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繪畫不過是另一種寫日記的形式（Painting is just another way of keeping a diary）」，這是藝術家巴勃羅‧畢加索（Pablo Picasso）流傳最廣的名言之一。他的「日記」風靡世界，「反戰」、「抽象派」、「藍色時期」……提起畢加索，不諳藝術的人想必也能說上一二。
然而，人在日記中會說謊嗎？「藝術不是真相。藝術是令人理解真相的謊言（Art is not truth. Art is a lie that makes us realize truth）」同樣是畢加索的「金句」。撇開名家身分、藝術術語，畢加索的「日記」中可以讀到什麼？逾60件畢加索真迹來到M+，與約130件亞洲藝術家的作品共聚展覽「畢加索——與亞洲對話」。用當代眼光，在對話之間，可以讀到怎樣的畢加索？
畢加索60真迹 與130亞洲藝作共聚
「在巴黎，圍繞畢加索的討論非常激烈，關於他與女性的關係、性別與暴力。」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館長塞西爾．德布雷（Cécile Debray）說，「這些主題，對於年輕一代來說不容易理解。我們需要一個新項目，讓畢加索在當代變得可接受」。對話，或許是令當代觀眾了解和接受畢加索的方法之一。然而，生於西班牙、創作在巴黎的畢加索，一生從未到過亞洲，他與他的作品，如何同這片陌生的土地對話？
「即使畢加索本人從未到過亞洲，但他的藝術和思想一早已經在亞洲傳播開。」M+藝術總監及總策展人兼展覽聯合策展人鄭道鍊說，早在上世紀20年代，畢加索的作品已經傳遍世界，在亞洲亦引起巨大迴響，「從歷史角度看，存在對話的可能性」。在他看來，藝術對話，平等很重要，「全球大師級的藝術家與其他藝術家的對話，不應該是一場一對多的鬥爭」，「我們思考一種新的對話模式，包括藝術家之間如何相互交流、關聯、批評和啟發」。
生涯長久風格多變 就是天才？
Cécile笑說，儘管展覽以畢加索為名，但「畢加索似乎並不是展覽的重點」，記者行走在展覽中，亦望着蔡國強的火藥畫、野口勇的雕塑陷入沉思：「這些作品，與畢加索的聯繫到底在何處？」鄭道鍊解釋，在佈展時，「畢加索的作品旁總是圍繞着其他藝術家的作品，有時是亞洲藝術家對畢加索的直接引用，有時是形式上的呼應」，儘管有些作品並非直接受畢加索影響，亦未必與畢加索作品在內容、題材上有所呼應，但「他們在同一片雲下，接收着同樣的東西，感受着同樣的陰影」。
畢加索與亞洲的對話，從「天才」、「局外人」、「魔法師」、「學徒」4個身分展開。講起天才，鄭道鍊一口氣吐出諸多疑問：「畢加索是否真的是天才？他如何成為天才的？誰讓他成為天才？為何我們需要畢加索或其他藝術家在我們的社會中成為天才？」展覽中，有畢加索14歲時為畫家父親畫下的肖像，筆觸間流露出對古典油畫的理解，印證着他的繪畫天賦。如何靠「天賦」變成「天才」？「畢加索活了92年，他一直是藝術家，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創作，一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的職業生涯長久，還不斷變化，從未固守一種風格。」鄭道鍊說。
「長久」與「多變」便足以成就天才嗎？藝評人約翰．伯格（John Berger）曾著書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其中提到畢加索的成功離不開大眾媒體（mass media）的幫助，「一旦一個人因為某些原因被選中，大眾媒體會將他的觀眾從千計變成百萬計」。畢加索正是這位「被選中的人」——「畢加索高齡卻能娶到年輕的妻子。畢加索是天才。畢加索瘋了。畢加索是當代最偉大的藝術家。畢加索是千萬富翁。畢加索是共產主義者。畢加索的作品是無稽之談：小朋友可以畫得更好……」約翰．伯格在書中如是說。本地藝評人何慶基也曾提到，「畢加索的創作以初到巴黎至中期作品最顯赫，晚年作品良莠不齊，當中不乏拙劣之作」。
