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上回寫到《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提及要重塑公共圖書館及文化設施的功能和設計，然後呢？原來是要推廣及加強閱讀氣氛，推介優秀作品和鼓勵寫作，並支持出版業界的工作。但藍圖沒列出具體方案，也來不及問上周被免職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長楊潤雄，只好先參考孕育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韓國，還有同為繁體中文書刊市場的台灣怎麼做，看看本地書籍出版業有何出路。
台灣出版業蓬勃 面向海外市場
香港貿易發展局今年發表的《香港出版業概况》顯示，香港仍是中文書刊主要出版的中心。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9至2023年5年間印刷業機構單位減少約12%至1610間，相關就業人數則從10,650人下降約16.6%至8880人；書籍、工商名錄及郵寄名冊出版機構單位則減少約6.8%至680間，就業人數為3990人，比2019年跌18.9%，反觀同為繁體出版的台灣，出版機構總數累計至今年11月為40,976。
不少香港作家如黃怡和陳慧，都將其著作帶到台灣出版。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稱台灣出版自由度高、裝幀好，還容易面向海外市場，「香港則綁手綁腳」。他續稱部分香港作家的書內容即使沒問題，但出版商只要「看到作家的名字就不出」。
遭標籤回不去 書商銷情受阻
彭志銘的著作《給年輕人的十三信念》及《心靈酸辣湯》曾遭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就算書籍後來重新上架，他認為外界對其負面觀感也無法改變。次文化堂出版的書多關於時政、香港文化和香港歷史，彭志銘說自從《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寫時政的作家沒再供稿，「現在甚至連小說也沒人寫」，並指次文化堂的形象早被標籤，「我們曾出過不少科幻小說，但人們不覺得我們會出那類型的書，反而向我們投稿的多與香港故事有關」。他說縱然次文化堂出版書內容「很正常」，但仍被發行商拒絕不少次，認為若寫作題材限制有明確指引，至少作家能清楚界線，免於恐懼。
彭志銘與作家鄭政恆合著關於電影的書《左文右武中師父──劉家良功夫電影研究》，內容講述劉家良的電影學問和廣東文化，彭稱沒涉及政治敏感內容，他把書給了發行商，對方卻一本也沒有拿到書店分銷，「在書店沒看到有賣」。另外曾下架其著作的公共圖書館現也不再購置其出版的新書，彭說不在乎銷情，而是覺得自己的心血白費，「我們印了一本實體書，卻不能送到讀者手上」。
關於彭志銘提及的形象標籤，獨立出版的界限書店店長兼出版經理廖詠怡感同身受。界限書店在今年書展擺攤，其中4本書包括區家麟《最後的信仰》被主辦方貿發局建議下架，廖詠怡說是有人投訴和「敏感」，「好像被標籤了這本是不好的書」，令他們無法接觸到其他機構和團體作銷售或宣傳等。即使及後發現相關書籍沒問題，她認為標籤早已存在，「學校和保守的人一定不會買，限制了它（書）流入市場」。
首爾書展策展巧思 港不着重講解理念
說起香港書展，彭志銘的次文化堂自首屆開始每年參與，卻於2022年起缺席。他指書展攤位的租金昂貴，租一個攤位索價2.5萬元，若租4個攤位一周須10萬元，財政負擔甚重。另外一直與他合作的作家大多已移民，供稿數量大不如前，次文化堂的書出版量大減，彭說2021年他們只出版並在書展推出不足10本新書。
記者印象中書展攤位總是打橫打直地一字排開，出版商直接按分類或價格折扣在枱面展示書籍，規劃簡單明瞭。不過韓國首爾書展的策展甚具巧思，會劃分插畫家專區和新舊封面區等，書的設計也不拘一格，例如會將詩印在卡牌，以紙盒包裝。廖詠怡說界限書店原打算參加首爾書展，但終沒報名。後來界限書店經香港出版總會與香港印刷業商會合辦的「騰飛創意─香港館」（下稱香港館）項目報名，成功參加德國法蘭克福書展；「香港館」獲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贊助。
廖詠怡說本地出版商在香港書展大多推銷自家書籍，不太着重於講解出版那些書的理念和內容，「告訴人有新書出，叫人去買」，但法蘭克福書展會為出版社製作介紹刊物，「那個會介紹（書）的感覺很重」。
購外國書版權難回本
