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每年5月8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戰勝利紀念日，俄羅斯則在5月9日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這場戰爭對蘇聯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俄羅斯總統普京亦經常引用這段歷史，強調蘇聯對戰勝法西斯的貢獻，不忿西方淡化蘇聯角色。不過，對東歐前共產國家而言，5月8日雖然擺脫了納粹，卻迎來蘇聯的極權統治，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關於蘇聯歷史記憶之爭大概不會平息，但不妨趁機會讀讀蘇聯作家關於衛國戰爭的小說。戰爭，除了民族光榮外，還可以教曉我們什麼？
首先要向編輯及讀者致歉，〈星期日生活〉較早時推出共讀計劃，要我推介一本書，我沒有看清楚要求是要10天讀完，推薦了蘇聯作家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的著作《生活與命運》（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我讀的是著名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力岡先生的中譯本）。讀者看到附圖那本磚頭般的大書，大概覺得是開玩笑。的確，這本書不可能10天看完。不過，先別讓磚頭嚇倒，小說不少故事都可獨立成篇，可以隨意抽取一些章節來讀，例如主角維克托的猶太人母親安娜‧謝苗諾芙娜臨死前給兒子的長信；醫生索菲亞陪伴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又或德國戰俘集中營中托爾斯泰主義者伊康尼科夫對善惡的思考等等。這本小說可能不會令你急於追看下去，而是反覆玩味及思考。
二戰蘇聯眾生相
《生活與命運》並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小說。除了結構龐大、角色眾多，還牽涉蘇聯歷史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作者格羅斯曼曾擔任戰地記者，對戰場的描寫細膩而真實，有時令讀者難以跟上。小說以「衛國戰爭」為背景，聚焦斯大林格勒戰役，主要圍繞物理學家維克托一家的經歷展開，透過這個家庭，連繫起整個時代的不同場景與人物。
一時間，讀者置身烏克蘭見證猶太人遭屠殺的恐怖情景；轉眼又身處蘇聯勞改營，聆聽政治犯的低語；鏡頭一轉，又來到德軍戰俘營，聽見納粹軍官向蘇聯戰俘大談兩國體制的相似性；又或回到風平浪靜的莫斯科，看維克托與同事討論俄羅斯文學與時局；再一轉，已置身炮火紛飛的斯大林格勒巷戰之中。格羅斯曼關注的是大時代的小人物，這部小說就像展現蘇聯在二戰期間的眾生相。
為參與戰爭當記者
作者格羅斯曼的人生本身就是典型的蘇聯故事。他來自烏克蘭一個已俄化的猶太人家庭，在基輔求學，曾在烏克蘭東部礦場工作，之後當上作家。二戰前，他已目睹蘇聯的政治迫害：在大清洗中，無數作家被捕甚至處決，包括他妻子的作家前夫，妻子也因牽連曾被捕。為避免她與前夫所生的兩個孩子被送往專為政治犯孤兒而設的集中營，格羅斯曼收養了他們。德軍閃電入侵蘇聯時，格羅斯曼跟很多同胞一樣滿腔愛國熱情，立志參軍，卻因體檢不及格被拒。為了參與戰爭，他設法當上《紅星報》隨軍記者，親赴前線記錄戰爭。
蘇德兩國曾於1939年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但1941年6月德國閃擊蘇聯，迅速佔領大片國土，蘇聯全民動員，頑強抵抗。歷時4年多的衛國戰爭最終以納粹德國於1945年5月8日晚（莫斯科時間5月9日凌晨）無條件投降告終。
在東線戰場中，最關鍵且最血腥的戰役，正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這場戰役自1942年7月持續至1943年2月，德蘇雙方均不計代價投入。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今名伏爾加格勒Volgograd）不僅具有戰略價值，作為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其象徵意義更為重大。希特勒誓要攻陷此城；斯大林則下令死守，甚至不許平民撤離，工廠仍須繼續運作。德軍的地氈式轟炸將整座城市化為廢墟，蘇軍則在斷壁殘垣中死守，展開激烈巷戰。城中據點反覆易手，有時敵我僅一街之隔，甚至曾出現敵對士兵同藏一戰壕的情况。這場戰役的總傷亡人數，包括陣亡、受傷與被俘，估計高達200萬人。
