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如果對電影的發燒程度有分級的話，非牟利獨立電影放映及發行團體「藍空間」的共同創辦人熊秉文，肯定屬於最高的幾個級別。自2004年成立以來，他和拍檔陳禮恒策劃了十多屆InDPanda國際獨立短片節，又辦長片、紀錄片、動畫、同志電影節，許多現在廣為香港人認識的「四字電影」本地導演，作品都在InDPanda往屆選片名單中。
創辦以來從未申請資助
熊秉文是完全沒有架子的電影人，他臉上常掛友善笑容，恭敬接待前來看放映的觀眾；當票房收入不足以支付營運開支，他會用自由撰稿的稿費補貼，年復年低調支持有心有力的導演。導演杜琪峯發起的短片競賽及國際短片展「鮮浪潮」，在過往多年尚且有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近年資助才被削停，熊秉文和拍檔發起、香港第一個國際獨立短片節InDPanda則從第一屆開始，從未申請任何資助。
今年是藍空間成立第20年，InDPanda迎來第19屆。翻看多屆的節目小冊子，會發現作品名錄上星光熠熠：《正義迴廊》導演何爵天、《窄路微塵》導演林森、《樹大招風》導演歐文傑等「四字電影」的創作者，不少都在InDPanda放映過短片；成名電影非4個字但也備受好評的導演如《填詞L》黃綺琳、《幻愛》周冠威和《手捲煙》陳健朗，亦是InDPanda的座上客。
命名「獨立」短片和電影節，獨立所指何物？熊秉文解釋，它的意思與政治全無關係。他欣賞的電影創作，是導演或編劇用創新方法說故事，不受商業、倡議或政治立場影響，自由進行的創作；同樣地，他和拍檔不申請資助，為的就是不想讓資助方的要求，影響電影節的選片原則，在他們的能力範圍內，讓少有放映機會的創作人被看見。
藍空間也做電影發行，曾經發行超過150套短片和30套長片。去年起，熊秉文替缺少本地發行機會的澳門電影在兩岸三地安排放映，包括孔慶輝的《海鷗來過的房間》和歐陽永鋒的《來世還作人》，最近他也替台灣導演陳宏一籌劃，讓電影《（真）新的一天》能在香港影院播出。
任職大機構 有資助才有活動
較少人知道，熊秉文最初是個社工。「我在電影劇《北斗星》中認識香港第一代社工，很想似主角郭子明（劉松仁飾）一樣，做社工幫人。」他的學業成績不算好，曾重讀中五，輾轉之下就讀城大社工文憑畢業；但又在踏入業界的第10年辭職。「我不喜歡不斷做重複的事情，做過近10年社工，在3間機構做青少年和家庭服務，之後很想嘗試新的東西，（用社工身分）很多東西都試過了，還有什麼可能？如果做跟過去一樣的東西的話，新人做就得，不需要我來做。」
他曾在突破機構工作，除了社工本職，也在電台部門客串講解電影，為機構的雜誌寫影評。約在1997年，熊秉文因看電影和寫影評，認識了時任香港藝術中心電影及錄像部總監蔡甘銓。2000年，他在辭去第3份社工工作後轉行，任職香港藝術中心電影及錄像部發展經理，負責「IFVA（當時名為：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和媒體中心工作。不過，在機構工作也有限制。熊秉文尤其對依靠資助營運的文化感到疑惑，「很多時，機構覺得要能申請到資助，才會去做活動，沒資助就不用搞」。
他曾籌辦青少年的電影製作課程，「參加完之後同學仔好開心，好想我們繼續搞，怎知道老闆說不會繼續做，因為這個是沒有資助的活動」。但他覺得推廣藝術和文化不能如此，不能「挑起別人條筋之後又話不繼續做」。2002年，熊秉文家人因病去世，令他思考生命意義，要做些不會讓自己遺憾的事情，於是辭職，與曾任職報館編輯的陳禮恒成立藍空間，獨立地為獨立電影多做一些事情。
結合社工經驗 以影像助青少年
「在藍空間，我是將社工經驗和電影興趣結合，用影像角度幫助青少年成長，也讓人認識身邊的人和事。」熊秉文主要負責影節選片，每年都有關於青少年成長和同志的短片。他將電影節視為生命教育平台，不會特別迎合某類觀眾，也不會只選某類題材：「不會全部都選某個性向的電影，也不會只選地下、敏感題材，而是期待人們來到可以看到身邊存在、只是未有機會認識的人和事，涵蓋任何國家、任何類型。」
年輕導演首幾部作品通常是短片，但熊秉文認為短片和長片的分別，只在長度，短片不一定次人一等；他和拍檔想盡辦法放映質素好的短片。頭9屆電影節，藍空間主要放映短片，希望觀眾學習欣賞篇幅較短的作品。熊秉文說，小時候電影讓他有奇妙經驗，「創作者在電影中創造了夢幻時空，讓我好似發夢，體會不同的生命」。到後來，他和拍檔看到很多年輕導演，在資源緊絀的情况下，用盡方法拍片敘事，他倆決心再進一步，身體力行支持這些創作者。
