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有關聾人青年生活的電影《看我今天怎麼說》於台灣金馬獎獲多項提名、《富都青年》中吳慷仁飾演的阿邦在獄中跟弟弟道別的4分鐘手語戲亦教人深刻，手語不僅是部分聾人群體的溝通工具，更承載着其文化身分。從影視回到現實，各地區的手語並不互通，而香港手語現况又是如何？
聾人都會打手語？
談到手語，很多人會直接將其與聾人或弱聽群體掛鈎，或認為他們全都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手語。但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資料，在「認為自己一隻耳朵或雙耳，並在有需要時配戴助聽器的情況下，聽聲音長期有很大困難，或完全聽不到」的全新定義下，全港約有47,900名聽覺有困難人士，較往常減少近20多萬人，當中僅約6000人會在日常溝通中使用手語。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聾人手語導師余安琳（Anita）指因應聽力差異，不少生於健聽家庭的聾人及弱聽人士未必會接觸手語，反而自幼就讀主流學校並以口語溝通；而以手語為母語的人多與她一樣來自聾人家庭。另一位聾人導師宋良昇（Ricky）就此亦表示，過往的刻板印象認為聾人學會口語才算「進步」，聾人學校也曾禁用手語，但近年來，愈來愈多弱聽人士接受用手語溝通，自己手語班上亦有弱聽學生。他強調，打手語並不等於不能閱讀或寫作，甚至比起口語或書面文字相對「平面」的敘述，手語更立體、具象，尤其是有關空間的表達。例如描述交通意外時，手語可直接呈現車輛撞擊、空間位置及傷者感受等細節，使人能更直觀地理解。
除了中文名與外文名，使用手語的社群亦以「手語名」稱呼彼此。Anita又指，雖然「手語名」能代表聾人文化，卻非聾人獨有，他們也會為平日來往的人根據個人特徵或行為「命名」，名字與自我形象扣連，容易記憶。同時也有些名字可能由年長聾人替其命名，未必有明確構成原因，但聾人導師皆指出難以將其直接轉譯為中文。對於聾人來說，比起以文字為溝通媒介，他們更習慣於以身體表述，除了「打手勢」外，面部表情、口形等非手勢特徵也是手語不可或缺的元素，令使用手語者能通過動作、表情更生動地表述情緒、演繹概念。
視覺化的語言
手語語言學研究者田逸飛教授（Philip Thierfelder）指，語言學上只要兩種語言使用者無法互相溝通，便可視為獨立語言。手語作為以視覺為主的語言，與較依賴聽覺的口語同樣是自然語言，有其內在的語法、詞彙，惟輸入與接收的方式不同。香港手語正是如此，其雖然與廣東話有密切的關連，如與口語或書面語皆以「主謂賓」結構為主，但仍存顯著差異。Anita提到，虛詞的學習尤為困難，因手語中並無虛詞。而因手語表述時會將意思與手勢、口形聯繫，近義詞如「太陽」與「陽光」等對聾童而言較難掌握；「爸爸」與「父親」等同義詞，聾童在默書、作文時也較難區分，需要老師用較多心力解釋，如先做出代表「爸爸」的手語，再作書面語「父親」的口形加以辨別等。
而田逸飛指出以手語為母語者雖然是中文的「第二語言學習者」（second language learner），但隨着學習積累，現存香港教育制度下的聾童高中時書寫、閱讀文字的能力已和健聽人相若。他補充，不少研究顯示健聽人在閱讀時會在腦內「朗讀文字」，而聾人則會「看見手語」，對文字的理解方式不同，因此初學階段時，聾童和健聽學生面對的是不同的挑戰——健聽學生因依賴字音記憶，會較常錯用「同音字」，聾童則更因以視覺特徵記字，易混淆不同部件。除此之外，手語與書面語語序不同，聾童初學文字時也可能出現詞序顛倒、句式單一的情况。不過，手語的三維特性不僅讓描述空間或動作更具效率，也讓以此為母語的人士在同一時間內接收更多視覺資訊、讀到更多字。
香港手語無統一標準
隨着社會發展，手語亦會不停演變出新詞彙來表達新的概念。查閱研究中心的「香港手語瀏覽器」資料庫，不難發現表達Payme、WhatsApp的手語，但資料庫內部分手語詞彙都有數種變體，又會否帶來溝通上的問題？Anita說對溝通影響不大，如「屯門」的不同打法儘管稍有差異，但其中的共通之處及對話的語境皆能幫助理解。而如港島線新地鐵站名、Payme等新詞雖開初會出現不同打法，但會隨着時間過去固定為數個常用詞彙或打法。
田教授指出，這種多樣性是語言自然發展的現象，不僅存於手語，差別在香港手語缺乏統一的標準化系統或制度支持。他舉例，美國雖無官方語言，但因電視、學校的教材多用英語，語言自然標準化；而美國手語因使用的教材及培育、考核譯者的渠道較統一，在全國範圍亦較少變體。相反，過去部分本地聾人學校曾禁止老師以手語與學生溝通或教學，導致手語僅在學生之間流通，乃至會流傳自創的手語。不同學校的手語系統彼此隔離，加劇了地域和個體差異。
雙語教學 助健聽學生理解知識
