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倘若世間真有桃花源，村民會怎樣安排他們下一代的「教育」？
近月的正生事件中政府跟正生會互有指控，執筆之際，似未有足夠公開資料讓公眾核實，明辨是非。不過，一所機構屬「學校」抑或「戒毒中心」的定位問題，本來就有其社會政策含義。
比如說，為什麼早前政府決定由「禁毒基金」而不是教育局或勞福局向正生書院撥款應急？這牽涉問題被主要劃分在哪個政策範疇之下。正如2009年正生書院師生爭取遷入梅窩校舍，時任教育局副局長表明事情是「由保安局牽頭，教育局是參與的角色」，對政府而言，「正生書院」的議題跟禁毒工作下的「正生會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說正生並非「首先是間學校」，因此多年來「校舍問題」便難以單用教育局負責的政策、資源、程序和措施獨立而完整地處理。假如正生書院首先是所學校，社會或能及早讓2011年已在立法會門外紮營爭取校舍的學員表明「現時（校舍）環境惡劣……我要正規學校」、「爭取不一定有，但不爭取一定無」的心聲和決心（《正生初體驗》，頁123）得到回應，免去現時對停運的左右為難也不定。
戒毒村住兩周 豉汁撈飯心足
換個角度，我們暫且放下政策定位之爭，從你我「想（不）要怎樣的教育談起」──一如嚮往桃花源反映現實令人失望之處，「另類學校」也能教人反思主流教育的不足。
1990年代的一個夏天，朋友說芝麻灣有個叫「樂濤莊」的少年戒毒村，導師由歲首到年終在村照顧學員，苦無長假陪伴家人，問我願否到村當個臨時導師，讓他們回回氣。
芝麻灣陸路不便，出入往往靠艇戶接載，繞過半島拐彎之處，豁然漸見村舍，少頃即捨船上岸，頗有步入桃源之感。
在樂濤莊內住了兩個星期，美其名是義務導師，每天除教簡單中英數外，餘下時光便跟着少年下田，學用鋤耙翻泥除草、竹擔挑糞施肥；還有日落時成班老牛躲在灘前的草棚下，在結他口琴聲中有一句沒一句的穿梭吟唱；以及勞動過後，人人餓得以豉汁（排骨早已掃光）伴三四碗白飯的心滿意足。
「福音戒毒村」是我那時對樂濤莊的理解，直至2000年代初，又有朋友鼓勵我趁暑假當一陣子戒毒少年義工──不過這次去的，是位於芝麻灣另一角落叫正生書院的「學校」，用陳兆焯的話形容，正生是「香港唯一一間設有康復服務的註冊中學……就像一所職業訓練的寄宿學校」（《正是這樣》，頁82-83）。不過無論稱之為「戒毒村」還是「學校」，樂濤莊跟正生書院二者的學習生活均有相似之處，有別一般學校。
學生「吃苦頭」 克服惡勞天性
第一印象，當數常規的強體力勞動和「吃苦頭」經驗。我在正生的那個夏天，學校剛動員學生重鋪籃球場，盛暑下的泥水工夫，成為師生意志堅定、能吃苦的證據（另一許多人曉得的「苦」，是嚴冬冲涷水涼）。就如正生學員博文憶述鞏固攀石牆那次一樣：「那天烈日當空……我和7個兄弟在山下的土地上裝了一包一包的沙……愈向上走，道路便愈崎嶇……只想到兩個字──「放棄」……終於上到最高了……也感到一絲快樂因我已堅持走到終點」（《愛是這樣解毒》，頁87-89）。跟樂濤莊的耕作活作用相當，學員親歷憑意志征服身體好逸惡勞的「天性」，因而相信自己能克服其他帶來短暫快樂、卻可能無益的舊習。
勞動以外，在與世隔絕、雞犬相聞的幾間陋室一起過活，也營造了一般學校少見的社群關係。
這兩次義工經驗於我而言彷彿「度假」，放下「日常」入村生活幾天而已。村內學員未必如我一樣，把與外界斷聯的寄宿年月當作度假，但畢竟入村是個暫時遠離舊生活、重新與人建立關係的機會。學員長時間寄住村內，並無出入自由，既實踐互助，也強調社群內部的階序，除了導師的權力外，資深而表現好的學員往往獲派指導新人，緊密的關係也意味着無處可逃，在村外有用的反抗招數在此未必靈光。
