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本屆政府採用「精準扶貧」策略，停用「相對貧窮」貧窮線；最新一份《香港貧窮情况報告》已是2020年。坊間曾批評香港扶貧「愈扶愈貧」，而目前政府做法有多精準，亦仍未知。面對整體經濟疲弱、福利資源緊絀、簡樸房措施或將實施等因素，許多劏房戶面對巨大壓力。社會服務各持份者，除了繼續緊守崗位，還可以怎樣幫助基層家庭擺脫困局？有指目前推行的「過渡性房屋」問題多，難解決基層住屋問題，賽馬會則連同十多個社福組織看見機遇，在其中發起一次扶貧實證研究。
調整「農村脫貧模式」 城市應用
「我們見到香港貧富懸殊情况有加劇的趨勢，但是其實整體擺在社會福利的公共資源又不少。究竟是為什麼？」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青年發展及扶貧、人才及業界發展）應鳳秀（Winnie）說。美國「佔領華爾街」時高舉的口號「We are the 99%」，在當下香港可能要微調：史丹福大學的研究顯示，香港最富有的0.001%人口所賺取的收入，從1988年佔全港約17%升至2020年的55%。這篇報道的記者和讀者，大概都是「99.999%」。
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香港最新（2021年）堅尼系數為0.376，接近0.4警戒線。樂施會研究則顯示，去年第一季香港整體貧窮率達20.2%，逾139萬人處於貧窮狀態；最低及最高收入家庭月入中位數貧富差距，較疫情前2019年的34.3倍擴大至81.9倍。
港府就香港基層居住環境惡劣，自2017年與非政府機構合作，由後者營運「過渡性房屋」。這些臨時住屋項目曾被指存在不同問題，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總監、前規劃署長凌嘉勤與團隊的研究便點出其土地租期短、政府資助有限、偏遠地區項目入住率偏低，和有住戶在項目完結後重返劏房等缺點。惟對於Winnie來說，過渡型房屋是一條聚合了弱勢社群的社區，更有利扶貧服務介入。
他們發現，近年在國際扶貧計劃中，流行「Graduation Approach（農村脫貧模式，亦有譯：貧困退出機制）」，最早應用在發展中國家。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及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Michael Kremer，曾就這模式作接近醫療科學實驗模式的「隨機對照試驗」，認可它的成效。
這模式強調識別最弱勢社群、滿足他們基本需要、建立謀生資產、儲蓄能力、自我價值和提供技能輔導等。Banerjee等人的十年期追蹤研究顯示，這種模式的扶貧成效在服務介入後頭7年有上升趨勢，在傳統農耕收益以外的收入增加兩倍，整體收入增加三成，且效果持續至第10年。應用於農村的扶貧方法，能放在城市中嗎？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去年起撥款7.2億元，發起為期五年的「賽馬會躍見新生活」計劃（下稱：新生活計劃），把模式調整為「城市精準脫貧模式」，涵蓋25個過渡性房屋項目，預計涉及1.4萬個家庭。
「家庭能力顧問」持續介入 培訓技能、建立儲蓄
「我們以前都有做一些劏房戶的扶貧計劃，但是他們散落在不同大廈、單位內，很難建立社群網絡。過渡型房屋有個契機，他們搬進來，街坊可以互相認識，我們可以針對性辦活動和介入。」Winnie說。不同於農村脫貧模式案例，給貧困人口一頭羊、牛，或一把種子，新生活計劃嘗試為街坊培訓適合香港勞動市場的工作技能，和改善家庭發展。
Winnie從前是社工出身，多年來見基層市民看低自身能力。「他們很多都在炒散，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能力，有時候是貧窮限制了想像，覺得自己窮，是因為能力比別人低。」新生活計劃請專業人力資源顧問，為參加者分析個人才能和規劃職涯新方向。「我們經常有個例子，很多街坊做家務助理，時薪大概130至150元。但從事新工作，如斷捨離（整理師），學習這些技能之後，時薪或會變成300元。」有本來從事文員的參加者在計劃過程中，意識到講解能力不錯，獲推介至大館任兼職講解員，未來有望從事導遊。