格羅斯曼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見證者，斯大林格勒當時軍民齊心，不分階級抵抗外敵、戰爭的荒謬日常都令他留下深刻印象。除了斯大林格勒戰役，他也採訪過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納粹德軍暴行，是揭發納粹屠猶的早期見證人之一。在他眼中，蘇聯對抗納粹是正義之戰，但同時悲天憫人，要為戰爭的逝者發聲。1946年6月22日，他在《文學報》發表《緬懷逝者》一文，他提到國家在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犧牲，但強調數百萬人的死亡不能削弱每個生命的價值。他稱，納粹否定人性，而蘇聯的勝利重申了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他又稱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都如托爾斯泰等人均以捍衛基本而神聖的人權為己任。他總結道，捍衛人權正是文學的永恆使命。
納粹與斯大林主義一丘之貉？
跟當時不少理想主義者一樣，格羅斯曼期望打敗納粹後蘇聯可以放鬆意識形態的箝制，但期望很快便落空；納粹屠猶，斯大林的蘇聯亦同樣反猶，身為猶太人的格羅斯曼對此深有體會。二戰的經歷及二戰後蘇聯發展促使他反思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和對自由的渴望，這些都可見於《生活與命運》。
《生活與命運》的讀者相信不時為格羅斯曼揑一把汗。小說大膽將納粹跟斯大林主義視為一丘之貉，通過政治犯、前線士兵、普通人之口歌頌自由之無價及生命的尊嚴，拒絕極權的壓制。格羅斯曼認為戰時的斯大林格勒有靈魂，它的靈魂便是自由。格羅斯曼筆下，斯大林格勒軍民不用莫斯科指揮，上下一心抗敵，為的便是自由。小說花了不少筆墨描述守衛「6-1號」樓的士兵，他們視死如歸早已擺脫了恐懼，不僅不怕德軍，連莫斯科的權威也不怕，自由談論政治，批評集體農場和大清洗。士兵的指揮明言，他們作戰是為了自由，暗示這不僅限於打敗德國，還要擺脫極權統治。
格羅斯曼把個人的自由放於任何集體之上，他雖然肯定戰時的民族意識，但強調：「這是人的尊嚴、人對自由的嚮往、人對善良的信賴，只不過表現在民族意識的形式中。」
《生活與命運》對格羅斯曼而言是十分個人的小說。主角維克托是格羅斯曼的化身，他與作者一樣是猶太人，母親同樣在納粹佔領烏克蘭期間失蹤。母親之死成為格羅斯曼終生揮之不去的痛。他透過《生活與命運》讓母親再活一次。小說細緻描寫維克托的母親與其他猶太人如何在一夜之間被鄰居出賣、遭隔離，如何在物資匱乏中彼此扶持，直至迎來命運的終局。維克托比格羅斯曼幸運，他的母親在臨終前將一封信託人偷偷帶出猶太人隔離區，信也成為維克托生命中重要的支柱與精神寄託。
小說曾被囚禁
斯大林1953年逝世，格羅斯曼1960年將《生活與命運》寄給出版社，出版社讀後大驚，拒絕出版之餘還通風報信。KGB（蘇聯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上門將小說手稿及筆記充公。當局指他的小說反蘇聯，揚言250年都不能出版。格羅斯曼給赫魯曉夫寫信，要求還他的小說自由，自言為之付出生命的小說被囚禁令他大受打擊，「因為書是我寫的，我沒有放棄它，我也不會放棄它……我要求還我的書自由」。格羅斯曼1964年病逝，猶幸他早把手稿副本交給朋友保存，朋友在1980年把副本偷運出國，英譯本及法譯本得以出版，旋即轟動。蘇聯要到1987年才出版這部小說。
力岡先生在中譯本序中說，看過這部小說「能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未看這部小說前或許會覺得誇張，不過，看過之後方知此言非虛。這部以衛國戰爭為背景的小說，意義超越國界。在黑暗的歲月中，善良還可能存在嗎？格羅斯曼在小說中透過許多小人物的行動，說明即使戰爭如此殘酷，人性仍未全然泯滅。這些善不依賴於崇高的理念、動人的言辭，甚至未必出於深思熟慮，而是源自人對生命的珍惜。書中通過一名因為宣揚憐憫而先後遭蘇聯和德國囚禁的托爾斯泰主義者之口，對善惡深刻地反思，指善良不應來自偉大的思想或宗教信仰；因為一旦制度化、教條化，善便轉化為另一種惡。真正的善，往往呈現於一些看似微不足道、難以言喻的人類行為，例如在一名蘇聯老婦竟悉心照料一名受傷的納粹士兵。在格羅斯曼看來，這類不為任何偉大目標服務的善行，才最能證明人性的善。只要這樣的善仍存在於人間，惡就無法徹底勝利。他寫道：「人類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鬥爭；人類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碾碎人性種子的鬥爭。但是，如果人性仍未被摧毁，那麼，惡就永遠不可能真正勝利。」這或者便是戰爭的教訓。
