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最近在紐約上成人小提琴課時，有同學問起什麼是3/4拍，老師隨即拿起身旁的琴，拉起弓彈奏《藍色多瑙河》，且邊彈邊隨拍子起舞。即使是甚少接觸古典音樂的同學，甚至是遠在香港的父母朋友，都不會對這首華爾茲陌生。圓舞曲的節慶感和社交舞氣氛，使之成為電視電影配樂的常客。從《窈窕淑女》到《2001太空漫遊》，從《鐵達尼號》到《魷魚遊戲》，即使劇情場景大為不同，但每當響起那些熟悉的圓舞曲旋律，總是禁不住擺動身體，彷彿徜徉在音樂的夢中無憂地跳舞。看似沒有稜角、無人不歡的輕音樂，其實也是歷史轉折的見證，更是奧地利政治失意的美學歸宿。若能在音符間讀懂施特勞斯與他的時代，或能對音樂政治的意義有更深刻的認識。
施特勞斯交響樂團與圓舞曲
要談小約翰．施特勞斯，必先要了解一下施特勞斯家族還有圓舞曲之源起。雖然今天談經典的圓舞曲，言必施特勞斯家族，但圓舞曲想當然不是從他們而來。華爾茲（Waltz）一字來自德文的Waltzen，意指轉動，舞步的雛形可追溯至16、7世紀在中歐一帶鄉間地區流行的民俗舞，這種被稱作蘭德勒（Ländler）的舞步，常以3/4拍進行雙人踏步輕躍。
自18世紀起，華爾茲開始傳播到都市人的文化生活之中，如號稱「華倫西亞莫扎特」的西班牙作曲家比森特．馬丁-索勒（Vicente Martín）創作的歌劇《稀罕物》（Una cosa rara），最早將圓舞曲引入歌劇間奏，也令這音樂形式正式被命名為圓舞曲。後來，因為這類音樂大受歡迎，甚至連貝多芬或者舒伯特都有創作過舞曲（Tänze），只是這些舞曲都是專門為音樂廳，而不是舞池而創作的。
但在19世紀的維也納，舞廳才是圓舞曲真正主宰的舞台，也是城市人甚至達官貴人晚晚流連之地。自幼父母雙亡的老約翰．施特勞斯（Johann Baptist Strauß I），邊當書籍裝訂匠學徒邊學音樂，後來先加入了作曲家帕默（Michael Pamer）的交響樂團，再和一生亦敵亦友的蘭納（Josef Lanner）組成室樂團。這室樂團非常成功，他們不單無間斷創作音樂，也把許多當時時興的舞曲如波爾卡（Polkas）、加洛普（Galops）和四對舞（Quadrilles）這些捷克或法國地區流行的舞曲放進室樂表演，使之極受歡迎。但往後兩人最終分家，各自經營自己的室樂團，相比起蘭納局限在奧地利游走，老約翰．施特勞斯更樂於帶團前往奧地利以外的英、德、法一帶演出。不久後兩人更打入奧地利宮廷，蘭納開始在奧地利宮廷內指揮，施特勞斯更成為奧地利的皇家舞會總監。只是蘭納跟老約翰．施特勞斯這對好友，雙雙因積勞成疾而在40多歲過世，接下來的圓舞曲黃金時代便交到下一輩手上。
圓舞曲之王的誕生
老約翰．施特勞斯有3個兒子，後來都各自成為了圓舞曲王朝的一部分。其中，只有小約翰．施特勞斯自幼希望以音樂維生，即使這出奇地跟父親的意願相違；畢竟父親已累積了一定財富，可栽培兒子成為更穩定和有社會地位的專業人士，而不是賣藝維生的音樂人。小約翰慢慢接手父親和蘭納的樂團，合併成施特勞斯交響樂團後，他開始為家族事業而奮鬥一生。剛出道時，他也像父親般一人身兼多職，集作曲、編曲、指揮、經理人等工作於一身，也多次帶領樂團巡迴歐洲演出。在1872年，他甚至跨越大西洋，來到內戰剛結束的美國，在紐約和波士頓等地演出，不論歐美都反應熱烈，一票難求大受歡迎。
但自50年代起，他慢慢感到工作壓力太大，便開始邀請兩位弟弟加入分擔工作。二弟約瑟夫（Josef Strauß）本為工程師，加入樂團後創作的第一首歌為《既是第一也是最後一首》圓舞曲（Die Ersten und Letzten），他本不想長期投身其中，但歌曲大受歡迎，因此持續在樂團中創作了過百首歌曲。三弟愛德華（Eduard Strauß）原打算當外交官，後來加入了家族樂團，便一直留下作曲和指揮，在約翰退居作曲之時和約瑟夫早逝之後，愛德華正是主要帶領樂團到世界各地演出的重要指揮，當時的聲名甚至蓋過小約翰。
隨着兩位弟弟先後加入樂團，小約翰終於有更多時間專注創作，音樂創作的產量慢慢增加，《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圓舞曲》（Geschichten aus dem Wienerwald）和《皇帝圓舞曲》（Kaiser-Walzer）等重要作品也隨後誕生，成為今天耳熟能詳的圓舞曲作品。這些作品有別於早期的鄉村音樂，有着更複合的結構，如加入前奏和樂曲結尾段（coda），並且以交響樂團編制來編曲和加入聲樂部分，大大增加了樂曲的層次跟和聲結構。如《藍色多瑙河》在1867年全球首演時，是有人聲和唱的，當時由維也納男聲合唱團（Wiener Männergesangverein）演出，跟今天的純樂器版本有所分別。人聲的加入使之不再成為跳舞的背景音樂，而是含高度藝術價值的樂曲，甚至挑戰着所謂「高雅藝術」的邊界。
