就係要令群眾覺得件事有價值、觸動內心，而且喺能力範圍內做得到。」影響他最深的書之一，是美國社區組織家Saul Alinsky的Rules for Radicals，書中有個用放屁抗爭的案例。Alinsky就反抗紐約州羅徹斯特的財團提出建議：組織100個黑人貧民，購買交響樂團表演的門票，在進場前大吃焗豆，準備在場內「大放特放」。由於這個城市十分重視文化藝術，策略迫使有權者請求協商，且完全合法，平民可以輕鬆實行。冼昭行認為，組織者要減低民眾行動的負擔，又帶出信息，「如果搵到呢個位，就係藝術」。
當然，他和團隊沒有組織人去放屁。薄扶林村是在眾人逐次的行動下，入選2014年「世界歷史遺跡監察名單」，而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也在村民合力於同年向區議會申請保育後，在2015年獲發展局納入「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修復成薄鳧林牧場，於2021年開放。成功保育薄扶林村，要歸功於團隊理解村民心底渴求，一邊用社區活動凝聚社群，另一邊用口述歷史計劃梳理村民對家園的期待，認識自己的本領。現在薄扶林已經不是「老」村，居民中有不少年輕人，逢節慶幫忙舞火龍，與大坑爭艷，一洗從前灰暗色調。
隨冼昭行逛村，每幾步就有人打招呼，他說被嘲「貓都認得我」。其實認得他不難，他為節省時間，幾乎天天著同款海軍藍恤衫。他在2016年調離薄扶林村，認為組織者的目標是讓社區煥發活力，然後退場，不能自立為領袖，顛覆地方自身的人文脈絡。
一次次進、退場中，他學到不同的組織技能。近年他去到中西區，他指着山道天橋路旁的民居說，天橋下方的樓層噪音嚴重，可以看到有特別多冷氣機；這是因為近年劏房如雨後春筍，單位被拆細出租。每個新手社工跟着他上樓拜訪，「一打開門，嗰陣熱氣罨味湧出嚟，你就知道佢哋生活幾艱難，自然覺得要做啲嘢」。
CD社工頭5年最難熬
聽冼昭行講完廿年經歷，不見他對環境轉變灰心；難道他活在平衡時空？原來他也觀察到同行士氣不好，只是相信「社區發展係任何時候都需要」。這個社工喜歡論述，在著作《看家本事：充滿內在力量的社區——留住薄扶林村經驗的二三事》中提出，社會分成政府、市場、政治社會和民間社區4個板塊。每個板塊都要發揮作用，社會才會健康。
政府板塊過大，民間活力可能消失；市場板塊過大，市民的日常供給就被壟斷。就像薄扶林村面向置富花園的一條行車斜坡，因為置富花園興建而填高水泥鋪設，村屋變成低窪地帶，2008年曾發生大水浸，從旁看就像花園把村屋「吞」了般。
他說：「好多CD社工過唔到頭5年，因為覺得見唔到成果。我哋好似針灸，你叻睇得準，針落去可能會有反應，但複雜社會環境唔係你可以控制到，CD要做得細緻要5年以上。」「我同同事就係不斷叩問，可以做啲咩令社會、社區板塊健壯。」
推共享空間計劃 5年後納扶貧政策
疫情後，更多企業資助社福機構的計劃，他說：「𠵱家CD係never been better（再好不過），好多資源擺落嚟，反而有好多探索實踐緊。」如基於薄扶林村菜園地經驗而來的「開檯食飯鄰里廚房」、賽馬會「三房兩廳開檯食飯」社醫共生計劃，就分別有企業和馬會資助。冼昭行和團隊租地舖，讓劏房戶共享空間，後來再加入醫護團隊提供健康諮詢服務。從2018啟動，到2023年以「社區客廳」名義被納入扶貧政策措施，剛好是5年，他的「針灸」開始見效。
可是，如果香港還需要社區社工的話，為什麼他還要離港？冼昭行說他沒有放棄香港，他出走是為了到其他城市，再試煉於香港實踐過的理念，恢復城市人為whole person（整全的人）。他完成過很多計劃，但填補人們身分認同和生命意義的缺失，仍是未了心願。台灣舞團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41歲時到印度等地修行，之後脫胎換骨；冼昭行遇到樽頸，也想跟林懷民一樣，換個環境試一試。
冼昭行不常為工作見效而着急，但仍常想辭職。他已掌握社區工作中時機和策略的精要，卻正因為要把握「浪疊浪咁不斷嚟」的時機，忙到不行；曾被太太投訴要與社區分享丈夫。「好多社工頭5年覺得未有浪，所以離開，但過咗5年之後，考驗就係點樣捱過浪疊浪。如果咁都唔死呢？就有另一個境界。」他介乎累死與達到境界之間，想要突破。
曾在「三房兩廳」與冼昭行合作的醫護行者創辦人、醫生范寧，認為冼昭行一直以來追尋的，是在有限資源下，逐步貼近人人有尊嚴、互相尊重的社會，按各自旨趣發展潛能；在乎的不是完成了多少項計劃，而是讓人真正開心和有希望，范寧說：「最少影響咗我，更加從社區嘅角度睇健康，唔係淨係提供服務。」冼昭行將到外地，范寧覺得可惜，但代表會有新力軍接棒，帶來變化，不一定是壞事。
作家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寫下，面對世間苦難有兩種方法，可以接受它一定是地獄，習慣至麻木，也可以在裏頭找什麼不屬於地獄，發掘有生命的人和事，幫助他們存活。如此分類，每個當下，冼昭行選擇的都是第二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