台商洽較成熟
法蘭克福書展為世界最大圖書版權洽談展覽，面對台灣的繁體中文出版權競爭，廖詠怡感覺台灣處理版權商洽上較成熟，「他們會有代理幫忙處理財務和法律問題」，而她不太清楚該如何找人代為翻譯，解決語言上的溝通問題，還有在哪裏找資助和支援等，有種求助無援之感。界限書店可於現場的獨立展台陳列10本書，並獲「香港館」的宣傳小冊子內一頁廣告和展板。不過廖詠怡說界限書店僅獲一張參展證，有兩名店主須自費入場，旅費亦須自資。
本地出版商購入外地書籍版權算是一種投資，因這或成為本地市場的獨家版權。然而香港中華書局前編輯葉秋弦表示，「買一個（外國書）版權可能已經很貴了，印完再賣光，也未必賺回版權費的成本」，除了版權費，還有翻譯費、作者版權費，以及印刷成本。她不禁感嘆台灣出版人既有熱誠，也有魄力，常主動到不同國家商談著作版權。
港書難暢通流入內地台灣
出版書籍能否於各地流通，視乎發行做得如何。葉秋弦留意到，香港出版的書難以暢通地發行到台灣和內地，台灣和內地出版的書卻能輕易流入香港市場。譬如她曾跟進一本書，該書原定7月在香港發售，發行到台灣後在博客來上架卻已是年底，「（香港和台灣上架）總有個時間差」；另外台灣和內地出版書籍的首印量比香港多，例如台灣的首印量通常是2000本，香港則以百位數計。她說這也解釋了為何不少本地作家如韓麗珠和董啟章，會以台灣為其書籍的出版重心。
韓國書店數量近年大增，閱讀風氣強盛，據網上資料統計庫Statista的數據，韓國於2022年出版業出口總值約37.51億美元（約292億港元）。為將韓國書籍宣揚至世界各地，韓國出版業振興院（Publication Industry Promotion Agency of Korea，KPIPA）推出不少措施，包括為已購入或計劃買入韓國書籍版權的海外出版商提供津貼，當中日本和中國出版商可獲350萬韓圜（即約1.9萬港元）補助金。KPIPA亦於2018年設英文網站「K-Book」供網民搜索韓國出版商及其書籍，並附上書籍的亮點介紹，例如內容概要和獲獎紀錄等。
發展不應靠補貼 應自由發揮
香港文創產業發展處有為「香港館」提供資助到內地和歐洲大型書展擺攤，亦資助出版界的「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香港出版雙年獎」及「香港智能電子書庫」。但葉秋弦指出，出版業「現可接受的政府補貼近乎零」，若單說文學範疇，基本上只有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文學平台計劃」可申請。有了政府資助，出版業投入資源或沒那麼吃力，但彭志銘認為一個產業的發展不應靠補貼，應由持份者自由發揮，做出成績。
葉秋弦則認為本地整個書籍出版業在萎縮，這主要受閱讀文化影響，「大家都不太願意花錢買實體書」，也很難再思考新的出版策略，只能愈印愈少；現在出版一本書不止要看其內容，也要思量後續銷售策略，尤其在電子書流行和閱讀氣氛薄弱的情况下，「書已變成一種收藏」。
思營銷策略 裝幀活動吸讀者
葉秋弦不止編書，也注重營銷，會在書籍的裝幀花心思，也會舉辦實體活動引起讀者迴響。譬如說她為其編輯的《由電線車說起》策劃電車導賞團，讓作者與讀者近距離交流；為劉以鬯《陶瓷》的復刻版裝幀選用雙封面設計，外封以絲印和燙金處理，內封則以專色印製，並推出限量毛邊本。
裝幀上要發揮更多創意，背後也涉及成本，葉秋弦說假如出版商目標要拿釘裝設計相關的獎項，才會投放資源，可惜不少文學獎都已消失，例如香港流行圖書出版協會自2018年後沒再舉辦的「香港金閱獎」，以及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倡圖書館書店串成產業鏈
得獎作家更容易獲關注，像是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她經營的書店大排長龍。從記者在學至全職工作，每年也聽到金庸、倪匡和西西這些響噹噹的名字，他們的文學成就高，書迷多，但其他新興作家，人們又認識多少？葉秋弦記得她以前在書展常遇學生拿書單查詢，「問胡燕青、阿濃或是余華的作品，因為這是學校指定閱讀的書單」，假如學校的書單不更新，學生亦沒有閱讀習慣，那麼學生接觸的作家相對少。
同時，不是所有人都能負擔買書的費用和所佔用的空間，能借書的公共圖書館鼓勵閱讀的角色自然更重。葉秋弦說公共圖書館收錄本地作家的藏書量，很影響大眾的閱讀習慣。要刺激出版業發展，葉相信要先推動閱讀風氣和出版自由度；要推廣閱讀，葉表示或要考慮該如何將公共圖書館、連鎖書店和獨立書店串連成一個產業鏈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