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對我嚟講，『粵語書寫』唔係一種語言文體，而係香港作家嘅書寫策略，係美學同文學層面上嘅需要。佢更加似作家選擇使用嘅修辭手法——將『粵語書寫』替換做『論香港小說和新詩的明喻或暗喻』都可以，呢個概念唔係大家想像咁高大上。」《都市大調與不能漏掉的佳作：論香港粵語書寫》（下稱《都》）作者陳澤霖如此道。那麼「粵語書寫」到底是何物？又有何原因要提出一個新的概念詞？
看似「小調」的「大調」
近年各種提倡「粵文」的組織湧現，縱然各家對「粵文」的定義不一，但似乎追求全粵語寫作的「粵語文學」成為了被社會主流認可的「大調」。此書不用近年熱門的「粵文」為關鍵詞，反而以包容性更強的「粵語書寫」為論述核心，強調粵語本身的混雜性。對他而言，看似「小調」的混雜才是論及粵語書寫的「大調」：「我哋用嘅語言同所處嘅環境本身就好混雜，甚至冇一種語言係純粹嘅。」
「研究咗粵語書寫8、9 年，發現大家一直以為用廣東話寫成嘅嘢就係『粵語文學』，但呢個term本身可能係偽命題。」他提倡「粵語書寫」的原因，是現今社會對文學中粵語運用的理解有很多漏洞。論及粵語文學，我們會自然地從語言文體的角度思考；如果認為英語文學必須全由英文寫成，那麼粵語文學的邊界又該如何界定？相對於採用論述空泛，而又可能會造成誤解的「粵語文學」概念，他選擇透過文本細讀，重新發掘香港作家如何以粵語書寫作品：「因為有一堆作品用咗咁嘅語言，然後我先可以歸納粵語書寫係點樣嘅語言運用模式。」
陳澤霖從社會上三種強調純粹或正統的粵語概念講起——正音、正字、「正確或完整」的粵語書寫——語音會變化，書寫形式也會改變，正如以往的人會因有音無字而造字。「大家追尋正音正字，或許係想搵番某種傳統、某種根源。社會好多人想幫粵語建立歷史基礎，好似唐代已經有粵語，普通話、白話文五四之後先有等等，令大家相信粵語係『正統』。」他指自己會刻意避免這種民族主義色彩太強的比較，他認為這十幾年來香港人對粵語的語言危機意識或許令大眾把粵語書寫當成一件很大的事情，但同時也會陷入盲點，將自身的語言使用習慣視為「正統」，並用各種方式樹立其地位。他提起近來Threads的「支語刑警」風潮背後，正是各地華文社會之間排他的語言思考，而「『全』粵語書寫」的邏輯同樣是要排擠非粵語元素。如此一來，外來語以至和白話文共用的粵語用詞，是否亦要加以排除？
實際上，香港人接受白話文教育，現代漢語語言觀制約下的口頭和書面粵語會有所不同；即便是白話文，合約、電郵和便條等文類，在文體及語言質感上也會有一定的規範。所以他認為「『全』粵語書寫」雖然可以是一個被提倡的標準，但實際操作上未必成功，而包容各種語言元素、以作者書寫策略為本的「粵語書寫」則是更貼合現實的說法。他說大眾語言的運用往往以達意便捷為首要考慮，而且現今大眾已能直接用不同語言溝通，語言混雜是趨勢，也是定局。
問及為何未在書中收入在網誌及《明報》討論粵語書寫的文章，他指本來打算以此為基礎重寫一篇綜述香港粵語新詩的論文，無奈茲事體大，唯有忍痛割愛。他原本希望討論舒巷城、飲江、游靜、枯毫的詩作，以及施勁超的翻譯詩，甚至Nicholas Wong的英語詩，「如果『粵語書寫』係一個書寫策略嘅話，點解唔可以包含外語——只要用到粵語，或者佢喺作品入面成為重要嘅語言元素，就值得被研究。」這更見他強調的「粵語書寫」，不是狹義上的文體語言，而是一種內蘊美學、語言混雜本質在內的書寫策略，或者說——是一種書寫的思維模式。
文本細讀之必要
