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等於我以前追女仔，好的當然個個都追求。」特首李家超說要落力追求好盛事，中環海濱五大「充氣世界奇觀」恰好今日開幕，最新盛事供本地人、旅客打卡。打卡文化無孔不入，盛事之外，原以為平平無奇的街頭巷尾也獲遊客青睞，譬如日本山梨縣LAWSON便利店河口湖站前店，因可拍攝到便利店跟富士山一同入鏡而吸引大量遊客。當我們談論打卡時我們在談論什麼？不如從一個標示「不准拍照 NO PHOTO」的街邊檔說起。
壁畫引打卡潮 毗鄰攤檔「不准拍照」
中環荷李活道轉入斜巷伊利近街，沿路有十多個街邊檔口，第一間看到的綠色鐵皮檔是販售粉麵和甜品的食肆，最著名是它的海帶綠豆沙。檔口鮮明地寫到「不准拍照 NO PHOTO」，在網上引起了一陣討論，懷疑遊人打卡造成過多滋擾所致。標示固然事出有因，記者趁七一回歸假期欲拜訪店家，卻發現店舖從這天起開始停業避暑，9月初才重新營業。詢問鄰近店家，他們表示由於附近是小紅書推薦景點，帶動人流路經此處，綠皮檔口位置剛好有一幅壁畫，檔主會用發泡膠遮掩，避免遊人打卡影響營業。翻查小紅書，伊利近街並非推薦景點，不過西有PMQ，東有大館，沿路是中環壁畫。
為了解打卡盛况，記者逗留觀察，當天市面清靜，遊人不多，大概從下午2:30停留至下午4:30，約2小時內共有22組人打卡影相。率先來到的是一個本地家庭，母親用手機替女兒在紅色鐵皮檔口前打卡；其後一行本地人，女的身穿旗袍，男的有備而來，用相機為一行女伴打卡，在綠皮檔口和壁畫前取景。記者停留期間，遇上一團本地遊，導遊特意介紹檔主平常不讓拍照，着團友趁着不開門趕快拍照，「影到啲客鬧鬼你啊」。
除了本地人，既有亞裔遊客也有歐裔遊客駐足打卡，大多數人用手機拍照，拍攝角度主要分為3種：拍攝壁畫、街邊檔或整條伊利近街。他們逗留時間短，大多1分鐘左右便完事，停留較長時間的多在鑽研拍攝姿勢。其中記者見到一對說日語的女性，其中一個看到壁畫後帶點興奮地說了一些日語，兩個人便走過去拍照打卡。另外又有一對同行男女，女的站在街頭，以整段伊利近街作背景，男的為女伴留影，不斷着她「做多啲動作」。後來3名說普通話的女性則相較顯得熟練，倚着「伊利近街」路牌，姿勢時而站立時而坐下，3人互相採取多角度拍攝。
荃灣海濱無人機表演 街坊捧場
同晚，記者也到了官方籌備的打卡活動——荃灣海濱無人機慶回歸表演。大概晚上8:00抵達荃灣西站，人流一早從荃灣海濱延伸至港鐵站口。一路走，一路聽到行人疑惑無人機從哪個方向升起？後來終於走到相較正中的位置觀賞，官方表示會在晚上8:30開始表演。晚上8:30，未有動靜。晚上8:40，沒有動靜。晚上8:50，無人機終於起飛，在晚上9:03「班師回朝」，歷時13分鐘。荃灣海濱旁的大樹，會阻擋靠近海邊的觀眾視線，而且街燈亦影響打卡拍照的質素。無人機不像煙火表演嘈吵，觀眾反應聽得一清二楚。當無人機砌出眾多文字和圖案，其中「我♥荃灣」引來最大反應，看來人群中有不少荃灣街坊。短短13分鐘後，觀眾人潮極速散去，幾乎不用管理人潮。
當我們打卡的時候，其實我們在做什麼？打卡涉及取景攞角度，是否也算一種創作行為？又或，打卡是否亦算藝術欣賞的一種方式，香港藝術歷史研究會副會長李世莊不排除部分人抱這種態度去做，但他認為更多人是「無意識」和「隨意」，最終是在社交媒體分享，也是普普藝術（pop art）以降創造出來的消費藝術過程，勝在人人都能參與。
人人有手機 打卡門檻低
相較相機年代只得部分人擁有相機，當下人人擁有一部手機，手機打卡容易入門和參與。「好快嚟、好快去」可能是打卡文化的特質，因為手機打卡成本低，不像菲林攝影需要冲曬，不滿意的影像可馬上刪除，攝影成本近乎零。即使有上載社交媒體的渠道，最多不出三數張，更多相片是儲放在手機相片集裏，到手機儲存空間爆滿就刪除，成為李世莊口中形容的「視覺垃圾」。現在社會上上下下將打卡變成一種習慣和文化，李認為這是一種「集體的風土病」。在打卡的消費過程中，打卡者未必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將大量視覺資訊傾倒在自己身上，到頭來未必有所得着。
