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英劇《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播出兩周即颳起全球旋風。熱潮捲至香港，家長群組裏多是提心吊膽，驚聞網上「男圈」（manosphere）如此猖獗；但也不及移英一群杯弓蛇影，畢竟當地stabbing（刺刀傷人）時有所聞。編劇兼演爸爸的史提芬嘉咸（Stephen Graham）一早言明，開拍此劇旨在詰問，因他本人也苦無答案。觀乎近日本地討論，重點多落在如何管孩子用手機，怎樣做個好父親，或群起鞭撻厭女文化；至於該劇焦點：年輕男性的苦惱與危機，卻乏人問津，結果迷失的男孩還是如舊壓抑與無言。
男子氣概有毒？
先旨聲明，網絡是面回音壁，facebook和Threads派給我的帖子也許不具代表性。我看到本地網民或KOL的反應，首先是獵奇式的，大肆解讀劇中術語和emoji含義，如incel（非自願單身者，用紅腰豆emoji代表）、80/20定律（「八成女生只愛最頂尖兩成男生」理論，旨在激發incel認定女性貪慕虛榮，用100分emoji代表）、red pill（號召incel加入厭女男圈，emoji當然是粒藥丸），並介紹厭女網紅Andrew Tate其人：他自由搏擊手出身，鼓吹女性是男性附屬品，男人辛苦掙錢養家女人應乖乖留在家云云，還喜引述《聖經》佐證；政治上也是極右，2022年在羅馬尼亞因涉嫌人口販運被捕，仍在候查。它們對香港讀者屬新事物，懶人包自然有用，不過現象其實一點也不新：所謂incel，不就是香港人掛在嘴邊的「毒L」；男網民主導的討論區外國有4chan我們也有LIHKG，有些連登仔就動輒羞辱女性「係雞係公廁」；甚至以陽剛味作招徠、還辦搏擊賽的網紅，此地也不止一個。萬幸的是我們還未發展出過激仇女文化而已。
另一種討論，多着眼於劇中爸爸和傑米。起初許多人大讚編劇擺脫破碎家庭套路，慨嘆好爸爸也沒法阻止悲劇發生，但不久便有視評家抽絲剝繭，仔細比較劇中警探爸爸和傑米爸爸，如指出第一集甫開場，便表現前者對女性尊重，聽老婆話吃蘋果戒煙，且懂得主動約兒子吃午飯，了解他不願上學的原因；反觀後者，雖從沒有家暴，但與妻子溝通總是命令式，更曾暴怒拆掉花園雜物房，歸根究柢還是把「有毒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傳染給兒子。至於年僅十三的傑米，第3集與女心理學家展開攻防戰，從蔑視挑釁、暴力威脅，到情緒勒索式示好，也隱然流露所謂PUA（Pickup Artist，台譯把妹達人）伎倆。綜觀劇中社會，從女教師對女警探視如隱形，到獄警對女心理學家迹近視姦，無不籠罩父權的陰影。
這些批判男權分析，無疑都有見地，卻不禁令我想起英國這邊兩三年前情况，那時Andrew Tate風頭正盛，toxic man幾成口頭禪。相對之下，香港畢竟仍未進入全「覺醒」社會，至少不是人人像《白雪公主》女星麗素施嘉那樣眉精眼企，能一語道破王子是「跟蹤狂」，難怪「有毒男子氣概」這類新概念教人興致勃勃。我不是否定2017年#MeToo運動以降的女權進步意義，只不過鐘擺效應下，近來歐美似乎也感到矯枉過正，隱隱有點不妥。《混沌少年時》絕非另一齣責難toxic masculinity的政治正確劇，它引人正視的，反而是當代的男孩危機。
墮後的男生們
恰巧本月英國跨黨派智庫社會正義中心（Centre for Social Justice）發表名為《迷失的男孩》（Lost Boys）的研究報告，調查16至24歲年輕人情况。它反映約2020年開始（適逢COVID和女權冒升？），無論在學業成績、失學失業比率、薪金、離家自立歲數等指標，男生都被女生逐漸拋離。它嘗試歸納對男生不利的結構因素：就業方面，男性主導的工業正在衰退。家庭方面，單親家庭大增，且多由母親照顧（因子女撫養官司母親往往佔優），導致男孩成長時缺乏父親榜樣。教育方面，報告直指「我們的教育制度對男孩根本行不通（not working for boys）」，尤其無法激勵他們閱讀。據華威大學研究，英國男女教師比例嚴重失衡，在中學是1:3，在小學更低至1:7，三成小學連一位男教師也沒有，使男性榜樣匱乏的問題雪上加霜。
