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兩年前的8月12日，75歲的薩爾曼．拉什迪，在美國學托擴（Chautauqua，又譯肖托夸）的講台上被持刀者襲擊，足足被刺了15刀、28秒，但他生還了，並寫了一本書，以幾乎置他於死地的染血兇器命名。
對拉什迪來說，米蘭．昆德拉本來是對的，人生不可重來，所以輕得不可承受，但跨過鬼門關之後，他更共鳴瑞蒙．卡佛。卡佛曾以為只有半年可活，卻與肺癌對抗了10年，他臨終寫了一首詩：「我是幸運的人。／我比自己和其他人預期／多活了十年。純粹是賺來的（Pure gravy）。不要忘記。」
餘生的每一天都有了重量。
里爾克寫過一句詩：「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但拉什迪更進一步認為，康復就是反擊，重要的是，身為作家而倖存，以寫作反擊。《刀》是一本創傷之書、療癒之書、倖存之書，也是肯定之書。拉什迪以此書感謝奇蹟背後拯救他、支持他、愛他的人，並回憶歷來困頓，重新肯定寫作的力量。
你可能會問：這位舉世知名的作家還需要重新肯定自己？事實是，在擁有眾多讀者的同時，很多人認識拉什迪，並不是因為他的作品本身，而只是那道伊朗宗教領袖針對《撒旦詩篇》、在1989年宣布的聳動的追殺令。對一些人來說，拉什迪只是一個自討苦吃、惹禍上身的麻煩作家，或者是一個意外成為焦點的話題作家。而在承受了多年的死亡威脅、偏見和誤解之後，真正的殺戮遲到了33年降臨，一把潛伏多時、終於現身的刀，把他從原來的生活割開，但同時也把過去的暗湧與重壓席捲回來。
拉什迪在前往事發地演講前已有不祥預感，他夢見自己在類似羅馬競技場的地方，被角鬥士攻擊，他狼狽地閃避，然後驚醒。他告訴身邊的妻子，他不想去了。但因為承諾、責任（他有份籌組「庇護之家匹茲堡」計劃，應邀前往談論這計劃怎樣為作家提供安全環境），和也許更現實的，他需要一筆錢去更換家裏破舊的空調。
他永遠記得8月12日前夜的月光，仍然無辜而且無瑕，像他當時的人生那麼圓滿：與妻子結識5年，相親相愛，剛寫好一本新的小說，而不堪的過去已逐漸遠離。他清晰地記得那一晚的思緒如何隨着月光流動，從自己新作《勝利之城》（Victory City）中的月神、卡爾維諾短篇〈月亮的距離〉，想到1902年的超現實電影《登月之旅》。電影最著名的一幕，是登月飛船擊中了月球的右眼，而觀月者的右眼，也將在明天被痛擊，眼中的月亮，從此不再圓滿。
拉什迪心知肚明，無論從何種意義來看，這次遇襲都是噩夢成真。
暴力的側面，映照出美善
這本書的開首引用了貝克特的話作為題辭：「我們成為他們，不再是昨日蒙難前的自己。」
劫難形塑了我們，我們首先是過去的遺物。當你挑起仇恨的主題，就會有人仇恨你，這道理，拉什迪在很多年前就懂得，但當恨意化作實體穿透自己之後，怎樣面對未來，才是真正的考驗。
《撒旦詩篇》一開始就寫：「要重生就必先死去。」但如果沒有死去？倖存者就無法重生？一把刀就足以刺穿身體，劃破表象，撕開現實秩序，露出世界的兇殘，但也令倖存者重新發現身邊親友的愛護、人間的善意和生命的意志，珍貴卻確實存在，把他從過去的噩夢拉回來，把脆弱扭轉為前行的力量。這正正是刀的一體兩面：暴力的側面，映照出美善。
當然，克服傷患是困難而漫長的歷程。
筆者想到自己的童年。當然，兒時的病痛與遇刺險死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也談不上克服，但如果同樣算是劫數，我們也必須帶着這一部分內在自我生活下去。拉什迪承受的是另一個人直接的暴力：有人想殺死他。重點是他早就知道有人想殺死自己，並已在這陰影中活了30多年。他對暴力並不陌生，但當它首次造成傷害並如此切身，自己也變成了陌生人。當他在醫院的鏡中，第一次目睹飽受摧殘、面目全非的自己（當時他已離開創傷病房，情况穩定下來，之前妻子不讓他照鏡），他以為自己被一具未來的幽靈或行屍走肉取代了。痛定思痛，他索性通過回憶，主動離開自身，像離魂，像創造另一面鏡子，回溯過去四個刻骨銘心的時空。這一幕是書中最令人動容的場面之一。