暴力殘酷 對身邊女性影響大
是什麼讓畢加索成為天才？在「天才」部分，策展人加入「藝術家和繆斯（Muse）」板塊，並排陳列着畢加索為他的「繆斯」們繪下的肖像——最左邊櫈上的女人，是瓦爾特（Marie-Thérèse Walter），在17歲時與45歲的畢加索相遇，其後誕下女兒，曾是畢加索的「黃金繆斯」，後被畢加索拋棄；中間則是馬爾（Dora Maar），曾被畢加索施以暴力，畢加索筆下的她大多是哭泣的、痛苦的模樣，世人亦大多從畢加索的畫中認識她，但她的藝術家身分，卻鮮為人知；最右邊一位，則是艾呂雅（Nusch Éluard），畢加索的好友，亦是超現實主義運動中重要的藝術家。
「畢加索強烈甚至不穩定的個性早已為人所知。他充滿激情、聰明且幽默，但同時也非常暴力和殘酷，對周圍的女性有很大影響。」鄭道鍊說，關於畢加索和他的暴力，有人寫過書、有人拍過電影和紀錄片，這些作品連同畢加索的畫一起帶給觀眾思考：「如果畢加索是一個『怪物』，我們為什麼仍要欣賞他？我們是否需要因為他是個糟糕的人，而放棄欣賞他的藝術？」
韓戰畫啟迪當下作品 「圖像或可促和平」
「首先，你必須接受畢加索是一位生活在20世紀中葉的白人男性，他的世界幾乎沒有信息或理由讓他去思考和成為其他樣子——他就像一條生活在水族箱中的魚，而那個水族箱有自己的限制。」當代藝術家藤原西蒙如是回應上述問題。展覽中唯一一幅直接與亞洲相關的畢加索作品，是畢加索在1951年創作的《朝鮮大屠殺》（Massacre in Korea），是畢加索控訴美軍在朝鮮戰爭（或稱韓戰）中屠殺行徑的反戰之作。藤原西蒙受M+委約，以《朝鮮大屠殺》為靈感，創作了《Who對Who對Who？（一場大屠殺的景象）》（2024）。畢加索原畫中手無寸鐵的婦女與小孩，在藤原西蒙的作品中舉起了畢加索的另一幅畫《格爾尼卡》——「受害者們正向士兵提問：你想重演《格爾尼卡》這段歷史嗎？」
《朝鮮大屠殺》被放在展覽的「學徒」部分，畢加索在創作時參考了戈雅（Francisco Goya）的The Third of May 1808和馬奈（Édouard Manet）的The Execution of Emperor Maximilian。在藤原西蒙看來，畢加索通過作品與前人對話，他自己亦通過作品與畢加索對話，「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面鏡子」。對話之間，諸多作品傳遞出一個共同信念——「圖像可以改變世界、改變人們對戰爭的看法，或者促進和平」。藤原西蒙說，我們正身處於「圖像比文字更有力量」的年代，而畢加索宛如一個「互聯網」，「成千上萬的畫作、豐富多樣的風格、不斷進行的創新，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吸收了所有圖像，再成為圖像的創造者與生成者」。
作品已經誕生，「事實就是事實，你無法創造出另一個畢加索」，在藤原西蒙眼中，時代不斷變化，人們的觀念亦不斷發生改變，「將一種道德標準套在所有事情上是困難的」。因此，儘管畢加索存在明顯的時代局限，其作品仍然留下了無限的解讀空間，「你可以重新詮釋他的作品，試圖理解背後的含義——用當下的眼睛看過去的作品，這很重要」。
「正如畢加索自己所說，他的畫作是他的日記本，因此他的主題大多是非常私人的，他所處的空間、周圍的事物，他的女人、孩子和寵物……一旦藝術家創造了作品並將其發布在世界上，作品們便擁有了獨立自主的存在。」鄭道鍊續說，觀眾或許可以試着將目光從畢加索身上抽離，放在作品本身——「不僅僅閱讀『日記』、評判好壞，更思考作品本身告訴你什麼——不僅僅是關於畢加索的故事」。
畢加索——與亞洲對話
日期：即日至7月13日
時間：上午10:00至晚上6:00 （周二至四及周末）
上午10:00至晚上10:00 （周五）
地點：九龍博物館道38號西九文化區M+2樓西展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