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除了疫情期間因居家隔離試用過一周以外，我平常在香港基本不叫外賣。而內地的外賣平台，我也是因為疫情期間的多次隔離才開始體驗其操作。疫情後我恢復過去的出差節奏，有時因人生路不熟、貪方便下也會偶爾透過平台點餐解決一下需要（如非饞嘴）。但無論如何，隨着內地的智能手機、社交媒體、電子消費、平台經濟等普及，加上疫情以來生活方式的改變，外賣、閃送等消費模式已非常普遍（起碼在城市如此），穿梭大街小巷的外賣騎手及其電動車也變成了城市中必不可少的「景色」。
早前從社交媒體中得知有本叫《過渡勞動：平台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下稱《過》）的研究出版了，這引起了我的好奇。之所以想認識外賣騎手的狀况，是因為外賣盛行本身反映了內地平台化、媒介化的都市生活方式。讓這種生活成為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數以千萬計的外賣騎手們每天的辛勤勞動，而他們大多是出身農村的農民工們。與過去農民工更多投身的製造業、建築業、傳統服務業等不一樣，結合網絡平台的外賣配送是近十年才發展起來的行業，大眾普遍對其就業形態、管理機制、騎手們自身的主觀認識及感受等都不大了解。雖然近年內地社會對外賣騎手、平台演算法等的關注增加了不少，但總體的認識還是相對欠缺。
《過》的作者孫萍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現於中國社科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任職，同時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她與團隊就外賣騎手的研究從2017年開始，其調研的田野遍及19個城市，訪談了約200名騎手，發放了數千份問卷，並將這些研究資料結集成《過》，為讀者呈現出外賣騎手們豐富且不無挑戰的生活圖景。
作為業餘讀者的我，與其班門弄斧地在這裏介紹《過》的研究發現，不如稍稍分享一下我在閱讀這書過程中的收穫與體會。
多種騎手畫像
首先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書中呈現出來的騎手面貌。我一直有種錯覺，以為做外賣騎手的都是10來20歲的年輕人，但從孫的研究發現，年輕的與中年的騎手都同時存在。相比起進工廠打工，當外賣騎手看起來相對自由，這可能也是為什麼我以為年輕人會更傾向投身這行業。不過根據《過》，隨着平台及演算法的演化，外賣騎手的自由度已大不如前。比如平台近年透過傾斜必須長期上線的騎手類別，減少騎手工作時間的隨意性，以確保平台的運力。而透過手機、GPS定位、智能頭盔、顧客反饋等不同機制，騎手也是受着種種的管理與規訓。作者基於田野調查得到的啟發是，很多打工者任職騎手原本都只是為了「過渡一下」，可能是之前的工作沒了想找個生計，又或是希望在每天照顧家庭的空檔中賺點補貼，不一而足。騎手的流動性非常大（當中也有一幹就好幾年的），其工作內容本身又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游走，總是處於「在路上」、過渡的狀態，也造就了作者以「過渡勞動」來概括騎手們的狀態。
就騎手社群的描寫，作者在書中也特意介紹了女騎手的狀况。女騎手雖然比例較低，但能在書中呈現她們的身影與生活，讓這研究變得更立體，其關注性別平等的視角也十分難得。
跳出「操控/反抗」看騎手與平台
另一有趣的討論是關於騎手與平台、演算法的關係。根本來說，演算法的存在就是為資本服務，用來規管騎手、促成交易的發生。但對孫萍來說，騎手與平台及演算法之間的關係又不能只以「操控/反抗」的二元對立框架來描述。比如說演算法其實極需要騎手一線的數據反饋讓它能夠改善與升級。例如在疫情期間，不少社區與學校等都增加了門禁，而只有透過騎手與顧客的一手互動，平台的資料庫才能建立起新的外賣交收點的信息。又例如演算法對實時路况並不把握，經常推薦一些對騎手來說不合理的路線，較有信心與想法的騎手便會依據自己對城市地景的認識，尋找最優的配送路線。騎手們也會用自己的智慧與實踐鑽研演算法，尋找平台及演算法的漏洞，以獲取自身的最大利益。比如書中有個案例是一位等了很久都沒有訂單的騎手，請作者孫萍下了個單，他在系統中立馬搶到該單後，平台便開始為他分配附近相關的訂單，然後他說孫萍可取消訂單，讓平台退款給作者。平台也會透過一些設計來增加騎手的「黏性」，比如設計不同的騎手職級讓騎手「攻關」，在需要提升運力時增加些獎勵等，把任職外賣騎手變得「遊戲化」，增加騎手的積極性等。相比起操控與對抗，騎手與平台及演算法的關係尚有更多層次、更為日常細膩的肌理與博弈可供辨析。
