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考生可以開始作答。」《綠袖子》魔咒響起，考官來回踱步，考生奮筆疾書。「我以為（公開試）都有10年以上，以為離我很遠」，羅安宜（Angele）觀看紀錄片《公開試當真》，片中學生奔赴補習社，考試前反覆確認抵達時間，坐在課室等放榜……她在戲院也突然緊張起來，「嘩，原來那些陰影、感覺無放低到，（只是）好像收埋咗唔諗」。Angele是推動教育創新的非牟利組織CATALYST Education Lab策略及項目總監，此前曾是企業策略顧問。商界與教育界好像沒甚關係，但對Angele來說，不過是跟隨心之所向。公開試試卷答得再好，亦不代表識答人生的考題，眼前問題只有一條：「對你來說什麼最重要？」
沒時間空間 思考公開試意義
大學畢業後，Angele曾任職策略顧問公司，為企業及非牟利組織提供顧問服務，不時出外公幹。2016年3月，她從一趟旅程返港，飛機降落打開電話，瞥見一連串新聞——9日內7名學生自殺。「點解大家會咁覺得無選擇？」她反覆思索，情緒亦受影響，然後忽爾發現：「其實社會上有很多事件，為何這件事我尤其心悒，咁frustrated？」
後來Angele總笑言，那時正經歷Quarter-life crisis（青年危機），自己也在思考前路：「點解我要咁努力工作，但又不是想像中咁有衝勁，其實我想點㗎？」自問策略顧問工作頗有趣，時而分析進軍越南房地產市場的前景，時而審視銀行削減成本措施。接觸面廣亦是她最初選擇做策略顧問的原因，「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入什麼行業，睇得多啲咪自然有得揀」；別人眼裏她手持「神科」科大環球商業管理學位，然而工作了兩三年，依舊困惑，「死嘞，我睇咗咁多，都無嘢真係覺得好有意義」。
打敗公開試難關，入讀心儀學科，但原來人生的考題更難答。Angele早前協助非牟利團體「青年全球網絡」，邀請100多名教育界同工觀賞《公開試當真》慈善首映會。紀錄片《公開試當真》講述中學文憑試考生滕毅康（阿康）從備試到放榜的心路歷程，引起觀眾尤其家長與教育界反思。
其中一幕阿康正值地獄式補習備試，演員岑珈其隨意問了他一句，其實有否想過考文憑試的意義。二人頓了一頓，接着得出結論是「不過咁趕就唔好諗啦」。從教育工作者視角，Angele對這幕印象深刻，「又不能怪他，因為真的很趕要備試；但那個才是關鍵喎，你（怎能）不去想為何要有公開試、有什麼目標、視考試為人生中怎樣的一回事」。
對前路迷惘 反思什麼才是最重要
公開試有何意義？Angele回想自己當年應考也沒想過，「傻吓傻吓咁囉」。正如大多數學生，她當時壓力源於「一試定生死」，覺得考得好或不好，換來的機會差距甚大。Angele和阿康有許多不同之處，她考CE、A Level，就讀傳統名校，也是一個勤奮讀書的乖學生。「考好個試是應份，讀大學是應份……大家都說要考試，要考好，不然我就入不到心儀學科㗎啦。就是很模糊的概念，然後大家就衝呀努力（備試）呀。」
「甚至不要說公開試意義，我自己本身是一個怎樣的人，有什麼夢想，都無好好地諗。」大學選科看似很有目標，其實不過是刪除法——不想讀醫科或法律，家人又是會計師，便選了商科。
回到2016年，Angele對前路迷惘，但對學生自殺問題卻很有感覺，考慮應否轉投教育行業。其時她在公司支持下報讀MBA（企業管理碩士），其中一間報讀院校史丹佛大學每年都會問申請人一條問題：「對你來說什麼最重要？為什麼？」報MBA反而要答如此哲學的問題，她也有點衝擊。25歲，她第一次對自己尋根究柢，「如果我早一點有這些思考，而（明白）考試只是這路途當中的一個過程，這是很不同的」。驀然回首，她發現若不清楚目的，做事的動力會低一點。
課堂外體驗 重新認識自己
對你來說什麼最重要？Angele沒有想起學業事業成績，或為公開試苦讀的日子；影響最深遠的成長經歷，反而是中學參加的中文辯論隊。當年中文辯論隊沒有教練，師姐用心激勵眾人，一同探索如何補位，「大家都有空間欣賞彼此能力，然後一起朝着一個目標去前進」。Angele很欣賞師姐建立了這個空間，後來從師妹變成師姐，她亦延續前人精神。入大學後，她多次組隊參加Case Competition（商業個案競賽），最初缺乏系統性訓練，於是她提出成立Case Analysis Team（個案分析隊），學生之間彼此訓練，共同成長。