藍空間對獨立電影的定義，主要在作品是否完全忠於創作者內心想法，如果受官方資助，又或有企業贊助，創作就可能會被影響。「製作上，拍攝的人用自己的錢，想說什麽就直接拍出來，不是為了市場而拍，也不是為了幫助推廣別人的信息，不論是什麼信息都不行。」熊秉文續指，這是因為商業或主流電影已有足夠的渠道放映，不需要他們幫忙。另外，純粹的創作，是更難得的心血結晶，如杜琪峯近日接受網媒採訪，也說「拋下所有」做電影是畢生夢想，但從未實現。
去年熊秉文為多屆短片節的合作導演辦回顧展「他們的短篇作品」，放映何爵天、林森、尹志文等人早期的短片，有的更是首次公開播放。「APA（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的一堆導演，我們以前都放映過他們的課堂或畢業作品。」熊秉文感嘆，自己跟不少本港導演識於微時，「我的人生是跟着他們一起成長」。熊秉文當年選他們的短片播放，是認為這些故事有意思，與國際上其他短片並列放映，也不會「輸蝕」。
簡樸生活 堅持零資助
眼見合作過的電影人，在10年間從寂寂無名到成為知名導演，終於有很好的發展，熊秉文衷心感到高興，可幸自己的眼光沒有錯。同時，藍空間也因應他們的發展，在2010年起辦長片節。熊秉文以港人熟知的熊貓為標誌，用「Panda」命名短片節，後來藍空間其他不同的影節以他的姓氏出發，用「Bear」命名長片節、「Polar」命名動畫節，「Black Bear」是紀錄片節，「Teddy」則是同志電影節。
「別人話我們傻傻哋。」熊秉文長期接案工作，拍檔則長期在報館全職工作，用自己的收入辦影節。「我們都是很單純的人，幫到就幫囉，票房場租蝕晒，就自己倒貼囉。我們想讓大家看到，不計較成本之下，其實很多嘢都可以做到。不計算自己人工、為發行活動開支去quote價（索取並比較不同公司的報價）、自己為電影做字幕等，都可以壓縮成本。」
簡樸的生活，讓他能夠特立獨行地支持自己憧憬的電影世界：「不要說你給我錢，我就要跟你的方向。」他說，曾應邀到藝發局與影意志等電影團體開交流會。當時杜琪峯和導演舒琪都在場，並以藍空間為例子，請其他團體參考不靠資助的經營方式。「杜sir同舒琪那時問我，是怎麼做得到。」他說方法很簡單，就像比較節儉的人，可以看早場電影、吃下午茶和到12蚊店購物，一樣能有生活樂趣；而若與供應商（如外國電影的供片商、電影DVD的製作商）充分溝通，有時候對方會理解藍空間的放映非為牟利，會給予更便宜的供貨價。
電影療癒喪偶之痛
鮮浪潮今年失去資助，規模縮小，讓不少人惋惜。不過，熊秉文認為，比起有沒有受資助，對於每個影節和比賽的搞手而言，更重要的可能是繼續找出自己的獨特性；像InDPanda一樣，雖然規模小，但仍可維持近廿屆。
藍空間的影節，跟與業界掛鈎的鮮浪潮不同，後者較偏重比賽成分。熊秉文說不同人各有各做，雖然自己較喜歡獨立製作，但亦不會批評其他團體的做法。惟他想提醒有心做獨立放映的年輕人，如果資源較少，可以多嘗試選更需要人支持的非商業片，而不是片租一般較貴的大片；而做獨立放映，應該盡量避免「找金主」的心態，讓選片偏離「獨立」初衷。
近年有關國家安全的法例增加，政府部門對電影審查的標準更嚴格，有沒有影響到藍空間的運作？熊秉文說審查不限政治敏感度，過往放映情色片，也有過不了審查的危機。他坦言，審查標準更嚴格，是全港選片人都要面對的問題，不過藍空間不是專門做政治電影放映的團體，相對影響較小。「其實，香港不只有政治題材，除了敏感題材，我們的導演，也有其他主題的作品達到很高水平。」如近日在其他團體的活動中，常被取消電影放映的導演周冠威，拍過《一人婚禮》，也拍過《幻愛》，題材可謂毫不敏感。熊秉文希望觀眾更全面認識香港的好電影。
與熊秉文一同創辦藍空間的陳禮恒不止是熊秉文的工作拍檔，也是他的人生伴侶。陳禮恒於2021年因癌症去世，比起審查，這是熊秉文更難釋懷之事。時常露齒微笑的他，談到這裏眼泛淚光：「他走了，我失去了整個生活的一半，那時曾想跟他走。」電影再次給他力量，看過《從今以後》，他對片中情節有共鳴，也想得更開。成立藍空間之初，兩人說好要做到20屆，現在還有一屆，他未想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