此書出版的起點是陳澤霖一直進行的「粵語詩賞析計劃」，希望透過強調文本細讀的方式，扭轉大眾對粵語書寫的刻板印象。《都》本以飲江、蔡炎培、舒巷城、游靜與崑南新詩的粵語書寫評論組成，書名也從這些詩人的詩集名稱抽取而成。但讀者如讀到目錄，會發現此書最後只有舒巷城和飲江作品的研究。「由研究飲江開始，我發現香港文學其實有一系列我覺得有意思、以粵語寫成嘅作品；而大家一講到粵語，就一定會講佢係低下階層嘅語言、有生活感，但我覺得唔止係咁，其實仲有好多值得我哋探究嘅嘢。我哋探尋嘅，唔再單單係粵語書寫嘅可能性，更加係我哋可以仲可以用粵語表達咩內容同情感。」
他在書中第三章分析舒巷城在不同文類使用的語言模式，他笑言舒巷城的粵語書寫相對其他當代詩人來說較為拙劣，為粵語詞彙加上註釋和引號時也沒有一致性，文學價值看似不大；對比其他地區的方言文學，就像金宇澄自己不會標榜用上海話寫《繁花》，香港作家卻會長篇大論說明以粵語書寫的原因，好像用了粵語就很離經叛道，須使之變得合理。而追溯歷史，1950年代以前似乎沒有一個像舒巷城那樣同時具備論述和實踐，以及對不同文類作粵語書寫試驗的作家。舒巷城在冷戰時期面對南洋市場，在不同作品選擇以粵語書寫，試圖教化當地讀者，也間接提醒我們通過研究文本自身的語言特色，才可發現粵語書寫的可能性和發展空間：舒巷城如是，書中第一章論及的董啟章、劉綺華和陳浩基等小說家亦如是。「你可以因為政治而用粵語書寫，但唔代表你嘅語言運用就一定係代表或完全反映政治立場；語言運用更關乎作品整體嘅美學及讀者市場上嘅思考。」作品中呈現粵語、白話與外語並存的混雜語境，是作者在創作中慢慢積累的結果。「呢十年大眾希望透過粵語展現民族意識，唔同嘅論述相繼而生，但究竟大家係保衛緊粵語，定係以粵語為工具保衛『民族』呢？我嗰陣反而成日諗『why not?』——點解粵語唔可以作為少數，但同時好powerful？」
「定論文題目嗰陣，大家都會話因為冇人研究所以可以做。但老師又會話冇人研究嘅題一係好難做，一係就冇研究嘅價值。咁到底要點揀呢？」他指開始研究粵語書寫時，發現當時學界只有語言學的討論，文學和文化方面，則以李婉薇和程美寶等從歷史文化切入的研究為主，而自己則主張基於文本細讀討論語言和作品美學特點的研究進路。書中第一章〈在引號和注釋之間：當代香港小說粵語書寫呈現形式管窺〉，便是最好的展示：他從三組文本的細讀歸納出香港作品在面對中港台市場時使用粵語書寫的不同形式，尤其是引號和註釋上的不同。「對我嚟講，粵語書寫必須要以咁樣嘅研究方式先可以接觸到佢最深層嘅嘢。」
用資料講一段粵語書寫小史
《都》副題為「論香港粵語書寫」，但細讀下來不難發現「粵語書寫」在書中後半相對缺席。編輯李卓賢（阿修）卻認為書末兩篇討論本地報刊新詩專欄的論文才是此書成形的基石：他指陳澤霖嘗試跳出政治版圖，從文學生成的場域探討專欄如何成為詩人探索語言適性的園地，建構流轉於報刊之中的新詩發展史。可是，這些研究與粵語書寫的關聯在哪裏？
「有時啲人會問：『你研究作家點解用粵語書寫，咁你有冇諗過點解佢哋唔用粵語書寫？點解用白話文寫？』」對於書末兩章未提及粵語書寫的質疑，陳澤霖反以一個反問回答。他順着這個推論，指出即使這兩章好像沒有直接提及粵語書寫，但透過分析香港文學發展的脈絡，大家便可發現香港文學是在作家吸收外來或本土的文化養分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而粵語書寫可能也是如此建構起來。1950年代的《香港時報．詩圃》與《華僑日報．新雷詩壇》，前者以本地文人為主、引介西方作品，後者則以南來文人和五四白話新詩為主；各自延續到1970年代，分別間接地為《香港時報．文與藝》中的《詩潮》與《焚風專頁》所繼承。1950年代的「本土」到1970年代得到進一步發展，而早期的文藝青年變成文藝「中年」，再面對新一批的文藝青年，陳澤霖認為他們的碰撞漸漸令我們理解「本土可以是什麼」。由此回看粵語這個我們經常覺得很本土的東西，也許會發現它的「本土性」未必那麼理所當然。