新生活計劃同時在過渡性房屋區內設置社區共享空間，與團體合辦活動，亦設「家庭能力顧問」職位為每個參加計劃的家庭提供兩年支援，一同制定家庭發展計劃，資助每戶最高兩萬元實踐，例如支付再培訓課程，學習駕車、美容、咖啡製作和用電腦等。亦與銀行合作提供較高利息的儲蓄計劃，輔助建立投資習慣。
在荃灣海興路過渡性房屋項目「仁濟軒」擔任家庭能力顧問的黃瑩（Sharon）解釋，她和同事會邀請新住戶加入計劃，通常反應都正面，因為父母一般都想為子女成長和生涯及早打算。仁濟軒共有約200戶，約600居民；新生活計劃在參加者中挑選80戶作為「實驗組」，全面參與計劃活動，並在一定時間後與其餘僅參與部分計劃活動的「對照組」作對比，檢討成效。計劃主要檢視每戶中主要掙取收入的成員，各方面能力有否提升，如入息水平、就業能力、家庭關係和精神健康等。
Sharon說，新生活計劃處理家庭個案的方法，與她以往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所用的不同。因為常駐仁濟軒，她能較長時間觀察、接觸各家庭成員，和理解他們的強弱項和關係，比起僅僅回應表徵問題（如夫妻經常吵架，便勸喻心平氣和）的做法更全面。新生活計劃與城市大學合作，為家庭能力顧問設立家庭能力框架，分為7項，包括「心」（關愛及同理心）、「富」（理財及創富能力）、「健」（身心靈健康）等；形成一個蜘蛛網圖，希望最終每家的能力都成最大的七邊形。
計劃一般會為參加者提供上述服務兩年，一來為驗證成效，二來為成本效益。Winnie說，「不再是一時做這樣，隔一段時間又做另外一樣，做很長時間，我們就嘗試用一個好有系統的介入」。但成效分析需時，Winnie說目前可透露的是有八成參加者開始有儲蓄習慣。
利用資源 組織活動紓緩壓力
當然，不論是何種扶貧模式，都需要有其他因素配合。扶貧協商小組（CGAP）及英國社會福利顧問公司Development Pathways成員曾分別撰文道，在農村脫貧模式之外，長遠扶貧仍仰賴整全的社會保障機制。
仁濟軒單位主管陳泳賢從前從事青少年服務，自去年4月調駐過渡性房屋。他在仁濟軒發起歌唱、結他、鼓和樂團訓練班，從而接觸住戶，建立關係，幫助他們紓緩壓力和建立自信。他也曾服務過劏房戶，在當區開辦歌唱班，但指在過渡性房屋做同樣的事，難度較低一點；他開玩笑說因為「住這裏沒得走嘛！」
街坊Sunny入住仁濟軒前，與三個子女在葵青區住月租7000元、僅100平方尺的劏房單位；搬到仁濟軒後租金約減半，單位面積大小增近一倍。她說除了住屋環境外，這裏鄰里關係和諧，又有職員舉辦不同遊覽香港的活動，去長洲和山頂等，為仍是新移民的她開闊視野；而孩子能有機會免費參加這裏的興趣班，是從前沒能力負擔的選項。仁濟軒首輪租住期為兩年，她會否擔心未來安家方向？Sunny說到時候再看看，目前正與Sharon商量怎樣才能建立儲蓄，以及學英文提升就業技能，希望從清潔員轉職銷售，「盡量做這段時間可以做到的事」。
的確，過渡性房屋有年期限制，項目約滿或租期結束，街坊便要搬走，只是基層住屋的臨時過渡方案。去年底記者採訪觀塘區劏房戶，多人表示不希望入住過渡性房屋後要「搬來搬去」。不過，陳Sir說起碼在居住期間，居所安全，不用怕老鼠、蟑螂和區內環境複雜。目前政府財政預算收緊，58間每年獲社會福利署撥款多於5000萬元的機構，要在2025/26起兩個年度，先後削減2%及3%撥款。陳Sir認為往後非政府的資助，如撥款新生活計劃的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未來對香港社會福利有關鍵作用。
「好現實，服務要做得好，是需要有資源。」就如歌唱班聽起來簡單，但不是每一個社工和團體都能有資源去做。賽馬會支持陳Sir組織音樂班，而街坊婦女及青少年參加踴躍，對他來說是一大鼓勵。「很多街坊剛來到（仁濟軒）的時候有很多壓力，因為照顧小朋友是她，上班掙錢是她，照顧家人也是她，沒有空間讓自己放鬆。我們組織活動，讓他釋放壓力，再慢慢建立社交、提升各方面能力。」輔以新生活計劃本身提供的活動，他對街坊將來搬離仁濟軒後的生活言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