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不、不、不。（No. No. No.）」，「我為我所做的感到抱歉。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做。（I'm sorry for what I did. I don't know why I did it.）」，「大牛龜」電視機困着皮耶洛（Pierrot）小丑，他不賣笑，只在賣力道歉，不禁狐疑小丑為什麼要這樣做？美國藝術家布魯斯‧瑙曼（Bruce Nauman）擅長在作品營造壓迫感，逼得你喘不過氣，也逼着你思考。
當代藝術實驗先驅 作品簡單卻燒腦
自1960年代起，當代藝術浮現瑙曼的身影。把瑙曼作品帶來香港的大館藝術主管皮力指出，那個年代也是當代藝術轉換的時期，戰前當代藝術多為抽象繪畫和抽象雕塑；戰後當代藝術湧現無數新媒介，或許今日對錄像藝術和行為藝術習以為常，當時瑙曼卻是先驅。瑙曼也引援日常生活的符號到藝術媒介，譬如那個年代常見的霓虹燈。
1970年的《原始／戰爭》（Raw War）和1972年的《吃／死》（Eat Death）皆用霓虹燈製成，前者交替閃爍霓虹燈字母，有時順序是「RAW」，有時順序是「WAR」，意味一體兩面；後者將霓虹燈「EAT」疊在「DEATH」之上，有時交替閃爍，有時同時閃爍，突顯「DEATH」當中的「EAT」。皮力形容瑙曼作品的藝術語言雖「簡單」但「燒腦」，藉藝術表達對當代社會和生活的反應和看法。
處於後疫症時期，或許對近一小時的錄像《正常洗手》（Washing Hands Normal，1996）心有餘悸。瑙曼拉長洗手的過程近一小時，本應帶來安心的淨手反而變成不安的強迫感。文首提及的《小丑酷刑（我很抱歉與不、不、不）》（Clown Torture (I'm Sorry and No, No, No)，1987）亦然。一面電視機的小丑喊着「不、不、不」足足個半小時；另一端電視機的小丑連續一小時在喊「我為我所做的感到抱歉。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做」。本應逗人歡樂的小丑，竟不斷向人求饒。他被困電視機空間，對應當代人疏離、恍如被禁閉的心理狀態。
「藝術不光說好話」
1960年代始，瑙曼有一系列作品重複使用對立式平衡的概念，即雕塑將重心集中在其中一腳的姿態，他引援至錄像作品，以同樣姿態走路。近年他繼續探索藝術語言變化，《對立式平衡研究，一至七》（Contrapposto Studies, I through VII，2015-2016）切割圖像，然後再組合、拼貼。《走直線》（Walking a line，2019）像「對立式平衡」系列的變奏，瑙曼拖着年老的身軀走直線，敞開雙臂嘗試保持平衡，形態似十字架，皮力認為具宗教和死亡的象徵。除了視覺豐富、帶來愉悅或沉浸式體驗的藝術，皮力說香港觀眾也值得多看「provocative（挑釁）」的藝術，「有時候藝術像一個你很誠實的朋友，不光是給你說好話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