四個刻骨銘心的時空
四次出走，四次困境，組成他過去的人生。第一次是逃離酗酒父親的暴力家庭，逃去倫敦，他初次需要重組眼前的現實，在新世界扮演新角色，直到寫出《午夜之子》，才擺脫迷惘，發現自己可以通過文學讓故土重生，救贖自我；第二次出走，是《撒旦詩篇》招致死亡威脅之後，他受到保護，但也失去正常生活，更面對諸多惡意落井下石，或攻擊，或排斥，造成至今無法癒合的傷口，最後他決定不再受制於恐懼，前往紐約展開新生活；第三次是在紐約，公眾仍然視他為帶來危險的敏感人物，他不得不繼續活在扭曲的目光下，後來索性更活躍地投入公共生活，直到大眾開始習慣他的存在，但這策略也影響了他身為作家的名聲；第四次，是遇刺之後，在鏡子前。
如果說拉什迪在遇襲前已經歷了三次不同程度的困頓消沉與復蘇，找回前行的步伐，第四次則更接近重生的本義；傷勢之重，他的身體彷彿真的經歷了瓦解與重組。他憶述瀕死時的體驗，雖然沒有發光隧道等戲劇化的場景，他卻明顯感受到身體與意識的分離，有一個「我」，意識到這具身軀即將走到盡頭，同時不捨地想活下去。
這個在意識內呢喃着「live, live」的「我」後來真的回到身體，活下來了。復元之路上的艱辛，從拉什迪已經恢復樂觀和活力的口中向讀者逐一道來，似乎已沒有那麼沉重，但仍然驚心：做過手術的胸口傷痕纍纍，像地鐵線路圖；吃藥導致副作用，第一次用導管排尿；失血過多，血壓一直低下，而且肺積水，需要抽液；嘴角至臉頰被砍了一刀，造成吞咽困難，也經常咬到嘴唇；擋刀的左臂一度整條失去知覺，通過物理治療才恢復一部分靈活度；最令拉什迪耿耿於懷的是右眼，重見光明已是不可能，初期因為腫脹，眼皮無法閉上，需要定期滴藥水，後來更需要把眼皮釘起來；噩夢成真以後並沒有停止，他依然被各種夢魘纏繞。唯一值得高興的，拉什迪說，是他不用減肥了，因為他瘦了55磅。
傷痛下依然追認幸福
一把刀，由使用者定義，它可以是中性的工具，也可以是暴力的化身。拉什迪認為這把作為兇器的刀也定義了他，把他拖回30年前，那個被追殺令定義的自己。但他畢竟沒有真的回到過去，這些年來，他繼續寫作，以想像世界支撐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他的妻子，詩人Eliza。他坦言，是Eliza讓他人生第一次明白幸福為何物，而在受傷之後，Eliza也是付出最多的照顧者，無微不至地打理各種事務，同時承受巨大的壓力。他很清楚，妻子和他一樣，都是受害者，而且傷痛一樣重。
書中重溫了這樣一幕，在一晚聚會裏，初相識的拉什迪和Eliza相談甚歡，但拉什迪不慎撞到玻璃門，摔倒在地，讓Eliza大為緊張。這次意外受傷，拉什迪視為兩人結緣的起點，而Eliza就像拯救者一樣進入了他的人生。當他再次歷劫重生，他發現她的拯救原來並未結束，一直都在。他說他永遠不會忘記那一晚把他隔開，卻又把她拉近的玻璃。那就像刀的另一面，倒映着愛。
對遇見Eliza之前的拉什迪來說，幸福本來就像法國作家亨利．德．蒙泰朗所說，是白墨水寫在白紙上，無法言說，冷暖自知。他曾構思過一個故事，天真的主角本來擁有單純的快樂，他卻把主角的這些快樂反覆剝奪淨盡，後來他沒有再寫下去，因為他已在現實中獲得快樂。
在傷痛下依然追認幸福，定義快樂，就是無盡否定裏一聲清晰的肯定，一種站在仇恨對面的反擊。
想像與兇徒對話
