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佛教語「真際」，意即宇宙的本體，這是鄧家宙最新法名，也是他最愛的一個，與其本名意思雷同，是要真實地了解宇宙真理。鄧家宙曾在不同法師座下學佛，每次皈依便崩出一個法名。追求真理也好比研究歷史，他形容這像查案一樣要從不同面向驗證，他主張要從宏觀角度講歷史，若單以抗日戰爭歷史論，他說這是全民抗戰，不能只從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下稱東江縱隊）的事迹引入。
倡調查全境抗戰遺蹟
新界社團聯會與「原港九獨立大隊大嶼山中隊後人尋蹤小組」早前召開記者會，倡議在離島和大嶼山地區建立抗戰歷史旅遊路線，譬如大澳有反擊戰遺址；塘福小城牆是大嶼山中隊成立地點；寶蓮禪寺長老曾掩護游擊隊成員等，培訓導賞員帶團考察。政府早年說要發展北大嶼山，這陣子又提出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可想像明日大嶼將改頭換面。「香港能夠保留遺蹟是最難（的事），因為每日都拆嘢嘛」。鄧家宙認為抗戰歷史旅遊路線的立意好，惟抗戰歷史文物和遺蹟不少，路線主要針對東江縱隊在大嶼山的抗戰史，「單是講東江縱隊，沙頭角有，大埔又有，元朗都有」，其中沙頭角設有抗戰紀念館，該考慮如何將散落18區的史料整合，串連出一段更完整的抗戰史。
同樣與抗戰有關，鄧家宙說荃灣三疊潭有個天然石室「英雄石」，據說是游擊隊員躲避日軍的藏身之地，附近寺院和尚每日送食，讓游擊隊員暫得安身。若按照聯會建議，將四散南北大嶼的抗戰遺蹟化為旅遊景點，安排一日行程，Google Maps顯示從牛牯塱舊址出發到最近的梅窩銀礦灣，車程逾半小時，再千里迢迢入塘福考古看那小城牆，鄧家宙說：「我相信香港人不太看得懂，可能影完相就算，這跟去沙頭角、去荃灣或元朗（看抗戰遺蹟）沒分別，這是否很吸引我勞師動眾去看一幅小牆呢？」想去齊多個遺蹟，大概要如旅行團般運作，「簡單而言，就是將景點放在一起，再租輛車去四五個點，包一餐飲食，然後去大澳購物」。鄧家宙續說：「以大陸用語來形容，就是格局太小了。」
「抗戰是全民的」
對鄧家宙來說，抗戰分兩部分，一是國軍保家國，二是民間參與，「抗戰是全民的，不止屬於軍人，戰爭只有打與不打，一打便是全國人民進入那個（備戰）狀態」，所謂全民皆兵便是如此。假如人人有分，該怎麼記錄他們的歷史足迹？要從全民的角度講抗戰歷史當然有難度，鄧留意到現時大多是關於東江縱隊口述歷史，不過每人各有各講自己的故事，「基本上就完了，很單一，沒辦法串聯整段歷史，變成純粹聽故事」，若沒史料佐證，這些只算是見聞，教育意義便不大。藉遊覽遺蹟教歷史，他說不能單靠口述歷史，要有其他文物或文獻輔證，口述史通常用以補足物證無法解釋的事，「中間好多史實要考據」，做歷史研究不能只有單一證據。他認為若有資源，應請專家做「香港全境抗戰遺蹟調查」，再討論後續的保育與教育。
佛教石刻——大嶼山導賞新角度
記者好奇，佛教寺院也參與抗戰？世人眼中的佛教徒該是無欲無求，不問世事，網絡亦因此流行「佛系」一詞，形容人隨緣、不作為的生活態度。既為佛教徒，亦專注研究佛教史的鄧家宙說：「這其實是誤解。」佛教人士雖要修行，但並非代表不顧國家大義，作為國民，「別人來犯時不是站着讓別人打」，他們以僧侶角色參戰，不與敵軍埋身肉搏，而是成為國軍堅實的後盾。鄧家宙解釋，香港有不少寺院在抗戰時提供臨時救濟，像是東普陀講寺保護入寺的難民婦孺，亦有寺院接收與雙親失散的孩子。
僧人為戰爭貢獻，並非新鮮事，香港以外，抗戰時上海有僧侶發起僧侶救護隊，搶救負傷人員。「還有掩埋，即埋葬屍體。」鄧家宙說打仗時死屍被隨意棄置，無人理會，但不清理會爆發瘟疫，而且安置先人遺體也是對其尊重。
寶蓮寺、靈隱寺，法華淨苑……大嶼山聚了不少寺院，除了作後援，寺院何以成為其中一個抗戰據點？鄧家宙指打游擊戰要找易於藏匿之地，「最好的隱藏地方當然就是郊外，山多、天然山洞多、海灣多的地方」。從地形看，當時新界東的大埔和西貢多海灣，方便深圳的東江縱隊逃跑，日軍難追截，西面則有大嶼山，「走水路最關鍵就是大嶼山」，鄧說日軍要清剿偌大的島嶼不易。
自南北朝以來，入廣州的船舶必經屯門和大嶼山，鄧家宙說這也是僧侶來港興建寺院，均聚集屯門青山灣和東涌一帶的原因。據聞公元5世紀，杯渡禪師南下到青山，將佛教傳入香港，青山寺於是成為香港佛教發源地。「東涌、大澳和屯門是1920年代（佛教）最集中的地方，是佛教叢林。」鄧解釋，那時和尚來港主要因為時局不穩。清末至民國初期施行「廟產興學」，改寺廟為學堂，「不少年輕和尚離開寺院」；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則主張反迷信，重科學，「拜神、打醮，盂蘭燒街衣，全都是迷信的東西」；再到1920年代軍閥割據不斷，反觀香港「沒那麼多戰亂」，促使佛教人士來港。
