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台灣作家朱嘉漢以小說《禮物》出道時，被駱以軍稱為新一代文壇小說怪物，以後設的形式交代4名台灣學生在法國的留學故事和他們集體創作的小說。其後，他以不同的台灣歷史人物為原型，陸續創作出《裡面的裡面》和《醉舟》，用小說去叩問人的記憶與遺忘。至於今年4月出版的長篇小說《金月蓮》，以阿金、月娥和惜蓮這3個人物為敘事主軸，串起一個關於幾代人的家族故事，也是最靠近作者的一本書。
「這個故事在我心裏蠻久了，它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東西。」問及《金月蓮》的創作契機時，朱嘉漢憶起大概是在2012、2013年期間。那段時間他開始創作小說，嘗試寫了3個短篇小說，而其中一篇就是《金月蓮》的雛形。不過，他又坦言那時候還不知道這個關於自身的家族故事該怎樣寫，只是把所有的材料塞到一篇短篇裏，自覺沒有寫得很好。於是，這個故事被他放進抽屜裏，等待時間的發酵。
直至《禮物》、《裡面的裡面》等小說相繼成書出版後，他覺得自己已經知道這個題材該怎樣寫，也具備了相應的小說技巧。於是，他在2020年的夏天開始執筆，將曾經的記憶材料重新編排，決意寫成一本人物命運彼此交連的長篇小說，取名《金月蓮》。
阿金的故事，失落的一代
阿金是《金月蓮》的開篇人物，他以遲暮的身影出現在讀者眼前，時而沉醉在昭和時代的歌曲裏，時而恍惚想起當兵的日子。他生於1921年，在日治時代的台灣長大，年輕時曾經參與二戰，是一名台籍日本兵。另一方面，阿金當兵前娶了阿琴做大房妻子，回來後遇上酒家女月娥，替她贖身，作自己的細姨，維持着一個充滿暗湧的複雜家庭。
朱嘉漢指出，小說角色阿金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有一個作為參照的原型人物：「那就是我的外公，他與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成長的年代相若。那時候日本正推行內地延長主義，努力想將台灣同化，所以我的外公懂日文，也曾經當過日本兵。」這是他對於外公的記憶。朱嘉漢雖記得外公的為人、形象，但亦僅限於此：「我從來沒有跟他住在一起，完全不知道我的外公住在怎麼樣的地方，每天生活是怎麼樣的，幾點起牀，吃什麼東西，然後又如何跟人互動。」
因此，朱嘉漢認為，回憶這件事其實很依賴想像力。為了讓阿金這個人物形象更加豐富飽滿，他不得不動用想像，構想一個年邁、重聽的老人日常是怎樣的。譬如第一章裏描寫了阿金的耳朵、光頭，寫他去日本料理店，喜歡吃生魚片等等。這是他掌握角色心靈的方法，就是要先從角色的生活做起。
把基本的生活細節建構好之後，下一步便是人物的內心。二戰後，日本撤台，國民政府抵台，政權易手。從戰場上回來的阿金，面對時代的更替，變得孤獨和沉默。朱嘉漢覺得這種情緒並非阿金獨有，「那個時代的人啦，總是會有一種失落感。即便成為了父親，那種威嚴或尊嚴突然就垮掉了，不知如何一對一地去教導小孩」。
小說中的阿金在35歲時成為父親。他在煙花柳巷之地遇見月娥，便決意替她贖身，並照顧兩個與他沒有血緣關係的女兒——惜蓮和翡翠。往後幾年，他和月娥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祥雲和豐盛。4個孩子都喚他阿ちゃん。朱嘉漢補充，在日文中，小孩在喊父親的時候，會叫「お父ちゃん」，但有時候對於小孩來說，「お父ちゃん」太長了，叫着叫着便簡化，變成「阿ちゃん」。因此，在《金月蓮》中，「阿金」和「阿ちゃん」的名字會交替出現，接連的敘述聲音也較不一樣。這也是朱嘉漢的巧思安排：「叫他阿金的時候基本上是小說的敘述，叫『阿ちゃん』的時候則是我比較專注在寫某一（孩子）角色的視角看到的阿金，或是他們內心對阿金的喊話。」
雖然故事從阿金的視角展開，但女性角色及她們的聲音在整部長篇小說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當我們開始聊起《金月蓮》中的女性角色時，朱嘉漢先將話題繞遠一點，分享自身對大歷史與個人歷史的看法。他認為所謂的大歷史，其實都是以男性觀點為主。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史學，女性的聲音幾乎都被忽視。但當我們回溯自己的個人家族歷史、詢問「我是怎樣而來」的時候，他發現「女性所下的決定或者是她們所過的生活其實是個關鍵」。
母親流傳的記憶
小說中的月娥被生母賣作新婦仔，卻被養父養母一家糟蹋，不願作養父的細姨，寧願賣身作酒家女。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選擇。為了女兒惜蓮，她又委身於阿金，這是她的第二次選擇。而當阿金生意失利，無法支撐兩個家庭、4個兒女時候，月娥決定復出做酒家女。即使一生命途多舛，她亦有為自己人生、家庭選擇的意志。而當往事如煙，兒女都長大的時候，月娥決定出家，誦讀佛經，超脫人生的苦痛。而作為月娥的長女，惜蓮把母親的苦痛都看在眼裏，謹守家族的記憶，並選擇將一切告知自己的兒子阿偉。
