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踏入9月，全港學生告別暑假，重返校園。回顧上學年初，接連多宗學生自殺案引起關注。教育局去年12月1日啟動三層應急機制，支援自殺風險較高的學生。惟局長蔡若蓮近日稱，若機制變成恆常安排，或影響其他社會人士使用精神健康服務。教師是接觸學生的第一前線，從他們的視角，過去幾年學生精神健康危機有多嚴峻？校內外的支援網絡能否承托學生，兼撐住教師？人人皆知預防勝於治療，受訪校長教師指應急以外，建立開心校園氛圍同樣重要。
線上線下觀察表現
入行數年的周老師（化名）任教Band 3中學，向記者分享如何察覺學生異樣。譬如留意他們有否在WhatsApp Story（限時動態）「放負」，或是課堂表現變化，「平時好專心上課抄筆記，（突然）頹頹廢廢咁」。線上線下細心觀察，還要兼顧日常教務，記者不禁感嘆教師工作量甚大。
受嚴重情緒困擾的學生有幾多？屬輔導組的周老師曾跟進有自殺念頭的學生情况，而𠝹手次數頻密的，每級也有約十人。任教Band 1中學近廿年的張老師（化名）則有感近年情緒受困的學生稍增，尤其是成績好、還兼顧課外活動職務的好學生，「突然間有一刻（情緒爆發），我才知道原來他一直以來的壓力都很大」。
兩位老師的觀察是否個別例子？教育局無備存學生企圖自殺或就情緒及精神困擾問題求助的數字，三層應急機制則針對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由去年底起，「第三層」由校長轉介至精神科有逾200宗個案；「第二層」的校外支援個案則共123宗。惟機制以外，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不在少數。根據2018年社聯調查，全港中學社工處理至少近6000宗「精神健康個案」，如今數字或更高，亦未計及沒有社工跟進的個案。
香港學校訓輔人員協會代表、中學校長李建文覺得，三層應急機制有效，尤其「第三層」由校長轉介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予精神科，有助學生更快獲診治。對於教育局長蔡若蓮指機制恆常化涉調撥人手，或影響其他人士使用精神健康服務，李建文認為說法或使人有錯覺，「覺得他們（有需要學生）爭緊人哋嘅資源，但其實每個人包括其他輪候的人，都值得有這個資源」。他建議政府更應審視精神健康服務人手，既然發現有需求，就應想辦法增加供應。
三層機制助提高學校意識
至於「第一層」優先照顧校內有需要學生及「第二層」校外支援，李建文認為作用在於提高學校意識，一來可像做身體檢查般，定期了解學生的精神健康狀况；二來更願意使用校外資源，毋須老師或學校「攬上身」。有些教師覺得自己不是專家，不知怎樣幫，但曾是社工的李建文說，他們可成為資訊來源。教育局學生精神健康資訊網站「校園‧好精神」、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陪我講Shall We Talk」網站分別提供資訊，讓學校及教師參考，方便聯絡合適的校外服務。
隨着社會更關注精神健康，張老師明顯留意到教師發展日的培訓多以此為題，例如觀看電影《年少日記》，再由社工講解介入個案及危機處理技巧。而最近10年，他學校社工的角色亦更突出，即使每兩三年換一次人，社工都積極舉辦活動，甚至參與學生會或不同學生組織的活動，「暗地裏針對一些有特殊需要或情緒困擾的學生，但又不想搞一個情緒困擾workshop那麼標籤」。校內學生普遍知道社工存在，至於會否求助是另一回事。
公務繁重 教師愛莫能助
教育局投放在精神健康的資源絕不算少，去年向所有公帑資助小學及中學（包括特殊學校）提供6萬元「校園．好精神一筆過津貼」，校方可靈活運用。李建文的學校用以增設特別室「幸薈」，讓學生聚會放鬆，張老師的學校則用來搞活動買禮物。
不過，是否投放了資源，精神健康危機就能迎刃而解？「有用的關鍵並不是那6萬元」，張老師續說：「（學生）玩活動是開心，但是根本的問題不解決，其實都是一樣。」
