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7月下旬，當耶魯大學人類學系的蕭鳳霞教授收到老同事、老朋友Prof. James C. Scott過世的消息時，她剛結束廣州的田野工作、在回港的路途上。蕭教授與Jim（她和同事都這樣稱呼斯科特教授）認識多年，腦海裏裝滿了種種回憶及思念。我最近有幸聽到蕭教授分享了其中的許多故事，可惜因能力有限，只能粗略記下一些。透過這紀錄，希望能讓大家一窺兩位學人的友誼，以及他倆身處其中的學術群體的風采。
s：蕭教授，你什麼時候認識斯科特教授？
蕭：我在史丹福大學念研究所時已讀過Jim的早期著作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深深被他的論點折服。這本書研究緬甸與越南的農民運動，除了指出農民對被剝削的看法，也討論他們發起抗爭不能只從純政治經濟學的、量化的角度去評估，而要注意文化、道德價值觀等因素。當時人類學有類似的思潮轉向，即從比較馬克思的、階級結構的視角往韋伯、福柯的文化視角轉向，我自己也是在相關的探索當中，很自然就被他那本書吸引。
1982年我到耶魯大學任職，大概83、84年大學裏的文職職系員工發起工潮，我與當時一些左傾的學者走去支持他們，並在過程中認識了Jim。我跟他共事40多年，從他身上不止學到跟做學問有關的東西，也有關於對人及社會公義的關懷，真的是亦師亦友。
s：你初到耶魯時與他的互動是怎樣的？
蕭：他反權威的思路極具顛覆性，對自己的政治理念擇善固執。他的學識令人佩服，對很多議題都了然於胸，並能提出綜合的、有機的獨到見解。例如，他在書中用不多的篇幅便能將尤里比底斯、艾略特、巴爾扎克、奧威爾和吉拉斯的思想融會貫通，並在埃塞俄比亞諺語和哈維爾身上找到相似之處，從而闡明他對意識形態、權力和抵抗的看法。我和當時一批同期剛到耶魯的「烏合之眾」從他的言行中得到很多睿見。
當時Jim和一位專研日本的人類學同事William Kelly，還有我，共同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小組有7至8名剛入職的助理教授吧，我們每人枱頭都有一棟沒有好好讀完的書，希望透過讀書組把它們讀完。
我們來自不同學科，包括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比較文學、西方古典學研究等，當然還有人類學。除了讀書，我們有時也會做跨文本的比較。比如有次我們看黑澤明的電影《亂》。在隨後的晚餐，從事莎士比亞和日本研究的同事就電影與莎翁《李爾王》的異同等展開熱烈討論，並聚焦於電影所呈現的人文關懷。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大家印象最深的情節是一場伏擊戰，數百名戰士策騎橫越遼闊的草原，卻被埋伏的狙擊手射殺，而畫面的聲音悄然消退。看着銀幕上默然無聲的屠殺，觀眾感到震慄，突顯了權力、虛榮、野心和貪婪所帶來的悲劇效果。
讀書組成員的研究涵蓋不同地域，像Jim研究東南亞，我研究南中國，William研究日本等，而這個跨地域、跨學科的讀書組，延續了差不多10年之久。要知道在1980年代至90年代初，西方在經歷60年代、越戰等之後，學術及政治思潮有很多新的取向，特別是來自歐陸的批判理論。我們這幫人很想超越既定的觀念和研究方法，進而理解這急速驟變的世界，一邊讀書、一邊教學、一邊實踐。我們從Jim這名「大哥」及彼此身上悟到很多新理念，在當時能有這樣的同伴和經歷，我實在十分幸運。耶魯也為我們提供了非同一般的知性環境，在惠特尼人文中心（The Whitney Humanities Center），經常有傑出學人來往交流，包括人類學家古迪（Jack Goody）和Clifford Geertz。
我清楚記得文化歷史學家Natalie Davis的著作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於1982年拍成電影。她以細緻釋讀現代法國早期歷史檔案、發掘被邊緣化和遺忘的聲音而聞名，並視普通人的日常追求、大眾心態和社區活動為歷史變遷的力量。讀書組有幸聽到她在這方面的洞見。我們也乘意大利文化歷史學家Carlo Ginzburg來訪的機會，晚上在我家裏聚餐時一起讀他的The Cheese and the Worms。這本膾炙人口的微觀史著作於1976年出版，描寫16世紀一個小鎮磨坊主人的宇宙觀。他關於生命起源的觀點過於激進，對教會建制構成威脅，最終導致不可挽回的厄運。我們在這樣的氣氛中反覆辯論不同的想法，為自身的學術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礎。
s：那學術上你和斯科特教授的互動碰撞又是如何？