就像其他學校一樣，權力關係也會形成衝突、不滿、甚至壓迫，倒是不能逃避的「共同生活」有時也創造人際較多可能性──師生間、學員間都有機會發現別人不同的側面而願意調整自己，例如嘉豐整天當校長的影子，了解到忙碌的校長一天下來「打了46個電話」；又因當晚寄住校長家中，「看見他（太累）沒有洗澡就已經睡覺了」（《我們是正生好孩子》，頁11）。有機會見到其他人的不同面貌，讓人較易跳出「他永遠就是這樣XX」、使關係僵化的定見。
社群有階序 「扮嘢」避凶？
假如真有桃花源，村民關係會是兄友弟恭、鄰里和睦，抑或充斥愛恨的張力？在現實世界的正生學員的心聲中，你會讀到「扮/裝」的經驗，有時為趨吉避凶、有時因不懂應對而躊躇。耀明曾說「在男童院，我沒有什麼學到，學到更加聰明──在不同的阿Sir面前，扮不同的角色」（《愛是這樣解毒》，頁143）。至於形容自己從前「胡作非為」的紫菁則憶述，「我媽媽強裝着開心送我去正生……媽媽終於要走了，我希望她可以笑著離開，所以我對她裝作很高興地笑」（《我們是正生好孩子》，頁26），裝的背後也可以蘊藏母女彼此深刻的關懷。
無論如何，同樣是院舍生活，耀明視受困男童院為莫奈何的懲戒，趨利計算之下「假扮一下」以免得罪有權勢者，是自我保護的策略，後來他能夠把曾經的「假扮」置於陽光下談論反思，向誠實面對自己走了不易的一步。在另一些情境中，也許是師生日對夜對，學員感受到導師並非只是高高在上的裁判而令關係有所變化，好像小碧問剛來正生不久的梁老師，「你為什麼要來一起生活呢？不怕我們很壞嗎？」（《正生初體驗》，頁3）。她好奇的，是導師為何竟跟「壞」孩子過一樣的艱苦活，大概因此視導師為較平等的存在，在她前「扮乖」的需求也自然下降了，又或者，有朝一日她會出於關懷，而非取悅對方，才會像紫菁母女那樣在導師面前去「裝」。單靠一起生活「更了解彼此」雖未必令事事美好，但至少毋須，或無法時刻扮演，讓人際間的愛惡更為真切。
「扮乖」並不是被視為走上歧途、甚至正遭受懲處的年輕人獨有技能，恰恰相反，他們受罰往往源於當初的率真，而懂得扮乖的人卻極少讓自己身陷懲治險境、甚至因演技高超而大早在外面飛黃騰達，不過「說謊，標示的毋寧是一種最大的斷裂」（朱天心語），當青少年事事佯裝恭敬，也就是從心底跟你斷絕了。
什麼標準，定學校去留？
我們討論教育政策，卻鮮有辯證怎樣的教育將會播下虛偽或真誠的種子；我們爭議學校的存廢，卻甚少考慮學校教育面對人性中善惡兼具的真相應如何入手。假如學校是實存的社會組織、而不是寄託精神的桃花源，你將用何種教育安放人性的陰暗與光明？假如全港學校的存廢之權在你手，你會用什麼標準去決定什麼教育值得存留？
談論一所學校，或任何組織、企業的存廢，若單以其「陽光故事」衡量，恐怕只會滋養吹捧的文化，久而久之，懶得反駁的師生也假裝相信，或苟活在謊言之中、或伺機用腳投票。去年YouTube頻道Mill MILK拍攝短片〈9歲起賭波跑馬打牌 00後上「戒癮島」搣甩賭癮〉，介紹正生學員故事。記者謂完成拍攝後獲校方告知剛有學生違規，提醒她原已蒐集到的故事是「好陽光、好青春」的，但其實校內也有陰暗一面，「希望你（記者）見到嘅，係人性嘅真相」，結果記者又再跑入村紀錄。
讀到正生一則軼事，學員小兒曾因不慣學校常規，說寧願坐監「不用自己動手洗衫」，一度跳海逃走不遂（《正生初體驗》，頁120），不禁為其率直會心微笑，也印證此處非她心中的桃花源。然而想到無論自願抑或被迫，接踵而至的是正生停運、玫瑰崗轉移辦學權，甚至因政策因素面臨殺校解散的教師團隊，都讓人歎惋苦笑：任由具獨特性的學校消失、辛苦建立的教師社群散落，會否比小兒當時跳海之舉更衝動？為了什麼原因，我們才會認為值得廢止雖非桃源，卻是由許多前人心血營造、為教育價值奮鬥的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