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鮮浪潮』一定會如期舉行……參與的人數或會受到影響，卻動搖不了我們的信念，那就是：我們不能因為困難而放棄。」2020年，疫情使全球停擺，第14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舉辦之際，適逢戲院初解封，門可羅雀，鮮浪潮副主席舒琪表示，會「堅持、不放棄、打到死」。
4年過去，第18屆鮮浪潮如期舉行，卻因不獲藝發局資助掀起討論熱潮。資料顯示，今屆短片節規模較往屆縮小，放映短片數目由38部縮減至24部，獲拍攝資助的本地競賽入圍導演更由16個「砍半」至8個。失去資助後，鮮浪潮將如何走下去？資金不足、紅線逼近……壓力之下，創作者又將如何自處？
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前身為時任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杜琪峯於2005年發起的短片競賽，成立之初由藝發局主辦。2010年，鮮浪潮由短片競賽發展成為國際短片節，除本地競賽外加入精選國際短片放映，希望為年輕電影創作人提供幫助的同時，亦加強與外地交流，拓寬創作者與觀眾的國際視野。2017年，鮮浪潮成立鮮浪潮電影節有限公司，脫離藝發局獨立營運，但仍連續7年獲藝發局平均每年約400萬元的資助；而今屆為18年以來，首次不獲資助。
上屆獲逾300萬元資助
藝發局年報顯示，去年第17屆鮮浪潮共獲得逾300萬元資助。而今年，失去300萬元之後，舒琪坦言，各方面都會變得「難啲」：「項目的運作，過往會有3個工作人員，但今年削減至兩個。」往屆通常會邀請海內外共5名資深影人擔任評審，今屆亦因資金原因，減少至只有3名本地評審。最引人關注的「本地競賽」，入圍作品數量與上年相比更是少一半，「我們的資金目前可以負擔的，只有8個（作品）」。
談及環境艱難，舒琪語氣卻並不沉重。在他看來，「政府資助一個項目，都希望項目可以逐漸獨立，自給自足」。即使在資金方面走入困境，鮮浪潮仍然堅持向評委、導師提供合理報酬的傳統，亦未改變在音畫質素、後期技術等創作層面，為入圍作品提供指導與支持。舒琪表示，鮮浪潮「不會因為我們財政走入困境，就『大晒』」。他補充，今後亦希望將入圍作品維持在「至少8部的水平」，繼續支持本土年輕電影創作者「拍一條自己的短片，提供一個放映的平台」。
自開辦以來，鮮浪潮會為每支本地競賽入圍隊伍提供資助，用於拍攝一條10至30分鐘的短片。資助金額開始是4萬元，近年增加到10萬。題材方面不設限制，舒琪表示，希望提供給年輕人自由空間去創作，「只要拍得好，你拍乜都得」。
在兩度入圍、今屆憑短片《極樂》獲得「最佳攝影」的導演李昊看來，「每年都有許多不同題材，純鬼片、溫情片、家庭片、愛情片、社會片……百花齊放」。在《極樂》中，李昊自編自導自攝，講述了一個生死之間的故事。
獲獎作品記錄「邊青」被時代拋下
故事中的4名主角，出場不久便死於車禍。死後的他們卻並未轉世投胎，而是進入了佛教概念中「中陰身」的狀態，他們可以彼此交流，可以看見在生者，卻無法再與在生者交流，只能遊蕩於城市各處，回首遺憾，同過去告別。
魔幻現實的題材之下，李昊想要傳達的，其實是對「邊緣青年」的關懷。「他們和普通人並無區別，但他們所做的事並不被認可，可能是做『炒散』的青年，可能是追求着掙不到錢的夢想的人，可能是同家人關係疏遠的人……」在李昊看來，這些常被忽視的「邊緣青年」，反映了目前香港的一個面相：「即使當香港愈來愈好，都會有一些catch不到時代、被拋下的人……經歷這幾年的失去、離散之後，這班人會怎樣？我正回應這個時代的其中一個部分。」
大學修讀工商管理的他，因興趣入行電影業，希望用鏡頭記錄大時代如何影響具體的人。然而，一腔熱情撞上現實壓力。李昊提及，同代的年輕電影創作者，都面對着相同的資金問題。「比如《極樂》，在拍攝時多夜戲，但錢不多。我們必須好好思考，如何控制資源，令到打好燈光，又不增加成本……我們必須安排好每一筆錢的支出。」李昊分享，是次拍攝《極樂》，除去鮮浪潮的10萬元資助，自己還籌集了約5萬元，仍然「唔係好夠」，有部分特殊效果受限於資金，無法呈現。
除資金之外，審查亦是懸在創作者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根據香港《電影檢查條例》，凡擬公映的影片，必須事先得到電影檢查監督批准。在公映前，亦需向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申請審批證明書，在通過審批，獲得「核准證明書」後，方可公開放映。第15屆和第16屆鮮浪潮曾有多部入圍短片，因未獲得電檢處「核准證明書」而取消放映；亦有作品被要求刪剪內容，最終不得不以「黑幕」及靜音呈現部分情節。
「我覺得最大問題是不會有一條實在的界限告訴你，哪些東西可以拍，哪些東西不可以拍。」導演唐浩賢表示。他的短片《宇宙有什麼不是暫時》，講述一對因家庭原因而不斷顛沛流離的兄妹的故事。短片中，兄妹兩人成長於1990年代到千禧年間的香港，搭電車、生水痘、經歷SARS……平實的畫面，勾起許多香港人的共同回憶。
創作者恐陷「自我審查」
雖然情節溫和，創作卻並不容易。在唐浩賢看來，模糊不清的審查紅線，令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不自覺陷入「自我審查」，「當我構思這個故事的時候，不得不不斷思考，這件事是否可以講，那件事是否會『踩界』」。他認為，自我審查比嚴格的審查標準更為嚴重，創作者不得不主動收窄創作空間，以避免未知的風險。
儘管往屆關注政治、社會議題的作品，在放映過程中屢屢受阻，唐浩賢仍然強調，「鮮浪潮沒什麼限制，你自己想講什麼題材、講什麼故事都可以。評審會給個方向你，但他們不會干涉你的創作」。這樣的自由度，在當下十分難得。
舒琪亦表示，「鮮浪潮一開始就有一個宗旨：參賽者選擇的題材，我們絕對不會干涉。在創作上，他們享有百分之百的自由」。但他亦補充，鮮浪潮作品在放映前全部都要交予電檢處審查，「如果有內容需要刪減，我們會交予創作者自己定奪。電檢要你如何改，你可以選擇接受，或不接受、不放映」。無論作品是否得以放映，都不會影響創作者的參賽資格，亦不會影響評審評獎。
資金緊絀、紅線收窄，鮮浪潮和本地年輕電影創作者，似乎都已身處洶湧大浪之下，進退維谷。但當被問及鮮浪潮會「做到幾時」？舒琪仍是語帶輕鬆，在戲院咖啡店「We will smile to end each day」的音樂聲中回答：「可以做就做，就像杜sir（杜琪峯）在頒獎禮講。可能有一日，不知為何，沒有戲院願意和我們合作；不知為何，沒有公開場合願意租借給我們；甚至可能，在自己的office做都不行；在網上做，原來網上都不行。如果有一個machinery（機構），不希望見到我們的發展，他一定做得到，到時我們解決不到，就做不到了。」低頭沉默一陣後，他再次抬頭：「但是，如果解決到，我們都希望繼續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