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大象席地而坐》已故導演胡波的母親楚延華，於6月10日透過胡波友人發表了公開信，對電影的前監製，亦是知名導演王小帥提出抗議，反駁他早前的公開信中指一直受到傳聞攻擊，也否認了已經將電影的全數版權贈予他們，文中並直指王小帥監製這部電影，是導致胡波自殺的元兇，這是胡波母親在兒子死後，首次公開談及事件。
電影節新導演評審風波
胡波於2017年離去，有關他為什麼自殺的事在網絡上不時提起，推斷因首作製作不順導致輕生，在《大象席地而坐》（下稱：《大象》）參選金馬獎期間，亦有繁體中文媒體報道過。
再被提起的原因，原於即將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電影節，主辦方邀請了王小帥擔任「國際新導演競賽」評審主席，及後，臉書上的電影KOL「無影無蹤」在6月8號發文談及有關胡波與王小帥的爭論，以及質疑電影節選擇王小帥擔任競賽主席的資格，引發台港兩地網民轉發。
台北電影節一天後公布取消王小帥的邀請，將另覓評審團主席，王小帥其後亦發聲明表示尊重影展方的決定，並指胡波去世後出現的謠言都是不實，亦指一些「利益關聯方」（意指持份者）並沒有停止對他造謠和污衊，他參展的新片《沃土》先停止售票，最後退出影展。
王小帥7年沉默 輿論討伐
近7年後，重新去找尋胡波離去的消息，發現記憶中很多微信朋友圈和私人微博上的發言，已經無法再找到，在內地的網絡媒體上還留下比較詳細報道的4篇文章，內容除了着重講述胡波和王小帥，以及另一位監製劉璇在《大象》製作時的爭議外，還訪問了胡波身邊朋友、北京電影學院同學談及對他的印象，他的性格，以及對藝術創作的堅持。
亦有如《大象》攝影師范超的訪問，他是少數願意公開真名並接受訪問的劇組人員，在一篇於電影柏林首映後作的訪問「胡波和他的大象」，提及兩位製作人一開始給予胡波非常大的自由度，也因為王小帥的名聲，讓胡波籌備期間，更容易找到合適的演員等前期開發時的資訊。
從不同採訪報道裏都有引述，由胡波所寫沒有公開的文章「青年導演的死亡」，是其中一個了解事件發展起因與矛盾的參考資料，提及面對王小帥和劉璇所帶來的壓力，雖然他們沒有經常落場監察拍攝進度，但要將每天拍好的素材傳給他們，以至劉璇在不同場合對胡波過份謾罵。
在事件傳到公眾時，一張有王小帥名字的微信對話截圖流出，雖然截圖很快被刪去，但截圖亦成為網民佐證王劉二人在製作《大象》期間對胡波進行過言語暴力。截圖原始來源無法找到，截圖沒有前文後理，一開始所說的很糟很爛長版本又是指哪版本？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版本，還是未剪裁完成版本？其中一篇文章提及胡波曾經執行過王劉二人提出的兩小時版本，另一說法又提到胡波雖然答應了把《大象》剪成短版，但最後亦都只剪走10分鐘，由4小時變成3小時50分鐘。
爭議多年進入膠着狀態的原因，主要源自王小帥與劉璇多年對事件的沉默，它加強了人們心目中對兩人把一位創作失利，生活清簡，性格內斂的年輕導演推向極端行為，不為新進電影人留下退路的製作人，是勢利專橫的電影界前輩慣常的欺壓，最後造成了悲劇。兩人長期受到影迷圈的嫌棄、輿論討伐是可以理解。不過王小帥之前並非全無談及，在2019年《地久天長》的一個訪問中他表達過對胡波離去感心疼與遺憾，亦同時強調自己已經與《大象》再沒有關係，但對截圖的真偽等，他沒有公開談論過。
自身權益也是世代問題
在沒有足夠的資訊下無法釐清霸凌是否存在，我更想去探索的是疑雲背後，他們在不同崗位視角與創作觀念的不同。比如採訪報道中，一再提及胡波和王小帥在拍攝時，王小帥也希望對方能加上另一部攝影機（俗稱B機）來確保可以有更多剪接的素材，胡波卻認為B機會影響現場拍攝流程、影響演員演出，到結局的處理上，王小帥並不同意胡波的決定，胡波只好偷偷完成等，似乎都是雙方關係變得不再信任的原因，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大象》後期製作陷入停頓，雙方對影片長度和最後成果有分歧，胡波堅持自己的心血成果，王小帥與劉璇作為製作人要保護自己本身的權益，後者最後透過自身的製作公司冬春影業向胡波發出律師信。
紛爭背後也可看到老一輩與新進電影人對電影、創作觀念的分野，胡波從歐陸藝術電影中吸受養分，他心儀的導演如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和俄羅斯塔可夫斯基都以節調緩慢、長鏡頭調度見稱，角色的生存狀態凝滯不前，非常着重觀眾在觀看時的時間體驗，《大象》的成果讓人想起以上兩人的電影風格。相反王小帥是着重劇本創作的導演，他的電影可定義為通俗劇，劇情轉折情節豐富，很多作品涉及大歷史背景，社會性比較強。雖然他與一眾第六代導演一樣由低成本電影出發，但這群第六代早已由地下走到電影市場，需要商業元素。
17-18年:近代中國電影分水嶺
