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閉眼一摸便可辨別鈔票面值，和非視障人士所用無異的直立皮革短夾「In:visible Wallet」，是梁雯蕙9年前撞進公眾視野的原因。當年的她，初創共融設計（inclusive design）品牌「mosi mosi 無事無事研究所」，眾籌做銀包，飛快引來大大小小媒體報道。眼下的她，咧齒笑容依舊，初心不變，但作為設計業者的視野明顯不同了，「以前只需向自己交代，現在真的揹起一間公司，承擔很多東西，要發薪水、交租金，有點心急，會想找到一個實現更多目標的營運模式」。不靠同情，讓身心障礙者自足生活而不被市場除汰，是她努力構築的未來。
共融設計重過程 賦權群體
做了不少智障、視障、自閉症人士相關製品，從2015年到2024年，梁雯蕙的確迎來「多元」、「平等」、「共融」盛行的新世代。這些價值觀以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模樣先行落地，1997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劃下公平使用（equitable use）、簡單及直覺式使用（simple and intuitive use）、低體力要求（low physical effort）等七大原則，務求創造所有人都通用的日常產品、社會環境——容讓輪椅、嬰兒車等暢行的道路，或無分男女的跨性別友善廁所，皆為範例。之於愈發多人論及的共融設計，與前述大方向互通，只是它比起可達性（accessibility）的結果，更側重如何的過程和誰人的參與，視多元特質為力量，積極賦權箇中群體——例如紐約高架公園（The High Line）翻新計劃，便投入20多年斡旋、溝通時間，確保周遭族群文化都被包納且尊重。
在2010年代一波波#BlackLivesMatter、#MeToo社會浪潮下，闊至社會學的設計項目急冒日增。就像梁雯蕙畢業的理大設計學院，2017年開立社會創新設計（social design）一本科課程，而無事無事研究所新設「企業禮品訂製」服務，亦因愈來愈多企業開始實行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管治（governance）三方面的ESG永續準則。
話雖如此，小型工作室若想將共融概念推往各式企業和普羅大眾，同時兼顧自身盈虧，「In:visible Wallet」那般針對某群體日常困境、耗時耗錢耗人力的設計品並不可行。「我設計過中風人士專用睡衣，但沒有發展下去，真的分身不暇。一個產品的誕生，背後經過很多的努力，要研究、實測、做prototype（原型）……還需要資金。」梁雯蕙說。她那發想自畢業作品的「看」不見錢包，由量鈔位應採凸點記號或梯級刻度的早期研究，去到眾籌30萬元製作1500個原型的試驗階段，經歷了足足一年的開發期（還未計人手逐一修訂工廠毫米偏差等吃力苦差）。非主流路線出發，注定艱難——碰巧地，這次訪問的攝記和她9年前接受《明報》訪問時見着的是同一位；看看相片，當年背景在大埔生活書院，那時她未租得工廈單位，大學老師在那裏借她一間工作室，那時她也沒有協力的員工下屬，只能獨自兼職補貼創業財政。
殘疾者潛能 不止串珠剪紙
No.1 is dream. No.2 is money.（夢想第一，金錢第二）——網誌裏，梁雯蕙特地抄下日本香芝特殊藝術中心Good Job! Center負責人的話。暫且擱置解難方向，她現時設計的產品定位類近Good Job! Center；該中心把殘疾人士的藝術創作轉化成可賣的紙漿模型、NFT（非同質化代幣）等商品，並接洽大型機構如無印良品的委託，不僅僅擺甩「接受社會幫助的弱勢」標籤，讓個體重新看見一己潛能，更創設了一套可持續營運體系。滾滑無事無事研究所的網上商店，會發現「Petal Dance Calendar」的12款花卉月曆、山茶花毛氈、「迷因圖柴犬」和「無事心慌慌兔子」玻璃杯等圖案，全由自閉症和輕度智障的阿邦一手繪製。他原在庇護工場工作，偶爾被梁雯蕙發掘繪畫才能後成為實習生，每星期到工作室學習大小、比例、構圖、顏色等技巧，「為什麼香港殘疾人士的創作就只能串膠珠、剪紙卡？明明有更美感的形式呈現」。每個孩子都是藝術家。把阿邦平日練習的草圖攤在桌上：戴花圈的黑白線貓、長成C形的大嘴海鷗、烘得金黃啡脆的麵包……簡約童趣。去年，阿邦以同一方式為工作室繪製美麗華集團的環保盆栽包裝盒、信和集團的入伙咖啡禮盒，似乎印證了如此參與模式切實可行。
生產鏈引思共融缺口
共融合作聽上來理想。如同「Dyslexia pouch／bag」把讀寫障礙小朋友寫得顛倒反轉的數字，交由庇護工場絲網印刷、裁縫成小袋子，貫徹了意念至生產的一軸工序鏈。那能像一般工廠量產嗎？梁雯蕙說，視乎難易程度。雖然工場工種多樣，囊括包裝、釘裝、陶瓷、木工等，但外判工作給它們時，往往要付出額外「多100%的心機」作技能訓練和品質監控，而工人們也不是做不到，只是需在無壓力環境下慢慢來，較易錯漏，如絲網拖印一次竟不知為何會雙重疊印，做出令她哭笑不得的可愛「瑕疵品」。最後，她滿意的「Dyslexia pouch／bag」成果只得幾十個，迅速售罄。如此職場經驗，再次引向一個問題：究竟何謂「共融」？社會應何時降低對身心障礙人士的要求，又應何時把他們視作正常人？梁雯蕙沒有明確的答案，她認為，欣賞而非同情的購買行動自是好事，但亦不必刻意掩蓋製作者的身分，畢竟那是他們獨一無二的特質。
個體與個體之間，如何相處，只有長期磨合才可曉得彼此舒適的位置。在無事無事研究所工作室內打轉，只見茶水櫃的牆面貼着阿邦畫的咖啡杯貓，門後悄悄藏着他綽號「蕭邦」的願望清單，「阿邦懂很多東西，會不斷分享他最近沉迷的小說、電影、動漫，又會提醒你一些很時事的話題，比如去日本要小心輻射。他有時會有些『失禮』的舉動，但我都不理他，讓他做自己。其實當他們是普通人就好了」。梁雯蕙的口脗，彷彿對方是個大孩子。邀來多元人士擔任藝術家並販售版權，確是目下最佳合作方案，但共融一域尚有無數缺口待填補，比如產品設計，重度智障者和照顧者乃弱勢中的弱勢，其起居難題需更多關注，又如書籍設計，視障兒童的觸感書、點字書依然匱乏。
9年跌碰下來，靠基金資助、品牌接案支撐教育推廣，梁雯蕙覺得自己仍很不足，「產品以外，我開始會想是不是有其他方法擴大這個平台的影響力，令更多人受惠」。她形容自己是條橡筋，總有磨蝕的累，但找多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加多幾條橡筋，或能走遠一點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