說到大嶼山寺院，鄧家宙突發奇想：「大嶼山有很多佛教石刻，這個真的值得做一條導賞路線。」佛教甚少保留文物，石刻是保存佛教文化和弘揚佛法的重要媒介。他說從大澳道旁的水澗入鹿湖，到昂坪整段行山路線，沿途會見到不少佛教石刻，「這真的有一條路線，即使是山路，人走了100多年，相對算安全，二來路線清晰，不易迷路」。
大嶼山歷史意義 豈止於抗戰
身為香港史學會理事，鄧家宙研究香港史多年，他說大嶼山的歷史意義遠遠不止於抗戰這一小部分。大嶼山英文名叫Lantau Island，「爛頭爛頭（Lantau的粵語音譯）」，大嶼山又作爛頭島，鄧笑言大嶼山地形獨特，「爛頭」是因為從它的山頭主要是石頭，甚少植物，那怪石嶙峋的模樣讓它在海上鶴立雞群，是船隻的指路燈塔，「總之看到海上有好大座島，頂部全是爛石，沒有樹的，就代表你沒去錯地方」。他說從大嶼山海域繼續向北航行，會見到尖削的青山，往北駛進珠江口，約半日便能抵達廣州。大嶼山是珠江口一帶最大的島嶼，從運輸史角度來看，外國船隻要駛入中國，「以前用水路，船隻必經廣州，在廣州停泊，進出廣州一定經大嶼山和屯門一帶水域」，故大嶼山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對外運輸的中轉站。
「最早在外國地圖出現的香港地名是大嶼山。」鄧家宙稱追溯至15世紀，澳門還未租借葡萄牙，那時葡萄牙航海家已經認識大嶼山。據文獻記載，葡萄牙人歐維士（Jorge Álvares）初次與中國人接觸的地方叫「Tamão」島，有指Tamão是屯門，亦有指是大嶼山，至今尚無定論，唯一確定的是歐維士曾在島上與商人交易。明朝當時實施海禁，外國通商受限制，葡萄牙將領率商船強行登陸青山灣，後來爆發屯門海戰。
再往前回溯至宋代，大嶼山古稱「大奚山」，大奚山的「奚」有奴隸之義，即收容奴隸的地方，因其遠離中原，「是放逐囚犯的地方，或者睇古裝片叫流放」。南宋官員李昴英在大嶼山封有食邑，能以租稅作俸祿，梅窩便曾發現「李府食邑稅山界石 」。此外宋代鹽業為官方專營，即國家產品，不可私販，鄧家宙說大嶼山曾設海南柵鹽場，將國家經濟置於大嶼山，足見大嶼山具重要的歷史意義。
時至今日，塘福、石壁和芝麻灣分別設懲教所和監獄，監獄似乎都在南大嶼？鄧家宙解釋：「因為船進不去，你（囚犯）也走不了」，反觀北大嶼的水路便利，人類活動自然多點，便有較多歷史遺蹟，「以我理解，南大嶼較適合發展生態（旅遊）」。
發展歷史旅遊 不能只「抽取碎片」
鄧家宙說歷史或文化也好，「背後一定有整套理念」，若只抽取其中一些碎片，就想大做文章，「無文化背景的支撐是沒可能的」，譬如說宮廷劇不止看宮鬥，其人物服裝或場境設置做得精細也要考究歷史。想當初鄧家宙對歷史的興趣由1988年播出的電視劇《太平天國》引起，他當時年紀小，不懂什麼是太平天國和拜上帝會，只見太平天國的衣著打扮奇異，「黃日華和呂良偉出演，他們扮上帝上身」，覺得有趣。後來他在大專讀香港史，學史過程中偶然發現沒人真正研究過香港佛教史，尤其佛教群體在晚清至民初，到英治時期來港，在這複雜的歷史背景發展，佛教人士複製在內地的做法，在香港興辦寺院，「歷朝的中國佛教受朝廷管理，香港佛教無政府管，但有香港法例，譬如關於土地用途，沒骨灰龕牌不能在寺院擺骨灰，但內地寺院後方有佛教人士的墓地是好平常的事」，他便想鑽研。
佛學和歷史均說因果，鄧家宙認為這是它們相似之處，「佛教講內在的因果，歷史講外在的因果」，皆研究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不過前者是思想層面，後者是行為層面。他說懂佛學有助研究歷史，「歷史是什麼？人的活動而已，讀佛學更了解人的脾性和思維轉變」，例如基督信仰甚影響蔣介石的行事，蔣介石對敵人採取較寬容的態度，抗戰勝利後，他說對待日軍要「以德報怨」。
香港不少小型寺院或精舍荒廢，香火無法相傳，皆因老和尚後繼無人。逝去的留不住，倒不如思考如何保育未來遺產，鄧家宙說要「搶救」歷史遺蹟，即保護它們免受物理損害，若想發展歷史旅遊，則要「推廣讓大眾知道裏面的內涵，不只是說這裏曾經有個人做過某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