假若我們放下胡波為電影而死，近乎「殉道者」的投射，發生在胡波身上的事，能夠喚起很多人感同身受的原因，是因為當中反映了很多電影圈的世代衝突、職權上無形的打壓，從他身上看到一位年輕創作者對電影藝術創作的堅持，也有對自身權益欠缺理解。
重提胡波的離去，亦令我回想起《大象》誕生前後中國電影的環境。2018年中國電影的年產量達1082，對比起2023年疫情後回復正常影片量971部，是近10年最多。其時，對影迷而言，兩位第六代標誌導演婁燁和賈樟柯新作即將出爐；新導演也能佔有一席之地，畢贛以100萬成本拍出在國際上和金馬獎獲得肯定的《路邊野餐》後，正在製作第二部長片《地球最後的夜晚》， 拍攝時的流言蜚語與不斷上升的成本，令影迷期待成品；當時也沒有人想到一部由明星與新進導演合作的商業作，以社會議題為故事背景的《我不是藥神》能夠好評如潮與票房大賣。
但市場化後的中國電影環境並沒有給小眾、低成本電影留一些位置，以一部當年出品的小成本製作為例，蔡成杰執導的《小寡婦成仙記》在海外和中國影展上獲獎，進入市場前，原片140分鐘的長度刪減了35分鐘，亦把原片名改成《北方一片蒼茫》，電影從影展放映到公映相隔一年之久，在影展累積的口碑無法在普通受眾中延續，總票房就只有70多萬，而當年的票房冠軍是林超賢的《紅海行動》，收36億以上人民幣，小成本電影在中國市場也不是沒有成功例子，如紀錄片《四個春天》，但往後大部分並非走商業路線的新導演作品，因為宣傳不足、或是全國排片量低，或者電影風格不是大眾通俗易懂，上畫一星期左右就會落畫。
另一個當時談論得最多是2016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實施後不久，行業還在摸索新法例，就出現了婁燁夾在新法例與舊法例之間完成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要多番修剪下才能公開放映，更不要說之後在影展上，資深導演還是新進導演作品，都因「技術問題」臨時退出影展。而且，包括北京獨立影像展、中國獨立影像展、重慶獨立影展和雲之南影展等重要的平民影展結束。電影生存空間在產量與票房收益上不斷上升以外，似乎沒有如想像般美好，這是兩個世代共同面對的問題。
像胡波的新導演們走過的路
如今像胡波一樣從電影學院出身的一代，不論是內地還是海外電影學院畢業也好，在面對市場環境前的焦慮並不少，他們從在校期間製作短片，把短片作品競投影展，嘗試和失敗的劇本開發恒常發生。事實上，對新導演的支持、所擁有的資源比以往多，像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以及由賈樟柯創辦的平遙國際電影展，都是讓新作者嶄露頭角，標榜讓新作者找尋機會的平台，愈來愈多幫助新導演的工作坊、新銳營助發首部電影。
胡波在他生命晚期於個人微博寫到，他無法理解他人眼中為何自己是幸運的人，但從某方面來說，他也是幸運的，第一部長片由名導演作監製、出資，而且由提案大會到引入資方、拍攝，在短短一年內完成。一眾電影新人也沒有如王小帥一代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拍攝電影的機會只掌握在一小群電影學生身上，雖然第六代電影人早期作品都不被官方認可，無法在戲院上映，只能在私人放映場地以及盜版影碟裏流通，更因為未經批准與審查下參與海外影展而被封殺其於行業內的工作，同時在國際影壇中他們被視為一種異議聲音，能受注目也因為他們是少數。當競爭倍數級增長，被選中的電影項目，卻從開發到拍攝完成，等待上映機會，往往需要長至4至5年時間，如前述，現今新人首作只要離開電影節的同溫層面，便沒有被看見的可能，面對完全市場化的環境，藝術、中低成本電影完全沒有競爭力。
採訪文章中提及過胡波勸身邊朋友不要去參與製作網絡電影，認為這種工作會消耗創作的熱情，除非有很大決心和資源不依靠體制去拍攝；對大多數人而言，比起拍攝到第一部電影，投入電影行業後生存下來、爭取工作機會的問題更重要。胡波本身也是一位非常勤力的創作者，雖然他沒有像同學一樣參與商業製作，但在完成《大象》前，他也完成了兩本小說，還有第二部電影劇本，電影以外，文學創作是他當時候的第二個出口。
還有一點很少人談及，在2017-18年電影政策轉變期，官方鼓勵有更多正面、展示積極一面的作品，《大象》的出現顯然與當時的政治氣氛環境是不相符，電影表現出的焦慮，在晦暗不明的未來裏坦露每一個普通人生存危機，都是銀幕中少見的，如今亦是。但我並非說胡波和《大象》是一部政治性的作品，但這也是為何我們會珍視《大象》以及胡波的理由，他在那個獨特的時間，發出了一把獨特與異議的聲音，無論那聲音對世界是如此偏執地灰暗、還是多天真單純也好。
後記：就在刊登這一篇文章前的星期五（6月14日）晚上，王小帥以「我的回應——監製《大象席地而坐》的來龍去脈」，9點回應楚延華女士以及7年以來外間對他的部分控訴和疑問。當中帶出的新問題，留待下一篇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