上文提到，周老師會留意學生舉動，發現不妥時多找他們聊天。根據教育局《識別、支援及轉介有自殺行為的學生：學校資源手冊》（《手冊》），如果學生出現顯著轉變或疑有自殺想法，教師可與他傾談，按情况轉介至輔導人員或學校社工跟進。然而在學校環境，教師未必有空間處理。「學校的氣氛太忙了」，張老師有時留意到學生上課時趴在桌上，看似不開心，然而除非情况持續，他不會特別跟進。回想自己在學時，他要找老師很容易，「他們都很願意慢慢花時間和你聊天，現在（這一代）就很少了」。
公務繁重是關心學生的一大障礙，教師唯有盡力擠出時間。「有時太『Chur』都是食住飯傾」，周老師自知不理想，但她小息要當值，放學後要補課至6時，緊急要見的學生卻說放學即走。另一方法是WhatsApp，兩位老師也有用私人時間與學生聊近况。但周老師擔心，日後若結婚有小朋友，下班後或許不能再與學生緊密聯繫。
無援的不止學生
全港中學2019/20學年推行「一校兩社工」政策，能否紓緩教師壓力？實際執行未必容易，周老師舉例有一名學生十分抗拒見社工，有次輔導主任讓社工找她，學生知道後很激動，更大發脾氣。「（她）只想見我那陣子，我覺得有點使命感，但回想起來，出咗咩事都會有些害怕。」
她支援過另一個有自殺想法的學生，出錢又出力尋求醫療服務，但上司不建議她陪診。有段日子學生長期缺課，社工亦無家訪，「那個階段我最感覺到不被支援，我想當時自己也有點情緒」。每當學生沒回信息，周老師都很擔心，「不知道他是否出事了，那段時間我也有點panic（驚慌）」。
教育局的《4Rs精神健康約章》其中一環是人際關係（Relationship），李建文指，教師、社工與學生建立信任關係，對跟進精神健康情况尤其關鍵。他學校有些學生需到精神科覆診，有時社工和教師會陪同，了解用藥情况。縱使是教師工作範圍之外，李建文說校方亦支持，「我們的老師都知道（陪診）有用」。彼此建立了關係，當教師、社工提醒學生食藥，他們都不會覺得是禁忌，甚至聊天時願意多分享。
至於長期缺課的學生，李建文坦言很難跟進，一方面教師沒有時間及專業培訓支援，另一方面學校社工亦未必可以家訪，「敲門他都不一定讓你進去」。因情緒或壓力而缺課的學生不少，而背後往往牽涉家庭因素，李建文認為更應由社署的家庭服務跟進。
培養學生抗逆力 輸掉比賽也慶祝
上文說了很多怎樣在發現學生「出事」後，應對其精神健康需要的舉措，但說到尾，預防還是第一步，正如教育局《手冊》所言「自殺是可以預防的」。局方邀請學校參加《4Rs精神健康約章》，執行《約章》內各項推廣學生精神健康的措施。「4Rs」四大要素包括休息（Rest）、放鬆（Relaxation）、人際關係（Relationship）和抗逆力（Resilience）。
李建文指重點並非有無做、做幾多措施，而是要配合學校氛圍及心態轉變。「譬如有人說『Rest』，那就上少一點課。這是其中一個方案，不是錯的，但不能只是很量化，加什麼減什麼就算數。」他在學校設立特別室「幸薈」，讓學生在此聚會休息，目的是讓師生、同窗之間建立關係，使他們不覺得孤單。
張老師則認為，支援學生的困難在於他們較少主動求助，當教師發現異樣時，可能他們的精神健康已很差。連續兩年有學生自殺離世後，他學校的策略是在每年年底舉辦多些活動，盡量讓校園氣氛歡樂一點。對於沒說出需要的學生，他說教師做不了什麼，唯有讓他們覺得上學是開心的事。
在他任教的Band 1學校，學業是學生主要的壓力來源，但矛盾的是，教師不得不推動他們「操卷」，尤其針對準備應考文憑試的高中生。已知個案尚可作調適安排，但隱性個案或會倍感壓力。李建文認為，愉快學習空間與學業壓力並非二元對立，更重要是培養學生的抗逆力。這種思維要貫徹校園生活，他舉例，參賽是為了成長，就算校隊沒勝出賽事，學校都會慶祝。
開學日「講句早晨」
另一預防方法是與學生建立關係，但教師的忙碌似乎是一大阻力。張老師慨嘆公務有加無減，整個教育界的氛圍很難改變，「很少會聽到校長叫同事，你做少一些公務，多啲去關心同學，得閒傾吓偈」。他說：「如果老師精神都不健康，怎麼會令學生精神健康？」李建文希望社會肯定教師的付出，他們不止要應對學生的精神健康需要，近年頻繁的課程改革、殺校危機同樣增添他們的壓力。「其實都要關心、感激老師，因為所有事情要做得好，其實是靠老師做。」
開學往往是學生壓力高峰，大家都不願看到去年自殺數字再現。9月2日開學日，李建文說幾位教師會站在大門，歡迎學生回來，「唔係第一句就檢查校服，係講句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