蕭：如果我們有哪些差異，概括來說就是政治學的訓練讓他較着眼於國家的壓迫與底層的反抗，特別是他早期的學說。但對我來說那較機械、太對立了。我了解他總心繫弱小，那是他的人文關懷所在。或者說，我更看重國家壓迫與底層反抗中間那一層又一層的關係與肌理。福柯也研究權力，但他的研究着眼於國家、政府以外。我們的身體、語言甚至想像（imaginations），其實都是被權力所模塑着。
比如在華南的研究中我便看到，王朝的力量去到地方呈現為宗族。對很多學者來說宗族就是去看祠堂、族田，看到一些人在祠堂裏組織各樣事情。但對我來說，權力的操作更多樣、更細緻。「宗族」和「宗族的語言」是兩回事。為什麼有一些宣稱自己是大族？有些則被看成是雜姓、水流柴？這都是權力語言（Language of Power）的作用。權力不止是在國家政權層面，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壓迫性的關係。
我在田野也觀察到，在地的民眾也不止是純粹的抵抗者或受害者，也會存在着因不同原因而與國家的合作、或我稱之為共謀的情况。這又與人民把國家的視角融入自身、我稱之為國家的內捲化有關。在我看來，所謂壓迫與反抗，其實有着更複雜細緻的內容要去辨識。
s：但斯科特教授後來的研究好像又有些轉變？
蕭：Jim受文學與人類學的影響很深，也看到軟性、細微的部分。他後來的幾本名著，像Weapons of the Weak及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等都愈見這些視角。比如他談歷史的成王敗寇，其實便是權力語言的運作，有什麼被記住了、有什麼被消音了。又或他在Weapons of the Weak一書中談到馬來西亞農民在與地主談判時，會批評地主「不是好的穆斯林」，因穆斯林中有charity的想法，但地主用的新機械卻令農民連地上的穀碎都不能撿拾得到。農民會用這些公認的文化話語來爭取權益，而不一定是以我們一向理解的階級衝突的方式。他也認識到國家權力的局限。在Seeing Like a State中，他有力地批判了國家由上而下的種種構想及其對現代性和發展的過度自信，指出這些構想未能認識到在地有機的、豐富多彩的人文景觀。
在這裏能看到不同學科、專業視角的相互影響。Jim的一些重要概念（如隱藏的文本、弱者的武器等）、我們的一連串研究，其實都是在看普通人、底層在無力、被強權壓迫時，如何找自己的空間。
s：你對斯科特教授有什麼印象？可分享些相關的故事麼？
蕭：他很隨和，不拘小節，非常貼地。2010年1月，我以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的名義邀請他來分享他當時的新作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為了讓他住得舒適點，我們本來幫他訂了一個在蘭桂坊、好一點的酒店。怎料到了講座前一天一直沒有他的消息，打去酒店查詢，前台卻說這位客人沒有入住。我們不知道他跑去哪兒，大家心焦如焚。誰料到第二天早上他施施然的給我打電話，告知他自己去了住一家較便宜、條件較差的旅館。我說：「Jim，你那麼高大，怎能住那麼小的房間？」他聽罷只笑笑口說，那請他吃頓好的吧。我跟Jim說那太容易了，但他要預留一年的時間在香港，保證每天換一家餐廳讓他吃個夠。可惜今天的香港已變了樣，要是他還在，我也沒有信心再向他作出這樣的承諾了。
說到吃，他也很喜歡吃香港的蛋卷。每次我從香港回耶魯都會帶些老字號的蛋卷給他，他總會趁着在人類學系一些課程的休息時間走來我辦公室品嘗，不但吃得津津有味還弄得滿地碎屑。但他也是個很看重公平交易的人，偶爾會送些自己農場的雞蛋給我作回禮。近兩年我不怎麼收到他的雞蛋，有次我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農場裏的母雞已老，不再下蛋啦。
s：原來斯科特教授還有自己的農場……
蕭：他對有關「農」的一切都很有感情，所以我們後來一起發展的課程叫Agrarian Studies，不止談農耕或農民，而是所有與農有關的東西，包括生態、世界觀與價值，廣義地、全面地理解背後相關的議題。約莫在1991、92年左右，Jim希望把在讀書會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討論「制度化」，他申請到一些資源創立了迄今仍在運作的Agrarian Studies Program，透過研究、教學、培養新一代學者等，持續推動相關的跨學科思考。紀錄片In a Field All his Own對這段歷史有很好的記錄，有興趣的話可在網上找來看。這部紀錄片的製片人Todd Holmes曾評論：「過去30年，這種跨學科精神使耶魯大學的農業研究課程成為學界最令人興奮的其中一個智性生態系統。對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該課程是出格思想的天堂。在這裏，衝破壁壘、打破界限、反其道而行被證明是常態，也是一種成人禮。」