與產業工人相比，外賣騎手的就業形式更為個人化，他們與平台之間的「僱傭關係」也非常模糊。為了自身的利益，平台已很少直接聘用外賣騎手，而是透過不同的方式把工作外包給勞務派遣公司，而很多騎手都沒有與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或是以自僱、個體戶的形式上崗。這情况令騎手們缺乏勞動保障，外賣平台也把其責任減到最低。
另外，相比起在同一個流水線、車間或工地上工作的工友，外賣騎手雖然會掛靠於某個區域的站點，但其工作模式基本都是個人完成任務，與別的騎手的聯繫比起其他工種的工人要少很多。加上騎手的流動性很大、流失率也高，導致他們的集體行動、集體議價能力大大降低。這也是為什麼不少學者會稱平台經濟下的勞動者是「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而外賣騎手正是其中的典型工種。
微小的抗爭
但孫萍也強調不能沿用過去看待勞工問題的視角（如控制/對抗）來分析現在的外賣騎手現象。從她與團隊的調研所得，外賣騎手一方面不得不跟隨平台及演算法的規則來工作，但也看到他們能找到自己的透氣與游轉空間。比如對於在小城鎮的女騎手來說，她們能相對從容地整合兼職外賣與照顧家庭的需要，這和站點的管理人員本身對城鎮的生活習慣和婦女的需要有理解，容讓女騎手在工作期間兼顧照顧家庭有關。在高度媒介化的時代，騎手也會利用微信群互相支持，投訴一下不平等的待遇，通報交通情况，調配訂單等，也有些善用社交媒體的騎手會在像抖音、快手這樣的平台發放與工作日常相關的內容，分享生活點滴，累積了一定的粉絲量，這讓他/她們在遇到困難時能夠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援。這些微小的抗爭，相比起諸如美團這樣的上市大藍籌自然是「蚊髀同牛髀」，但也不失是像騎手這樣的「弱者」所能掌握與善用的武器了。
平台經濟下 「朝不保夕者」 的共同處境
如果跳出這本書的內容去談，《過》的出版本身也有一定的標誌意義。這幾年內地的社會環境比較收緊，針對社會現象的調研、研究與出版都較過去少。以我僅有的觀察，這兩年我碰到與內地現實社會問題較相關的出版，較集中於縣域治理、教育社會學等領域；反而和社會科學相關的譯作，覆蓋的議題則廣泛得多，是故一般讀者如想了解內地社會不同方面的發展與變化，這一兩年難免會有無從入手之感。而《過》這書及相關研究其實是和被認為比較敏感的勞工議題相關（當然也涵蓋了新媒體技術、平台經濟等較搶眼球的新領域），在當前的中國社會更是獨特的風景。根據書中介紹，孫萍與團隊在開始是項研究時並沒有獲得任何的資助，過程中也堅持從社會現實出發尋找答案（而非硬套外來的理論），這也是卜衛教授在推薦序中特別稱譽的地方。《過》入選了2024年中國社科院的27項重大研究成果之一，與之共同入選的研究課題包括「經濟改革」、「法治改革」、「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發展新質生產力」等，相比之下《過》的草根性及社會性就更為突出。
今年年初，香港有外賣騎手因不滿送餐費被調整而發起了罷工。其實香港的外賣騎手同樣面臨着內地同行類似的問題，而內地外賣平台美團亦已在港開展業務。放眼海外，外賣騎手、平台零散工人的工作狀况及權益也日益受到關注。我在網絡上搜尋資料時發現，近年香港也有學者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關注本地外賣騎手職業保障的論文，而孫萍教授也有參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關於內地騎手狀况的報告撰寫，兩地的學者都在為國際上相關的研究作出貢獻。平台經濟下的「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是全球化下的產物，而各地又因應不同的政治社會條件產生了在地的現象和應對方案。期待未來有更多來自不同地方的相關研究與深度報道，讓我們可以在看似紛亂、失序的局面背後，仍看到彼此關顧與支持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