然而，打卡文化從官方活動、商業活動，慢慢蔓延至博物館活動。設計打卡顯然是為了吸引注意力，增加觀賞趣味，從而促進消費和宣傳。不過對博物館而言，李世莊指打卡不應該是博物館設計展覽和活動要思考的事宜，反而應該專注於教育工作。他續解釋，並非每一個訪客都對博物館感興趣，很多時「兜個圈就走」；然而打卡文化興起後，對博物館內容沒興趣的訪客也透過打卡來展現自身存在感，博物館亦樂於向他們提供此一參與博物館的方式。李世莊疑問道，這批打卡訪客是否明白展覽內容，打卡又是否真的代表參與了展覽？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陳永浩教授文化旅遊，他卻對打卡文化相對樂觀。他指打卡文化本來不囿於旅遊業，但隨着社交媒體興起，旅行最受益於這種「分享文化」。他觀察香港狀况，打卡跟旅行尚有磨合空間，所以出現「打卡唔幫襯」的情况。近一兩年開關後，內地旅客主流旅遊模式改變，由消費型旅客轉為較少經濟收益的「特種兵」、「窮遊」。但是他指出，西方一早有類似的背包客（backpacker）概念，他們同樣會睡在火車站和飛機場，並不會找酒店過宿，卻只屬零星的個別行為；「特種兵」和「窮遊」由像小紅書的社交媒體催生，社交媒體動員能力更強，導致帶給城市的影響有別。
雖然在港消費減少，不過陳永浩說這批旅客透過打卡，其實正在幫忙開發新景點。由旅客主動開發的景點並非孤例，峇里（Bali）和瑪琅（Malang）是印尼著名旅遊地，但印尼學者Fatanti和Suyadnya發現傳統旅遊宣傳並不足，反而是旅客上載到Instagram的內容，建構峇里和瑪琅的旅遊品牌（註1）。另邊廂，西班牙學者Galí和Donaire研究巴塞隆拿遊客拍攝的照片，發現巴塞隆拿的形象仍由主要景點主導，但是遊客拍攝的照片也包含大量新景點和空間，Galí和Donaire認為有着擴大城市形象的潛力，由遊客角度塑造城市的新形象（註2）。
打卡舊警署 可發展歷史建築遊
陳永浩認為，能夠藉着打卡發展文化深度遊。他舉例，舊油麻地警署是小紅書「開發」的打卡景點，沿着彌敦道上落，連同改建為1881的尖沙嘴前水警總部、旺角警署和深水埗警署，可以發展成歷史警署建築遊。早前有內地旅客拿着麥當勞外賣到麥當勞道打卡，麥當勞道本來以港督麥當奴命名，半山亦有很多以歷任港督命名的街道，他想像透過街道名稱，或可發展講述香港歷史的深度遊。
他指出歐洲有本地義務導賞團，由當地居民擔任義工，帶領參與旅客發掘秘景和打卡位，最後旅客可選擇打賞與否，例如SANDEMANs NEW Europe。不過因應亞洲文化，他認為未必先行打賞制，可由政府包底資助和認證導賞員制度，待本地導賞文化成熟才做打賞制。他認為倘若只得表面打卡，未必吸引旅客再度訪港，但是當旅客認識城市的文化、歷史和故事，「就不止打一次卡」。
註1：Fatanti, M., N., & Suyadnya, I. W. (2015). Beyond User Gaze: How Instagram Creates Tourism Destination Brand?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11, 1089-1095.
註2：Galí, N., & Donaire, J. A. (2015). Tourists taking photographs: the long tail in tourists'perceived image of Barcelona.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18(9), 893–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