在課程中我們開設了一個由團隊帶領的研討班，第一年就吸引了59名研究生選讀。我們很享受這種智性的饗宴。除了固定的課堂外，課程還會邀請博士後研究人員參與，並每周安排訪問學人出席研討會。研討會通常第一個小時先由學生講評與提問，然後才由講者回答與申論，而每位講者都會得到一個拖拉機鑰匙扣作為紀念。Jim農場的鴨子很多時在春天下蛋，講者如在那時做分享還有機會得到一顆作禮物。有次我向講者提了一個愚蠢的問題，卻得到一顆大鴨蛋作回報，害我花了3天才吃完。我們曾召開過一次以「雞」為主題的學術會議，論文涵蓋了雞在中世紀歐洲的地位、中國的肯德基現象等，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話說回來，Agrarian Studies Program在耶魯大學聲名鵲起，吸引全球優秀學生入讀。30年過去，這課程仍蓬勃發展，年輕一代學者接替Jim的領導重任，其中包括人類學者K. Sivaramakrishnan、政治學者Elizabeth Wood、歷史學者Paul Sabin等。
為了將理論付諸實踐，Jim在自己的農場飼養各種動物，其中有綿羊、幾隻臭脾氣的山羊、幾隻饞嘴的蘇格蘭高地牛，還有豬、鴨和雞。他每年都會邀請學生為農場的綿羊剃毛，並把羊毛送到緬因州織成又薄又暖的毛氈。我也送了兩條給我在港的媽媽。當年我還驕傲地跟媽媽講，這些應是100%羊毛，因為我認識那隻羊！聽說有次他因與一位同是教授的好朋友有些小爭執，把一隻小豬漏夜放進了那同事的辦公室，我們不難想到那位同事隔天早上的反應！
s：他的動物有很多用處呢！
蕭：話說我在1989年要評終身教職（tenure）了。當時我有點不務正業，忙着出版文學的文集，只發表了一本人類學著作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及一些論文。Jim叫我不用擔心，還說如果大學不給我終身教職，他便發動農場裏的豬羊雞鴨等到副校長的辦公室，惡搞一番。
後來我順利拿到了tenure，但一直不敢肯定Jim究竟有沒有做過威脅副校長的事。今年3月耶魯的同事們為Jim舉行了一場電影放映會，之後與他一起晚餐。我在席上問他當年究竟有沒有「行兇」，他笑笑說當然沒有，這讓我對自己挽回了一些信心！不過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很遺憾。
s：斯科特教授的研究，與香港及至華南地區有什麼關係麼？
蕭：上邊提到我在2010年請他來分享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這書把Zomia這概念發揚光大。Jim透過Zomia談東南亞的山地居民，如何為了逃避課稅及國家管治走進山裏生活。我在聽他分享時，當即聯想起「無皇管」的九龍城寨，也想起了2000年後我一直在研究的廣州城中村。
你知道隨着廣州的城市發展，這些位處天河的農村便被城市包圍起來，但因為村集體和戶口的制度把幾代農民困在村裏，但改革開放後城市地產的發展又讓這些農民從中得到巨大的經濟利益，繼續與在毛時代形成的村集體綑綁在一起。這些城中村對政府來說也相當棘手，因他們對那裏的管治也不是那麼有效。疫情後期廣州的城中村問題很多，政府的防疫措施無法完全落實，因為政府根本不知道那裏住了多少人。我總跟Jim說，如果想看Zomia這種嘗試擺脫國家管治的案例，不一定要去「山旮旯」的東南亞山區，來廣州市中心便可！
s：那他去過城中村麼？
蕭：他去過北京講座演講，但沒有隨我們團隊去廣東的城中村，這也是我們的遺憾吧。就珠三角他只是從我們的研究中去了解。
不過這不代表他沒有洞見。我記得他在就我的一篇論文〈宗族、市場、海賊與疍民〉（作者按：文章收入蕭教授的著作《踏跡尋中》）給予學術反饋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文章在談明清的大沙田開發時海闊天空，不太看得見國家機器的身影，但其實王朝、國家無處不在。確實如此！當時怎樣判定誰是陸上人、水上人、海盜等的不同身分？為什麼同樣的水上人有時被理解為能參與貿易運輸的「船戶」，有時則被指為海盜？在岸上擁有耕地，交了稅、建了祠堂的族群又是從哪來？這些當然是權力語言的操作，而背後反映着的便是國家、市場、 宗族、士大夫意識形態，以及不同社會階層交錯的權利談判角力。
s：我知道你與團隊近年開始從水（water）、水域等的角度進行這區域的研究。這部分與斯科特教授及他的研究有什麼關連麼？
蕭：過去一段時間，我和團隊看到主流的學術也好、政府也好，在談這地區的政治、文化、社會時都是從陸地（land-based）和行政區域的視角出發，包括特區政府關於大灣區的講法亦類似，較看到硬件，卻不那麼看到流動的人與較不可見的、難以量化的文化動力。
但如果我們用海洋、水的角度去看，又會怎麼樣？當我們以動態的、結構化過程為主的分析視野來貼近眾多變動不居的研究對象時，對他們便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前一階段我和同事透過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3冊的Asia Inside Out，從時間、地點和人物3個維度講跨海洋的連結與變化，從新定義亞洲。在這基礎上，我與團隊在弄一個Delta on the Move的項目，把同樣的視角放到華南。這是一個較新穎的視角，在研究上也是十分具挑戰性。不斷移動的研究對象，我們怎麼去把握？這在方法論上已有很多要創新的地方。
