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以色列星期六轟炸伊朗，就伊朗10月1日向以色列襲擊報復，兩個中東大國數十年來的明爭暗鬥，演變至今會否發展成全面戰爭，全球屏息以待，但沒人說得準，倒不如趁機讀讀歷史，看看為何會走到這個地步，而歷史又是否有另一種可能？
歷史文化淵源深厚
上星期在以色列跟伊朗劍拔弩張之際，我卻在以色列《國土報》讀到一篇有趣文章，名為Jews and Iranians have more in common than they think（猶太人跟伊朗人較他們所想的有更多相似處），談到以色列跟伊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令人暫時忘卻現實中兩國如何水火不容。撰文的是歷史學者Ofri Ilany。他提到以色列最近出版了一本歷史著作，作者是在德黑蘭出生的Esther Shkalim。該書用不少具體例子證明，猶太人逾越節這個重要節日中很多傳統，其實都是模仿古代波斯慶祝新年Nowruz的傳統。
猶太人在公元前597年被巴比倫滅國流放，波斯帝國消滅巴比倫後，讓猶太人回到故土，猶太教的形成正值該段時間，古代波斯文化和宗教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祅教）對猶太傳統和宗教的深遠影響在學界早已為不少人提出。Ilany說，但在學界之外，波斯古代文化對猶太教的影響鮮為人知，原因既是因為瑣羅亞斯德教在伊朗早已銷聲匿迹，也因為伊朗不被大多數猶太人視為榜樣。他寫道：「以色列和伊朗目前正在以具體戰爭的形式進行對抗，是這段悠長歷史的另一章。但從歷史的長遠眼光來看，謙遜是有其必要的。」
同面對阿拉伯世界敵意
伊朗跟以色列的歷史淵源深厚，伊朗對猶太人寬容，曾是中東第二大猶太人聚居地，兩個民族都以自身的長遠歷史文化為傲，即使伊朗公元7世紀伊斯蘭化後仍無改對波斯文化的自豪，兩國同樣面對阿拉伯世界的敵意。以色列1948年立國時，首任總理本—古里安提出「邊陲主義」（the periphery doctrine），主張與非阿拉伯國家及少數族裔建立密切關係，以抗衡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在冷戰時期跟土耳其、伊朗、埃塞俄比亞等非阿拉伯國家建立了密切關係，視伊朗為「天然盟友」（natural ally），當然，伊朗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後令以伊的聯盟關係生變，但以伊並不就此一刀兩斷。美國伊朗裔學者Trita Parsi在2007年出版的Treacherous Alliance: the secret dealings of Israel,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暫譯：《背叛聯盟：以色列、伊朗與美國的秘密往來》）對以色列、伊朗及美國的錯綜複雜關係描述得最為透徹。
伊斯蘭革命與人質危機
不少分析伊朗跟美國、以色列的關係都以1979年伊斯蘭革命為分水嶺。英美1953年為了石油利益，也為防範伊朗倒向蘇聯，策動軍事政變推翻伊朗民選政府。1979年前，美國視伊朗為抗衡蘇聯的重要棋子，支持伊朗國王巴列維專制統治，但伊朗民怨沸騰。1979年2月巴列維王朝被推翻，伊朗教士霍梅尼回國。美國10月批准巴列維入境就醫，霍梅尼大怒，煽動社會反美情緒。11月4日，伊朗激進大學生闖入美國大使館挾持超過50名美國人質，事件一直至1981年1月20日才結束，歷時444天，是美國總統卡特未能連任的一大因素。
在人質危機期間，美國自然想盡辦法營救人質，要孤立伊朗，但以色列的考慮卻複雜得多。即使在伊斯蘭革命之際，以色列官員雖然對是否干預挽救巴列維王朝意見不一，但雙方都同樣在「邊陲主義」視角出發，無法接受伊朗不是盟友。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經常以煽動言辭攻擊以色列，質疑以色列的存在，但以伊仍然可以做交易。
