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場疫症怎樣影響一座城市？今年出版的Form follows fever一書，首次詳盡記錄殖民地香港自1841年英軍登陸，至1849年開埠初期的動盪歲月，當中主軸是1843年爆發的疫症「香港熱」（Hong Kong Fever，及後被認為是瘧疾）。撰書的建築歷史學家 Christopher Cowell（Chris）發現，人們對於突如其來的惡疾源頭，有着各種揣測，到底源於水、植被、風化的石頭，還是空氣不流通？他們對疫症的信念，影響日後興建建築物的地點與方式。疫症有如從天而降的無形之手，塑造初生的香港，斷定往後近200年的城市面貌。
「香港熱」成發展轉捩點
近200年前的香港是怎樣？Dr. Duncan McPherson是第一批在港居住的醫生，他曾形容1841年的香港島，北邊由連綿山脊組成，山上絕大部分土地貧瘠，沒有任何樹木，「大部分山垂直到海，底部只餘下極小空間建設」。零散村落集中在港島南部，英軍登陸的西部相對空蕩蕩。外來者最初住在船上，沿岸陸地則是大型市集，華人小販向外國士兵、船員與商人售賣貨品，例如豬肉批。
城市慢慢成形，香港首條主要道路——皇后大道完成修築，古畫中可見道路非常寬闊，然而泥路表面不平，有時會導致墮馬意外。梯路沿山而建，形式像今天的砵典乍街（石板街），以便人力車拾級而上。房子亦陸續建好，來自歐洲的商人、英國軍隊從海上遷往陸上居住。根據當年售賣紀錄，物業分為沿海、市鎮和郊區3個地段，沿海的最貴，Chris解釋：「因為坐享水源，所有商人都希望如此。」
縱使《南京條約》1843年6月才生效，然而隨着外來者1841年到來，香港島已開始城市化。Chris引述當年紀錄，揭示抵埗的英人對於如何建設香港有許多構思，然而幾乎同期出現的一場疫症，把香港推往另一種城市想像。由於人們對「香港熱」的病源眾說紛紜，「香港變成一個巨大實驗室」，抗疫實驗持續了三四年。這些實驗奠定香港島建築發展方向，令城市面貌徹底改變。
城市發展：從橫向變縱向
時至今日，我們知道瘧疾是以瘧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但在1840年代，醫學界還沒出現細菌理論，醫生認為傳染病源於外在環境，空氣中存在致病的有毒氣體（瘴氣；miasma）。他們透過觀察發現，首任裁判官威廉‧堅（William Caine）山上建設的監獄裏（大館現址），囚犯發病率特別低。 人們不禁問道：「為何他們困於監獄卻沒有受苦，而我們住在微風徐徐的港口卻生病？」此外，現為銅鑼灣一帶的東角（East Point），當時屬於英商怡和洋行的基地，位處山脊上的人發病率低，但住在山與山之間凹陷的峽谷的人，卻不斷染疫死去。「他們開始相信高度是正確的推斷」，Chris總結當時人們的信念，「離海平面愈高，似乎愈安全」。
Chris從當時的廣告發現，物業的高度漸漸成為賣點。「現代對海景、高樓的追求是歷史觀念的迴響，如果你能在高處看到大海，你便是安全的。」住所的高度不只帶來開揚景觀，更是健康的保證。由那時開始，香港不再是沿海而建，而是沿山而建，半山漸漸演變成高尚住宅區。
山谷不宜居：跑馬地無緣成市中心
香港人都會知道，中上環是香港發展的核心地區。你有否想過為何如此？1841年1月，包括海軍軍官愛德華‧卑路乍在內的英軍於港島西環水坑口登陸，選址源於區域尚算平坦、存在水源，加上九龍半島的山脈阻擋北風吹襲。Chris指出，登陸之後卑路乍卻不滿意最初規劃，「九龍半島只在冬天保護他們，夏天的風向不同」。他建議把市鎮向東遷往黃泥涌峽（跑馬地），那是港島北部最廣闊的天然平原，足以為行政機構、各階層居民的住所、商業活動增長及未來擴張提供空間。
首任港督砵甸乍委託建築師研究此建議，後者提出興建橫跨谷口的一堵牆，在山谷中心建一條通往海洋的運河，深至可讓大型貨船駛進。或許在沒有瘧疾的平行時空，香港的城市規劃會恍似水上之都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跑馬地、銅鑼灣一帶是香港市中心。