在訪問過程中，朱嘉漢第一次透露關於他名字的小故事。如今的名字是父親這邊的家族取的，但他聽外婆和阿姨說，她們原本想取名為「朱正偉」，也會稱呼他「阿偉」。然而，她們喊的方式很特別，是一個充滿情感的聲音，讓朱嘉漢倍感親切。於是，他悄悄地將一些個人情感藏在小說裏頭，如同惜蓮最後決定把一切的家族故事都讓阿偉知道，朱嘉漢也在訪問裏提過「《金月蓮》就是我母親帶給我的故事」。
不過，他覺得很多時候亞洲家族對於自己的故事都是閉口不說，或者收起來，而自己也曾一度猶豫過要不要把家族故事繼續傳下去，還是乾脆忘掉。然而，朱嘉漢覺得自己並非單純地把自己的家族故事說出來，「我覺得也在同時在說許許多多的家族，他們其實都有類似的狀况，雖然不一定是一模一樣的人世間的遭遇，但是，有一些情感的模式可能其實是相似的」。
至於為何選擇小說而不是非虛構形式，朱嘉漢表示，自己希望用小說來證明「小說有其必要的部分」。
藉小說凝聚流離失所的人
毫無疑問，《金月蓮》是關於記憶的。小說中，豐盛作為月娥最小的孩子，出生於1960年代，成長在台灣經濟起飛時期。即便如此，他的成長也絕非容易。在家庭上，他是阿金二房的孩子，隨母姓，又曾一度被大房的阿琴搶去，想收為養子。在成長上，他常常要跟着家人搬屋，棲居在暫時的空間，全家擠在一張眠牀，偶爾捱餓，或是躲避阿金的債主。那麼，作為這個家族的下一代，豐盛會擁有怎樣的記憶呢？
小說中是這樣寫的：「許多事都是阿姊跟阿兄說的，所以他有兩種記憶。前者是他真實的感受，後者是後來聽大人講才模糊辨認出的。前者光明而無憂，後者黑暗而無光。」這段截然不同的回憶，豐盛又會怎樣處理呢？朱嘉漢認為「他可能會選擇，不過，他不會去否定他小時候的記憶。以客觀來說，這的確不是一些光彩的事，但對於他來說很珍貴，我覺得《金月蓮》月娥的四個小孩其實都非常珍惜這些記憶」。
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安妮．卡列尼娜》提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桂冠譯版）。朱嘉漢卻認為幸不幸福這件事無法輕易劃分，像豐盛在這樣一個不幸又複雜的家庭裏，其實也可以感覺到幸福感，譬如說去回看那些記憶的時候，也會感到幸福和甜蜜。
同時，《金月蓮》令朱嘉漢重新思考家的定義。他特別提到是枝裕和的電影《小偷家族》，裏面一群沒有血緣的人生活在一起，那是不是家？
「其實像豐盛他們這樣一個家族，遙遙不像家。在身分證上，父親不是父親，母親又太年輕，又是二房，非合法妻子，而且家庭裏有兩個孩子（惜蓮、翡翠）不是阿金親生的。整個家庭像是以血緣關係在維持着，但它本質上更像一架拼裝車。」及後，他又補充道：「我覺得它也像是台灣的一個隱喻。說不定可以藉着小說的形式把一群本來就流離失所的人聚在一起。我覺得自己的小說就是在處理這件事。」
小說語言貼近人物生活狀態
《金月蓮》的敘述語言以書面語加台語攙雜寫成，人物對話全用台語。與其說這是一種小說的語言策略，不如說是更貼近小說人物生活的狀態。在寫小說時，朱嘉漢對於語言有一個原則：「我希望我每一個故事都要以一個小說該有的語言去講小說。」
在《金月蓮》這一家人的生活之中，阿金接起電話、月娥對女兒惜蓮說話等等這些場景，講話自然而然就是這樣子，人物對話全用台語，只是還原人物生活的基本樣貌。至於行文中人物的內心獨白有時候也會穿插像「佇厝」（在家）、「阮兜」（我家／我們家）、「紅嬰仔」（嬰兒）等台語詞彙，朱嘉漢解釋到：「愈是內心獨白的部分，台語會愈多，因為要捕捉角色的狀態、角色的思考，採用台語會較為貼切。若回到客觀的場景敘述，就會用書面語。」
不過，儘管如此，還是難以盡善盡美，朱嘉漢坦白，自己講起台語時未必句句都標準，有時候也會發音錯誤，「雖然這是我個人的問題，但其實也是一種歷史痕迹。」（筆者按：國民政府抵台後，逐步推行「說國語運動」。到了1956年，台灣開始全面推行這運動，學校禁止台語。到了1980年解禁後，「說國語運動 」逐漸被擱置。1993年，台灣教育部宣布將母語教育列入中小學正式教學範疇，以選修方式學習閩南話及客家話。）
繼續虛構的意志
「一開始寫小說，是因為被小說打動。」2011年，朱嘉漢寫了一篇〈回歸的故事：西夏旅館〉書評，刊登在香港一份報章。那時候，他深深被駱以軍《西夏旅館》和《遣悲懷》的小說世界所吸引。自此之後，就開啟了他的文學創作之路。
從2018年的《禮物》到如今的《金月蓮》，6年時間，他的創作已擁有不同的小說路徑與風景。對於朱嘉漢來說，《禮物》裏所書寫的經驗是離台灣最遙遠的。然後，他的小說一步一步地往回走，走回台灣的歷史場景裏，如《裡面的裡面》和《醉舟》。而《金月蓮》是與朱嘉漢自身生命故事聯繫最深的一本書，他在書後的〈跋〉提到：「這本小說教會了我，原本需要有那麼巨大的，幾乎全然虛構的意志，才能容納起生命中經歷過的真實情感。」在訪問中，他亦坦言自己不得不把這本書寫好，才進入下一個階段。
如今筆墨已成，朱嘉漢繼續踏上書寫的旅程。這次，他將小說場景拉向越南，講述一個人在台灣、越南與中國東北三地之間命運流轉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