如果文字、寫作是一種訴諸深切肯定的回擊手段，佔了全書一章的「The A.」便是完成對愛與奇蹟的肯定之前所必須行經的幽谷：通過想像兇徒與自己的一場對話，他還要肯定恨。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許也是注定徒勞的事。拉什迪只掌握了A（他稱為「我愚蠢、憤怒的A）相當有限的資訊，知道他很年輕，在鄰人眼中是溫文安靜的人，他在行兇之前，長期生活在地下室，不太外出活動，他也看Netflix，玩電動，從YouTube學習神的旨意，至於拉什迪的書《撒旦詩篇》，他只讀過幾頁——這好像符合對某種離群、激進、反社會人格的典型想像，但拉什迪不滿足只是想像A的形象，他不想與A面對面，但仍然希望進入一段對話，以想像去再次靠近這個曾經如此親密，卻又絕然屬於另一個世界的個體。
拉什迪嘗試了解A在想什麼，為什麼要殺人，斷送前途。A在現實中供稱動機是拉什迪「不誠實」，而這場想像的對話，就從「不誠實」的意思開始。在對話中，就像拉什迪一早了解到的，A沒有表露任何悔意，因此自然不會被情理所動搖，即使是偶然的緘默不語，也可以意味很多，也許是不想、不屑回答，也許是無法理解。雖然拉什迪採取主動提問的姿態，但態度卻迥異於審訊，而更像強迫陌生人與自己討論，幫助自己解答疑惑，或重新確認一些看法。對於一個受過宗教迫害的人，拉什迪不會缺乏對信仰的思索，問題是，這次他必須把握機會，通過哪怕是一廂情願的對話，在舊世界分崩離析之後，重組、找回自己的價值立場。
或許A也應該可以反問？可能拉什迪會覺得這樣太浪漫化，畢竟這是沒有具體怨仇之下，以宗教為名義的襲擊，如此絕對，難以溝通。透過A說的「真理就是真理有許多敵人」、「替天行道」、「人世不重要，天堂才重要」這些話，我們知道拉什迪沒有對彌合彼此的差異抱任何期望，反而是接受兩人注定在事發後只會愈離愈遠。事實上，隨着時間流逝，拉什迪已漸漸放下，他說，他沒有原諒，也沒有不原諒，即使將要在法庭碰面，A已無關重要。
當世界滿目瘡痍
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及作家馬哈福茲也曾在1994年遇刺，而且同樣死裏逃生，拉什迪提到，在追殺令後，馬哈福茲曾表態支持自己。他特別記得這一句話：「只有思想能反對思想。」
暴力、仇恨不是思想，要反對，或許只會回歸暴力與仇恨。文學要做的是重建、重新聯繫，並捍衛生命。拉什迪領悟到，人不能坐等從死傷中復元，人應該去求生，尋找生命。寫作就是一種主動的創造，嘗試創造有生命的聯繫。拉什迪蘇醒後一度無法講話，再度開口發聲，對他來說，就是回擊之始、希望之始。對於這次康復，他坦言自己本來不相信奇蹟，但奇蹟就這樣闖進來，把他寫作所創造的不可能帶到現實。寫作讓他身陷險境，但他想像，或者也是他寫過的書一直在築橋，最終在危機時橫跨夢想與現實，拯救了他。
但在前兩年疫情肆虐全球之際肯定生命，談康復與奇蹟，難免是奢侈而諷刺的，拉什迪並非沒有自覺，畢竟他也有親友染疫甚至逝世，而他卻可以倖免於千萬人戴上呼吸器就再沒有離開醫院的命運。與此同時，不少他的同代好友，也在他掙扎爬出傷患的時候敗給頑疾，包括作家馬丁．艾米斯和保羅．奧斯特。倖存者如他，也只能繼續寫，寫出他的真實經歷與感受，他和自己說，寫下一本小說前一定要先寫這本，他不想做純粹的受害者。正如當年如果只寫出恐懼之書或復仇之書，就會淪為追殺令的產物，這一次也不可能寫逃避之書。
拉什迪的任務完成了，他跨進下一階段，但其他遭遇困厄的人呢？無法書寫，說不出的人又如何求生？正如拉什迪在書中也有指出，當下的世界更岌岌可危，我們更脆弱（空調急需更換）。暴力與傷害，往往沒有實體，沒有形狀，卻把一個人牢牢困住，比如恐懼。當拉什迪振振有辭地重申，不表達就沒有自由，文字可以超越暴行，而那麼多人卻在另一邊廂被壓制和剝削，失去聲音與自由，就難免覺得有點廉價。當然，克服了難關的拉什迪有資格這樣肯定，並肯定這肯定的力量。但我未必會把這本書視為深沉的祝福，而更像是急切的見證。見證也很難；世上傷痛太多，但願受困者都能以文字或其他媒介，分享心聲，重組自己，成為彼此的見證，讓傷痕，也讓痛與愛的權利顯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