地緣政治下的天然盟友
Parsi稱，霍梅尼高舉反以色列及撐巴人的宣傳，為的只是爭奪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應付阿拉伯世界的敵意，但當面對國家利益時卻「身體很誠實」。例如革命後僅數月，以伊關係已破裂，以色列仍提出歸還數輛伊朗前政權運往以色列翻新的美製坦克，伊朗亦接受。這是因為伊斯蘭革命並沒有改變地緣政治現實：兩國繼續面對同樣的威脅：以色列雖然跟埃及修好，但仍然面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敵意，包括伊拉克，跟伊朗無異；至於伊朗，雖然推翻親西方政權，但對蘇聯亦有戒心，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加深伊朗的危機感。
1980年初，人質危機爆發僅數月後，伊朗便派人訪問以色列討論軍售，以及針對伊拉克核計劃的軍事合作。以色列總理貝京批准向伊朗提供幻影戰機輪胎及武器。此舉令卡特大怒，暫停向以色列出售備用零件。1980年9月，伊拉克入侵伊朗，為8年兩伊戰爭的開端。伊拉克入侵伊朗3天後，正在訪歐的以色列外交部長達揚（Moshe Dayan）舉行記者會，敦促美國忘記過去，協助伊朗維持其防禦能力。但當時人質危機尚未解決，美國怎可能忘記？
根據特拉維夫大學Jaffe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統計，1980至1983年期間，伊朗從以色列購買的軍火總額超過5億美元，大部分以石油來支付。特拉維夫大學伊朗專家David Menashri稱，整個1980年代，以色列沒有出現「伊朗威脅」論，反而不少以色列政客仍然視伊朗為以色列的天然盟友，相信霍梅尼不可能一直控制伊朗，更游說美國勿孤立伊朗，跟伊朗保持低調接觸才符合西方長遠利益。美國列根政府對伊朗的態度較卡特軟化，後來更爆出「伊朗門」醜聞。為了營救遭真主黨綁架的美國人質，美國在以色列穿針引線下跟伊朗接觸，向伊朗秘密售武，事件揭發後重擊美國威信。
當然，以色列支持伊朗也是出於自利考慮：兩伊兩敗俱傷對以色列才是最好的結局；而伊朗亦沒有放棄針對以色列的部署。但這段歷史卻顯示兩國可以跨越意識形態分歧作務實交易。不過，隨着冷戰結束蘇聯威脅消除，1990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大幅削弱伊拉克實力，加上美國推動以巴和平進程，令以色列調整戰略。
中東新秩序下關係遽變
據Parsi分析，以色列眼見美國跟阿拉伯世界修好，必須維持自己是美國在中東重要盟友的地位，以免在中東新秩序下失去話語權。Parsi觀察到，當時總理拉賓開始把伊朗描述成威脅，1992年克林頓方勝出大選，拉賓政府便開始放話，試圖游說克林頓政府不要聚焦伊拉克，而應該聚焦「頭號敵人」伊朗。以色列的轉變之迅速叫部分美國官員吃驚，畢竟拉賓不久前才勸美國跟伊朗改善關係。但伊朗這段時期真的更具威脅嗎？Parsi認為並沒有，只是因為隨着其他威脅消失，伊朗在以色列的威脅認知中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至於伊朗亦跟以色列一樣擔心在美國主導的中東新秩序中進一步邊緣化。霍梅尼1989年逝世，伊朗領導層曾向美國示好，希望參與以巴和平進程，不過美國沒有理會。後來，以伊之間的明爭暗鬥愈趨激烈，這已是後話了。
且由現實政治回到猶太人跟伊朗人兩千多年的歷史淵源。上文提到Ofri Ilany的文章，他提到瑣羅亞斯德教的二元論將世界劃分為純潔與不潔、善與惡的絕對對立，影響猶太教及現今伊朗。他甚至認為猶太人跟伊朗兩個民族都因此表現出道德自戀和過度自信，從而走向危險的對抗，最後呼籲「最好是冷靜下來，不要跳進篝火中」。不過，1980年代的歷史卻顯示以色列跟伊朗並不是盲目受制於意識形態。最壞的情况是否仍然可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