觀念方面，報告不諱言色情資訊荼毒男性，而且近年學校裏男生被投訴性騷擾個案急升（#MeToo效應？）。但它引述一名家長：「兒子常感到被標籤為性掠食者、懶惰和toxic，偏偏社會卻認定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報告語重心長地表示：支援女性不等於把男性污名化，這不該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社會似乎驀然醒覺：過去數年來，他們正在丟失一整代男生。男孩在學校和職場成為失敗者，部分逃遁成為隱青，更甚者則加入「男圈」變成厭女極端分子。《混沌少年時》的傑米雖有美滿家庭，非最典型個案，但仍有如暮鼓晨鐘。英國左中右報章近日都有熱烈討論，《每日電訊報》Sherelle Jacobs認為：如今社會歌頌女性氣質，男生自小被教導要陰柔和順、感情豐富，傳統男性特質如冒險和競爭精神，卻被貶得一文不值；正因學校和傳媒不夠boy-positive，才使極端網紅有機可乘。《泰晤士報》專訪了該劇4位女演員，演家姊的Fatima Bojang一如劇中成熟明理，她說標籤男孩無補於事，他們也是受害者，針對的該是危害他們的事物。《衛報》有讀者投函，呼籲重溫英格蘭前足球領隊修夫基早前的演講。修夫基從《迷失的男孩》報告談起，提醒大眾男生原是如何長成的：踩單車炒車、同死黨爭執、考試肥佬，還有像他那樣射失十二碼。要教好男孩子，不可或缺的是了解男孩個性、放手讓他們撞板的導師：不一定是父親，也可以是老師和教練。
孩子需要什麼？
香港也有男孩危機嗎？情形當然不如歐美嚴峻，但防微杜漸並非壞事。我從前在香港教中學，且分享一些男生落後例子。我的老本行中文科，文憑試號稱「死亡之卷」，我親眼目睹它如何折騰男孩子。像它的閱讀卷，選篇老是抒情長文（如近日台灣有同學親自致電作者求救的徐國能《第九味》，DSE早就考了），長題目動輒考問微言大義，這對那種直線思維、理性強感性弱的男生（尤其具亞氏保加特質的一群），實在有些為難，忽視了男女運用語文的不同習性。偏偏中文科達3級是升大學基本門檻，查2024年文憑試報告，女生達此成績佔74%，男生卻只有57%──它作為「定生死」的關卡，客觀能力差距竟接近兩成，實在很難說得上是性別公平。《迷失的男孩》報告認為現今教育制度彷彿不為男孩而設，也許是跨地域現象。
多舉一例，男生給人印象喜愛運動，但2024年文憑試體育科中，男女達3級比率居然是41%對52%。我到考評局網站翻看試卷，才恍然大悟，它其中兩份卷分別有短答和長答，考問「描述媒體對防止運動暴力的應有態度」之類，原來又是文字題作怪。
華語世界早有作品關注男孩處境。近日不少人提及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但我倒想談談楊導遺作《一一》。片中的洋洋，比傑米還小5歲，但同樣身材瘦小，被高大女同學取笑，而且也是情竇初開。洋洋最終能否安然過渡自我形象危機？影片沒有交代，但相信是可以的，因為他得到一件讓他興趣盎然的玩意：攝影機，我甚至懷疑洋洋就是楊導童年寫照。回到《混沌少年時》，片中女警探本來覺得學校發臭，令她渾身不舒服，卻驀地憶起教她攝影的好老師。「孩子就是需要一件讓他們對自己滿意的事」，這是劇中最發人深省的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