瘧疾爆發後，跑馬地（Happy Valley；舊稱快活谷）深受打擊，錄得大量染疫死亡個案。於是上述規劃無疾而終，政府反而決定在黃泥涌地段興建墓地。人們認為山谷不宜居住，於是發展重地均是處於山脊之上，形成有趣的城市面貌。現為金鐘的Cantonment Hill是軍事中心，駐港英軍司令官邸的所在地，即今天的茶具文物館；政府山（Governement hill）是行政中心；Magistracy Hill則是司法中心，設置終審法官居所、法院與監獄。各山頭之間則是被指疫症盛行的山谷。
疫情為手段：金鐘軍營分隔中環灣仔
「整個威尼斯位於水上，為精英階層建設倉庫和宮殿。香港幾乎會變得像她一樣，有着一串優雅的房屋群。」規劃未能實現，Chris形容是一場悲劇。與此同時，英軍趁機提出以金鐘作為軍事基地，禁止民眾進入。此舉導致及後逾一世紀，人們難以從中環直接步往灣仔，只能繞過依山腰而建的堅尼地道。「這是軍隊以疫症作為空間力量的一種形式。」Chris指，當時英軍以西區爆疫嚴重為由，加上金鐘的地理位置有利防禦九龍半島的清兵，於是要求在此設立軍營。這亦反映其時英國軍方與行政機構之間爭奪空間的張力。
上世紀70年代末金鐘重新發展，不再用作軍事用途，曾是駐港英軍軍營的美利樓拆除。但Chris認為那段歷史對通達性禍害仍在，「破壞了港島（道路）的連續，以至當我們想從中環來到灣仔，除非繞過公園，否則走路是很困難的」。
消除恐懼：地圖以等高線表達峽谷
Chris在Form follows fever中展示大量舊地圖以及畫作，以說明舊香港的面貌。早期地圖把港島的峽谷掃上厚重陰影，恍如深淵般可怕，反映人們的恐懼。後來測繪師歌連臣（Thomas Bernard Collinson）為香港島繪製地圖，以等高線表達山脊和峽谷的高與深，是英國第一張出版的等高線地圖。Chris認為，等高線地圖的作用不只是標明島上地點，「也消除了人們對疫症的恐懼，無法再從地圖看到山脊，只能看到高度水平。它改變了人們對香港的看法，讓香港看來更安全」。
從現代醫學來看，那時專家對瘧疾的判斷似乎不太科學。不過，Chris認為古代醫生其實是通才，因為相信「疾病源自環境」，他們會接受地質學和氣候等訓練，亦具備很強的觀察力，「某些層面比現代醫生更敏銳」。雖然不知道瘧疾以蚊傳播，但兩個皇家工程師透過實驗，發現若窗戶封上篩孔大小為1/24吋的銅網，是最有效阻擋瘴氣的方法。英軍後來甚至聯想起：銅網的設計不正是現存的蚊網？他們距離現代科學的正解甚近，Chris道：「他們以為是阻擋空氣，其實是在防蚊。」
差點遭離棄：香港有其生命力
香港開埠不過兩年，瘧疾奪去四分之一軍人及10%平民人口的性命。為何英方沒有放棄香港？殖民地香港首任庫務司Robert Montgomery Martin確實向倫敦撰文，把香港唱衰成不宜人類居住之地。香港歷史差點走向另一條路，不過像Chris所言，這地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力。「英人從未打算留下來，這只是棄置東西的地方」，早在英軍佔領前，他們已經發現這島嶼山谷縱使不宜居住，卻適宜埋藏鴉片、棉花避過清兵發現。
「但當他們開始在這裏投資時，引入的私人投資愈來愈多。香港變得太重要而不能失敗（too big to fail），此時政府意識到他們不能放手。」瘧疾最終沒有把香港打倒，雖然有人避疫離開，但仍有鴉片商人選擇留下來，成為社會發展的強心針。
轉投歷史研究前，Chris是一個建築師。書名Form follows fever參考19世紀末的建築設計原則「Form follows function」（形式追隨功能），意指建築的形態源於其功能。Chris把功能改成「香港熱」，「我的論點是，那場疫症實際地塑造這城市的形態」。
開埠初年，香港是一個碎片化、欠缺管理的年輕城市，可說是十分脆弱，疫症卻帶來急劇、殘酷的轉變。在Form follows fever中，Chris繪影繪聲地帶讀者回到1840年代的香港，他比喻像是點進帝國設計遊戲《文明帝國》（Civilization）。我們閱讀歷史，了解香港已走過那段黑暗歲月；遺留的痕迹需要有人記錄，才能避免深埋於日常之下。
文˙ 朱令筠
{ 圖 } 朱令筠、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