帝國陷落與共和意識
華爾茲在19世紀的盛行，除了因為優美的旋律和三四拍舞步的便利外，其實也跟當時的歷史轉折和新世界誕生有着密切關係。到了18世紀末，包括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內的眾多君權國家，曾組成反法聯盟對付共和新浪潮與拿破崙部隊，但結果多次被擊敗，奧地利的國怍也慢慢衰落。在政治、軍事上漸漸被法國和普魯士拋離之時，貴族平民只好在舞會中尋找歡愉與慰藉。
因此，奧地利全國上下興起舞會熱，不僅經典舞廳如斯佩爾大舞廳（Zum Sperl）或者阿波羅舞廳（Apollosaal）在十九世紀初相繼落成，連皇宮也跟隨潮流修建雷杜騰廳（Redouten-Säle）來舉辦舞會。自此，舞會文化成了維也納獨樹一幟的文化生活面貌。有趣的是，在1815年，與會各國代表前來維也納商討後拿破崙的歐洲秩序，即為維也納和議（Vienna Congress），結果幾個月來，會議一直未能達成共識，據傳當中因由是部分與會者沉迷舞廳世界，令外交會議也變成華爾茲和議（Waltz Congress）。在這政治社會背景下，蘭納和老約翰．施特勞斯的樂團才能大受歡迎。
但到了小約翰．施特勞斯的年代，歐洲民主勢頭已始起彼落，不僅在法國經歷連串革命運動，歐洲各地也陸續爆發共和革命，以圖推倒皇朝政體建立民主政府。如1848年在奧地利爆發的社會運動，最終迫使國王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趕跑了當年主導維也納和議，高舉歐洲勢力平衡原則的著名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被逼跟隨民意頒布憲政，建立責任內閣政府以實現國家現代化。
而小約翰．施特勞斯早在年輕時，早已流露出對革命的同情，與及對共和理想的嚮往，如1848革命時期，他創作的《革命進行曲》與《學生進行曲》，早已在革命抗爭群體中廣為流傳。當時他甚至敢冒着觸犯帝國法律之危險，在音樂會中公開演出法國國歌《馬賽曲》，直白地表現對共和革命的支持。另一邊廂，許多學者以為老約翰接受王朝官職，代表他全盤接受舊世界的利益和狹隘視野，殊不知在革命之年，他同樣有創作《學生軍團進行曲》跟《統一德國進行曲》等聲援抗爭者之歌。畢竟老約翰的創作都是順應時勢而為，緊貼民眾愛惡才是關鍵。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小約翰所寫的《皇帝圓舞曲》，當初是為普魯士國王所寫，他原本屬意的歌曲原名應是《手牽手》，後來因出版社提議才更改歌名。後來很多人都將之詮釋為帝制告終之動人挽歌，並放在不同脈絡中加以發揮。如意大利大導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電影《末代皇帝溥儀》（The Last Emperor），其中一幕描述溥儀在偽滿州國出席舞會時，樂團奏起的正是《皇帝圓舞曲》。
奧地利的最後榮光
如今每年奧地利新年音樂會都會奏起小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並通過電視電台向全世界廣播；這大概不止是因為其旋律優美，而是它是奧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統一進程之外和帝國衰敗後，急欲尋覓的文化標誌。奧地利沒有「奧地利話」，沒有「奧地利神話」，怎樣才能在德國身旁，確立自身的文化自信呢？土生土長又信仰天主教的小約翰，推廣着深具奧地利特色的舞廳圓舞曲，讓其成為「最奧地利」的文化軟實力。
因此在1925年，即小約翰一百周年誕辰之年，戰後首任奧地利總統海尼施（Michael Hainisch）聯同一眾文化代表為小約翰的金像揭幕。往後小約翰的圓舞曲，繼續作為奧地利最為自豪的文化符號推廣全世界，一如維也納蘋果卷與維也納咖啡的飲食文化圖騰。有趣的是，到了二戰時代，早早屈從在納粹政治的奧地利，小約翰的音樂被吸納和認可，變成了德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華爾茲也成了德國人（Volk）的文化一部分。一如1938年冬天，希特勒和戈培爾在維也納出席音樂會，演出節目當中便包含了《皇帝圓舞曲》。一如王爾德（Oscar Wilde）長期作為英國和愛爾蘭爭奪的文化符號，小約翰與華爾茲的政治意義，也成了難以畫上句號的文化政治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