數年前，一名患抑鬱症的聾啞人士因有自殺念頭入院，出院後不足20小時跳樓身亡。診斷期間醫患以紙筆溝通，但患者家屬表示其只有聾校小學學歷，文字未必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而院方未聯絡與患者相熟、曾陪同其求醫的手語傳譯員協助溝通，僅在出院前一日安排醫管局外判的「香港翻譯通服務」。Anita指年長聾人較易遇到此種困難，且醫院治療過程較急又多用英文，更需要手語翻譯；而年輕一輩則因教制的改動較少遇到此問題，重病求醫時亦會找來相熟手語傳譯員陪同。但這是否反映出過往的教育制度存在不少問題？除了讓聾人「融入主流」而學習文字外，尚有什麼方法促進溝通？
香港於2008年簽署《殘疾人權利公約》後，規定聾校不可禁止手語而單方面採取口語教學；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則於2006年推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將手語引入主流教室，同時以手語和口語授課，讓聾童用手語學習之餘，也讓健聽生學習手語。中心副研究員及本次訪問的手語傳譯員李然輝（Jafi）指出，計劃中的課堂主要採用坊間教科書，但與聾童進行增補教育時，則會使用與青田教育中心聯合出版的教材，配備與文字對應的手語影片，幫助學生學習。兩位聾人導師Anita和Ricky亦曾擔任計劃教師，Anita分享，「手語立體化的演繹在課堂上可幫助學生理解抽象概念，讓學生更直觀地掌握知識」。而在常識、歷史課中，更有健聽學生因為覺得書面敘述太平面，傾向看聾人老師用手語表達「打仗」、「佔領」的情景，乃至兵馬俑的形象等。
然而，計劃目前雖先後於數間學校實行，提供從學前到高等教育的「一條龍式」雙語教學，但大部分主流學校的教師仍並不具備手語能力。Ricky提到政府雖為進入主流學校的聾童提供「聽覺受損學生增強支援服務」（ESS） ，但每學期僅有8節35分鐘的課堂，成效有限。Anita表示觀課時發現內容多是讓學生根據詞性在桌上找字卡，雖然遊戲性強、適合能力較弱的學生，但對於文字能力不弱的高小聾童而言，服務或需大革新，或許培訓教師的手語能力才能提供更多支援。
Anita回憶自己主要透過書本接觸書面語，也會透過字幕，或以對白較多的漫畫書對應卡通學習文字。她曾問父母能否將句內字詞調轉，得知書面文字和手語的語序的不同再死記，隨後方慢慢理解兩者語法的差異。但進入社會後發現「健聽人寫作和我們不同」，偶爾混用英文拼音，之後才知道是以廣東話書寫。Ricky指雖然二人就讀聾校的年代不同，但老師主要還是以書面語溝通，如「唔鍾意你」會講成「不喜歡你」，自己則因成長於網絡年代，在以即時交通軟件與健聽人用溝通時學到較多廣東話。而以往聾校的教學進度會較主流學校慢，如小學三年級方開始學習英文，中二讀中一下學期教材等，亦會視乎學生水平再報考公開試，待千禧年才逐漸接近主流學校的編排；Ricky說自己就讀時所有學生都需報會考，而如今參與「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學生亦必須報考DSE。
手語翻譯不足 科技難彌補
科技日新月異，即時字幕或被視為一種輔助聾人學習的方式，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針對大學生的「即時字幕試驗計劃」成果亦不俗。但Anita指出自己在教育大學使用字幕學習時，曾因準確度不高造成混淆，難以吸收內容，如明知講師正在講「subject」，字幕卻錯譯為「濕地」。雖然小學四、五年級的聾童已有一定能力識別及更正字幕的錯誤，但機器翻譯存在缺陷，或不太適合輔助初小聾童學習。
Ricky亦指出，廣東話的辨識度相較英文、普通話低，長時間錯誤的字幕會降低學習意欲，產生反效果。Anita說，在自己的經驗中，最需要是手語翻譯——聾人讀書能力與健聽人無異，只是有時「好希望有傳譯員喺度」。曾有教授鼓勵她繼續進修，但因要求修讀時提供手語翻譯無果，只好放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香港手語翻譯員名單》顯示本地現有57名符合基本條件的手語翻譯員，對於官方定義下47,900名聽覺困難人士來說，顯然不足。Anita期望所有教導聾童的教師都能掌握手語，以便更好支援學生。Ricky亦表示，健聽父母往往不知道如何處理聾童的教育問題，希望醫護人員、心理輔導人員能更了解手語或雙語教育的資源，提供相關資訊給相關家庭。
重新注視當下，Ricky說，「如果認識新朋友也要面對面用通訊軟件、不斷寫寫寫，絕對是好奇怪的溝通。」比起退而求其次以文字搭建聾健互通的橋樑，踏前一步用身體、用表情傾傾偈，會否也是另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