事實上，陳澤霖在書中另一部分則提及舒巷城曾在《明報》副刊刊登糅合現代漢語、粵語和英文的雞尾詩——原來粵語書寫在報刊並不缺席！這又與第四、五章隱隱角力。不論是舒氏以打油詩贏得《大公報》徵文比賽的資料，還是重要如「粵語書寫」的概念闡釋，盡在此書的註腳之中。「我寫註釋有時比正文更用力，本來文章投稿有字數限制。另外因為好多人淨係注意正文，但我相信有心嘅讀者會仔細睇註腳，所以就將我個人嘅研究思路擺喺入面。」書中研究飲江詩作的章節本來是他的本科畢業論文，後來轉向以資料為基礎的報刊研究，寫下了書末兩章——最後兜兜轉轉回歸了粵語書寫研究，在編輯阿修申請藝發局新苗計劃籌備出書後，才寫成書中研究舒巷城，以及小說裏粵語註釋與引用的章節。全書書寫的順序和章節排序剛好相反，某程度上也是對讀者的挑戰：瓦解「純正」粵語書寫的神話過後，需要一步一腳印與陳澤霖走回到文本與資料裏頭，發掘香港文學粵語書寫和「本土性」的真實面貌。
繼續眾聲喧嘩
「如果你真係要界定，粵語書寫呢個研究課題似乎介乎語言學同文學之間，但兩邊又好似唔太接受對方。大家成日都話跨學科，但呢個in-betweenness好似令粵語書寫，又或者香港文學嘅書寫語言討論變得好邊緣。有人研究方言學，有人研究文學，但研究文學裏面的方言？好難講，或者大家唔太覺得係一回事，因為文學語言從來好像不是文學研究的一部分，語言學都唔會特別研究文學作品，因為要研究日常語言，從中想搵語法同讀音嘅pattern。」一顆落石激起淼淼潮音，《都》成為連鎖書店選書，更打入獨立書店的暢銷書榜，定調相對嚴肅的論文集可以有如此佳績，殊實不易。然而，陳澤霖坦言自己並未因為打破論文集的「票房毒藥」定律而感到興奮，甚至憶起早前因為覺得寫作太大壓力，曾把編輯們的群組對話靜音，直到出版前不久才解除封印，如今更似是放下心頭大石。陳澤霖亦直言出書前並未祈求暢銷，只願覓得知音人；如今銷情不俗，比起自身在研究中花的心力，更歸因於議題恰巧符合大家的興趣。出版後得到不同讀者的正面反響令人欣喜，他卻希望有更多人因此投入研究：「做學術最勁嘅唔係為咗『擁有』某個領域嘅話語權，而係能夠令其他人覺得你研究緊嘅嘢有意義，繼而加入。有時我去講座、研討會發表後冇人畀comment，因為佢哋可能覺得呢啲語言運用好理所當然。唔係『無敵最寂寞』，無人同你討論，先係最寂寞。如果我哋開咗個頭，係咪就可以多啲人傾、多啲人做？」陳澤霖提到此書只是相關論述的初步整理，但既然「粵語書寫」可以視作香港作家主動採取的書寫策略，相信也可以「一理通百理明」，會通成研究其他方言文學的框架。
說起出版後的打算，陳澤霖反而先說起以往數年研究時面對的困境：「當有人問我研究啲咩，我直接講研究『粵語文學』，因為『粵語書寫』要解釋的太多，就等同有人問你讀中文系出嚟做咩，多數都會費事解釋，我直接答『做老師』。」「我呢本書強調咁多嘢，最終目標係想大家重新諗清楚究竟我哋寫嘅廣東話，同埋我哋嘅語言觀念係一回乜嘢事。」或許如同陳澤霖早前和飲江在艺鵠舉辦的新書發布會題目一樣，我們都能從「啋」一聲開始，將之前學過的、記過的、寫過的暫時放下，𦧲口水講過。「不要以混雜語言為恥，也不以粵語書寫為恃」，它就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的本貌，發掘當中的美學、繼續創作好的作品，便是支持粵語最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