無意之間，原來她的志向一脈相承，只是到25歲那場自省才拼湊出來。「中辯、大學我做這些事的時候，都是有少少下意識『鍾意囉』。」當她將這些經歷串連，才發現當中反映出自己在乎的事。
「自我認識絕對不是我在中學階段的時候有。」以前中學課外活動被稱為ECA（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現在的DSE高中課程改稱「其他學習體驗」（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OLE），「其他」似乎比「課外」更有肯定意味，實際上學生的學生學習概覽（Student Learning Profile；SLP）可作為補充資料，讓大學考慮公開試成績以外的考生表現。Angele無經歷過DSE，當年經驗是學校較少帶領學生反思課外活動參與，從中反映出自己什麼個性與長處。有些學生自動自覺懂得反思，但她認為校方可以有更多支援，在接觸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後更認識自己。
2017年，Angele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修讀兩年MBA課程。她很清楚自己想嘗試投身教育，於是有意識地計劃自己的體驗，測試志向所在。會否適合在體制內工作？她暑假在波士頓公立學校學區實習。還是想創立教育初創企業？她研究一些創業支援。或是可以做回策略顧問的老本行，專門幫助教育機構？她跑到巴西，協助一間學校建構籌款系統。這些活動大多不屬於MBA課程之內，但她作為學生可以低成本探索，在豐富的土壤上不斷嘗試。
拆解問題所在 改變教學現况
對你來說什麼最重要？Angele現在有更好的答案：「建構一個讓大家感覺安全、勇敢做自己的空間，為我們共同的將來做選擇。」句子很長，但她所描述的可套用於中學辯論隊、大學Case Analysis Team的經歷，亦是她今天在CATALYST Education Lab的工作，「希望製造空間給校長老師們有同行感覺，讓他們回去學校後，可以創造同樣空間」。
CATALYST Education Lab於香港推廣Compassionate Systems，支援香港學校把它融入教學當中。Angele嘗試舉例說明，當一個人咳嗽，服藥只是治標不治本。當她追溯會發現，自己疲累便容易咳，而這源於繁重工作環境，老闆不知悉自己工作量過大，「如果我有這樣的覺察，就可以嘗試改變或建立不同的制度」。簡單來說，Compassionate Systems當中的「Compassion」是指建立對社會情緒（social emotions）的覺察，「Systems」則是系統思考，意識到不同東西環環相扣，系統如何造就現况。
理論底下有不同的思考工具，不只針對學生（以及老師）的精神健康，亦可以融入教學當中。在緊湊的課程、急速的制度之下，教育同工、家長追求Quick fix（快速解決），做完解決方案便算；Compassionate Systems務求創造空間，讓大家一同拆解學生或校園出現的狀况，扣連深層次問題，作出改變。
記者想起《公開試當真》裏，當岑珈其問及公開試意義，他和阿康都寧願專心備試，而沒有正視並尋根究柢，或許這也是一種「Quick fix」的思維。「當你太依賴Quick fix，會忘記有意想不到的惡果。大家覺得已經搞掂咗，忘記背後問題，只會愈來愈難解決。」放映會後，Angele參與教育同工的討論，其中一條問題是：若有個像阿康的學生，公開試尚餘4星期，你會選擇安排地獄式惡補，還是跟他一起拆解過往逃避學習的心態？
今屆DSE已經放榜，無論成績是否理想，緊記人生考題從沒標準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