兩年前我們準備向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申請資助時，Jim與我們開了個兩小時的Zoom會議，給我們提出建言。不過，可能這課題的想法太前衛，又或是有這樣那樣的瑕疵，申請最終得不到RGC的支持。目前我們在以其他的資源繼續推進這事情。
Jim雖然過世了，但他尚有一本談水的作品快將出版，叫In Praise of Floods: The Untamed River and the Life It Brings。儘管他這本書談的不是中國，但我覺得這種對水、流動性的關注，在學術上完全可以和Delta on the Move及類似的研究對話與碰撞。
s：你覺得斯科特教授的思考，對今天的香港有什麼啟發？
蕭：由於Jim研究的地區與議題跟香港相差甚遠，兩者很難簡單的相提並論，但他提出的理論確實也有其普適性的一面，我今天就談兩點。
首先，Jim提醒我們要意識到在表面現象下有着千絲萬縷的暗流及關係。我們要意識到，很多的概念、講法、標籤等其實都是權力、文化、歷史運作下的產物，但它們不是必然的，只要條件一改變、變化便會發生。現在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乃至全球的媒體空間亦面臨空前未有的變化，就社會現象、概念討論的空間較往日更為浮淺，我們更應提醒自己不能只看表象。
其次，Jim在Weapons of the Weak和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中，談到歷史上有關服從、抵抗、霸權等問題。他在馬來西亞色達卡（Sedaka）農民身上看到「一大批不同取向或形式的行為」， 這些行為介乎「謹慎的反抗和處心積慮的順從」之間，這取決於從屬者所處的環境。在權力面前人們有着不同的反應，有人認命，有人順從，有人選擇反抗，有人參與共謀。但Jim反對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將順從等同於虛假意識和霸權的想法。相反，雖然精英的「公開文本」可成為「權力的舞台」，但「隱藏的文本」才是弱者真正的武器。在日常的恭順背後，人們可能發現憤怒與蔑視。當環境發生變化，又或當從屬者被迫到道德底線以外時，這些情緒就會爆發為直接的反抗和衝突。他認為最讓掌權者感到困擾的，是那些真誠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s），他們要求精英嚴守合法性要求的標準，並尋求替代性的世界觀和制度變革，也永不妥協。
s：斯科特教授最讓你懷念的是什麼？
蕭：他的無私、他的謙卑……
Jim多次在簽書時寫到，是因為別人（作者按：指行動者、抵抗者等）的堅持、追求與勇氣，讓他的書寫有了意義。我的同事告訴我，在Jim離世前幾天，他仍心繫關心多年的緬甸局勢與當地的抵抗運動。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做學問不止是看他的書的內容，還要看他做學術的過程與方法，以及當中承載的價值與委身 。
Jim教會我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除了ideas are bulletproof以外，良知亦然。這和哈維爾談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是如出一轍的。沒有人能拿走人們腦海裏的理念、心裏的良知吧。
後記
一段超過40年的友誼，究竟是怎樣的五味紛陳？蕭教授在回憶斯科特教授的過程中，臉上不時掛上歡樂的笑容，目光總是流露出溫暖而堅定的眼神。也有那麼幾刻我看到蕭教授稍稍跌進了回憶的思緒中，讓我感受到她的傷感與動情。
這次有機會把蕭教授與斯科特教授的友誼以訪問的方式呈現，讓我既喜且驚。喜者，有機會聽到這樣的故事當然是機會難逢；驚者，由於學識及能力所限，實在擔心未能把握好箇中要點。在整理訪問時我確實面對了不少困難，感謝蕭教授與余國良博士在過程中的協助與支持，以及對我的包容。
在結束訪問的路上蕭教授說，因着這訪問她也記起了更多與Jim的點滴。她說Jim很humble，但也跟她說他們在耶魯教的內容，其他學校可能要5年後才開始教授，意味着他也意識到自己與團隊的開創性。我相信蕭教授對和斯科特教授上了艘大家一起建造的「賊船」不但毫不後悔，更是倍感驕傲。她和斯科特教授以至一眾同儕的友誼，不單她們會銘記於心，也會繼續啟發着許許多多的後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